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世香拿迴我們的糖紙來到院裏，在院子門口，我把我精心「打扮」過的那一千張紙扔向天空，任它們像彩蝶一樣隨風飄去。我長大了，在讀了許多書識了許多字之後，每逢看見「欺騙」這個詞，總是馬上聯想起「表姑」這個詞。兩個詞是如此緊密地在我意識深處挨著，歲月的流逝也不曾將它們徹底分離，讓我相信大人輕易之間就能夠深深傷害孩子，而那深深的傷害會永遠地藏進孩子的記憶。
孩子是可以批評的，孩子是可以責怪的，但孩子是不可以欺騙的，欺騙本是最深重的傷害。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可所有的大人不都是從孩童時代走來麽？ 你的腦子有時像一團飄浮不定的雲，有時又像一塊冥頑不化的岩石。你卻要去追趕你的飄浮，錛鑿你的冥頑。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這實在應該感謝你冥頑不化、顛撲不滅的飄浮，還有相應的機遇和必要的狡黠。
於是，你突然會講一口流利的外語了，你突然會遊泳了，你突然會應酬了，你突然會烤麵包了。
我父親從幹校迴來，總說他是靠了一個偶然的機遇：廬山又開了一個什麽會，陳伯達也倒了，影響到當時中國的一個方麵，幹校亂了，探親的、託病的、照顧兒女的……他們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幹校便把他們忘了。父親的脫離幹校是託病，那時他真有病，在幹校得了一種叫做陣發性心房纖顫的病，犯起來心髒亂跳，心電圖上顯示著心律的絕對不規律。父親的迴家使我和妹妹也從外地親戚家迴到了他身邊，那時我十三歲，妹妹六歲。母親像是作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幹校。
那時的父親是個安分的人，又是個不安分的人。在大風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這使得軍宣隊、工宣隊找他談話時總是說「像你這樣有修養的人」、「像你這種有身份的人」當如何如何，話裏有褒也有貶。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沒有受到大的磕碰。關於他的大字報倒是有過，他說那是因為有人看上了他那個位置，其實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級劇院的舞美設計兼代理隊長。於是便有人在大字報上說他不姓鐵，姓「修」，根據是他有一輛蘇聯自行車，一台蘇聯收音機，一隻蘇聯鬧鍾，一塊蘇聯手錶。為了證明這存在的真實性，大字報連這四種東西的牌子都作了公布，它們依次是：「吉勒」、「東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後父親對我說，「不知為什麽那麽巧，還真都是蘇聯的。」
這大