不言而喻，她這一番內心活動和案情真相的直白與分析，對戈爾什科夫並沒有產生教育作用，他隻是變得更加厲害地發狠動怒了。可是塔尼婭很高興，她向他說了她想說的一切，她覺得輕鬆一點兒了。
塔尼婭將預審進行到底，並擬寫好起訴書，她很高興地看著戈爾什科夫讀這份有很多頁的冗長文件。他讀得很慢，並不是因為他在深思熟慮，他的閱讀能力實在太差。
“算啦，”被告人把起訴書用力地扔到桌子上，威脅說，“我還會找你算帳的，混蛋。判多少年，我蹲多少年，完了我會找你的，塔尼婭。說不定在審判時我會走運，那咱們就會很快再見麵的。所以，親愛的，你等著我吧，我會迴來的。別忘了洗澡，我可不喜歡骯髒女人。”
戈爾什科夫在法庭上沒有走運，依據其全部罪行判他七年徒刑。塔尼婭有先見之明，在勞改營裏他也不走運，因為勞改隊裏最有權威的犯人具有製服所有強暴犯和姦淫犯的非常厲害的手段。為了自衛和保護自己，戈爾什科夫把一個人整成殘廢了，他又得了新加的刑期。
“我打聽過了，”塔尼婭說，“戈爾什科夫·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一九六九年生，於今年五月在被剝奪自由服刑改造的監獄中獲釋。他出了勞改營，似乎前往特韋爾州了，但沒有來到該州。他的所在地尚不清楚。”
辦公室裏一片寂靜。娜斯佳和科羅特科夫同情地看著塔尼婭，米沙·多岑科目不轉睛地盯著桌子上的一頁紙，上麵是對谘詢問題的答覆。特韋爾州與莫斯科接壤，相距很近。
“塔尼婭·格裏戈裏耶夫娜，”他問，他通常叫她的名字和父稱，“這個戈爾什科夫像是殺人兇手嗎?我總覺得，性心理變態者是一迴事，而殺人兇犯嘛，也許就是另外一迴事啦。這是不同類型的人。”
“你別這麽說，”科羅特科夫擺擺手，“像——不像……這都是咱們在辦公室裏的思考。再說啦，你按知識分子的說法稱他為性心理變態者，我以布爾什維克的直率叫他是性慾躁狂者，我是正確的。一個人成了躁狂者，就會長期保持，可以說，會保持一生。他的躁狂症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表現出來。難道不是這樣嗎?喂，娜斯佳，你說說我的看法正確嗎?”
“我不知道，”娜斯佳搖搖頭，“這事應該問專家。”
“這和專家有什麽關係?”科羅特科夫仍然很激動，“難道我們知道的性躁狂殺人犯還少嗎?一個外號叫蟒蛇的戈洛夫金，他的罪行造成的損害多麽慘重啊，我根本不去說那個奇卡季洛啦。他要體驗奇特的性感受，結果弄出了一大堆被他殘害得不成樣子的屍體。這就是全部事實。塔尼婭，有戈爾什科夫的照片嗎?”
“找得到。但需要時間……可以向他父母親要一些業餘攝影照片，可是那些照片上他最大才有十七歲，而現在他二十九歲了，又在勞改營裏經歷了那麽多年，對辨認現在的戈爾什科夫而言，那些照片毫無意義。”
“說得對，”多岑科接著塔尼婭的意思說，“但是可以在勞改營要一些他最近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勞改營為他辦理釋放證件用的。這些照片都是死氣呆板的，又不知道他現在是什麽樣的髮型，但是用電腦能做出幾種模樣的照片。咱們不妨試一試……”
“試什麽呀?”
科羅特科夫打斷了他，話音裏明顯地流露出失望的情緒，“我們能把這張照片出示給阿爾巴特街上電視衛星中轉節目的所有參加者嗎?第一，我們得花一年才能把他們召集起來;第二，這樣做不會有什麽用。譬如說吧，任何人都想不起來他。這也決不意味著，他那時確實不在場。再假如說，有人想起了他。那又怎麽樣?我們就會知道跟咱們耍花招的就是他，這又有什麽意義呢?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我們不知道在哪裏搜尋他。我們當然能夠發布告通緝他，但是希望不大。需要好主意呀。”
好主意。哪能想出好主意呀?塔尼婭想的是，現在是晚上十一點半，她還坐在彼得羅夫卡的辦公室裏，在她還沒有到外麵大街上的時候，她沒有什麽危險。可是她不可能永遠坐在這兒。更糟糕的是她未必會認出戈爾什科夫，即使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車、電車和地鐵車廂裏，他就在她的身邊。十一年過去了，在這十一年期間，有多少受審訊的人經過偵查員塔尼婭·奧布拉茲佐娃的手處理呀，他們在她的記憶中已經變成一張張模糊的麵孔。有的人她記得非常清楚，有的人她不完全記得了。然而在十一年之後，要辨認這個人，就必須記住他的麵孔和麵部表情的具體特徵。不幸的是此人相貌的具體特徵卻偏偏模糊不清了……
娜斯佳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
“你記得清他的那張臉嗎?”她問。
塔尼婭搖搖頭。
“隻記得總體形象。我對他要麽根本認不出來，要麽得在所有的人當中一個接一個地辨認。”
“明白了。那麽隻有一個辦法：從內部搜尋他。”
“從內部?”科羅特科夫反問道，“你指的是什麽?”
“戈爾什科夫本人呀。他有自己的計劃，有莫名其妙的想法。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塔尼婭，考慮到她一個著名作家的聲望，這並不困難。找到並……總而言之，這很清楚。但是他不這麽做。他開始排演一部悲劇，自己既是導演又是演員。就是說，他有所圖。圖什麽?這兒在場的所有人當中，隻有塔尼婭一人同他打過交道，還是長期打交道，隻有她多多少少了解他的性格和思維方式。也隻有他能夠想到和迴答這個問題：他圖什麽?如果我們能弄清楚這個問題，那我們就能想出辦法給戈爾什科夫想要的東西，從而製止他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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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婭將預審進行到底，並擬寫好起訴書，她很高興地看著戈爾什科夫讀這份有很多頁的冗長文件。他讀得很慢，並不是因為他在深思熟慮，他的閱讀能力實在太差。
“算啦，”被告人把起訴書用力地扔到桌子上，威脅說，“我還會找你算帳的，混蛋。判多少年，我蹲多少年，完了我會找你的，塔尼婭。說不定在審判時我會走運，那咱們就會很快再見麵的。所以，親愛的，你等著我吧，我會迴來的。別忘了洗澡，我可不喜歡骯髒女人。”
戈爾什科夫在法庭上沒有走運，依據其全部罪行判他七年徒刑。塔尼婭有先見之明，在勞改營裏他也不走運，因為勞改隊裏最有權威的犯人具有製服所有強暴犯和姦淫犯的非常厲害的手段。為了自衛和保護自己，戈爾什科夫把一個人整成殘廢了，他又得了新加的刑期。
“我打聽過了，”塔尼婭說，“戈爾什科夫·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一九六九年生，於今年五月在被剝奪自由服刑改造的監獄中獲釋。他出了勞改營，似乎前往特韋爾州了，但沒有來到該州。他的所在地尚不清楚。”
辦公室裏一片寂靜。娜斯佳和科羅特科夫同情地看著塔尼婭，米沙·多岑科目不轉睛地盯著桌子上的一頁紙，上麵是對谘詢問題的答覆。特韋爾州與莫斯科接壤，相距很近。
“塔尼婭·格裏戈裏耶夫娜，”他問，他通常叫她的名字和父稱，“這個戈爾什科夫像是殺人兇手嗎?我總覺得，性心理變態者是一迴事，而殺人兇犯嘛，也許就是另外一迴事啦。這是不同類型的人。”
“你別這麽說，”科羅特科夫擺擺手，“像——不像……這都是咱們在辦公室裏的思考。再說啦，你按知識分子的說法稱他為性心理變態者，我以布爾什維克的直率叫他是性慾躁狂者，我是正確的。一個人成了躁狂者，就會長期保持，可以說，會保持一生。他的躁狂症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表現出來。難道不是這樣嗎?喂，娜斯佳，你說說我的看法正確嗎?”
“我不知道，”娜斯佳搖搖頭，“這事應該問專家。”
“這和專家有什麽關係?”科羅特科夫仍然很激動，“難道我們知道的性躁狂殺人犯還少嗎?一個外號叫蟒蛇的戈洛夫金，他的罪行造成的損害多麽慘重啊，我根本不去說那個奇卡季洛啦。他要體驗奇特的性感受，結果弄出了一大堆被他殘害得不成樣子的屍體。這就是全部事實。塔尼婭，有戈爾什科夫的照片嗎?”
“找得到。但需要時間……可以向他父母親要一些業餘攝影照片，可是那些照片上他最大才有十七歲，而現在他二十九歲了，又在勞改營裏經歷了那麽多年，對辨認現在的戈爾什科夫而言，那些照片毫無意義。”
“說得對，”多岑科接著塔尼婭的意思說，“但是可以在勞改營要一些他最近的照片，這些照片是勞改營為他辦理釋放證件用的。這些照片都是死氣呆板的，又不知道他現在是什麽樣的髮型，但是用電腦能做出幾種模樣的照片。咱們不妨試一試……”
“試什麽呀?”
科羅特科夫打斷了他，話音裏明顯地流露出失望的情緒，“我們能把這張照片出示給阿爾巴特街上電視衛星中轉節目的所有參加者嗎?第一，我們得花一年才能把他們召集起來;第二，這樣做不會有什麽用。譬如說吧，任何人都想不起來他。這也決不意味著，他那時確實不在場。再假如說，有人想起了他。那又怎麽樣?我們就會知道跟咱們耍花招的就是他，這又有什麽意義呢?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我們不知道在哪裏搜尋他。我們當然能夠發布告通緝他，但是希望不大。需要好主意呀。”
好主意。哪能想出好主意呀?塔尼婭想的是，現在是晚上十一點半，她還坐在彼得羅夫卡的辦公室裏，在她還沒有到外麵大街上的時候，她沒有什麽危險。可是她不可能永遠坐在這兒。更糟糕的是她未必會認出戈爾什科夫，即使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車、電車和地鐵車廂裏，他就在她的身邊。十一年過去了，在這十一年期間，有多少受審訊的人經過偵查員塔尼婭·奧布拉茲佐娃的手處理呀，他們在她的記憶中已經變成一張張模糊的麵孔。有的人她記得非常清楚，有的人她不完全記得了。然而在十一年之後，要辨認這個人，就必須記住他的麵孔和麵部表情的具體特徵。不幸的是此人相貌的具體特徵卻偏偏模糊不清了……
娜斯佳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
“你記得清他的那張臉嗎?”她問。
塔尼婭搖搖頭。
“隻記得總體形象。我對他要麽根本認不出來，要麽得在所有的人當中一個接一個地辨認。”
“明白了。那麽隻有一個辦法：從內部搜尋他。”
“從內部?”科羅特科夫反問道，“你指的是什麽?”
“戈爾什科夫本人呀。他有自己的計劃，有莫名其妙的想法。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塔尼婭，考慮到她一個著名作家的聲望，這並不困難。找到並……總而言之，這很清楚。但是他不這麽做。他開始排演一部悲劇，自己既是導演又是演員。就是說，他有所圖。圖什麽?這兒在場的所有人當中，隻有塔尼婭一人同他打過交道，還是長期打交道，隻有她多多少少了解他的性格和思維方式。也隻有他能夠想到和迴答這個問題：他圖什麽?如果我們能弄清楚這個問題，那我們就能想出辦法給戈爾什科夫想要的東西，從而製止他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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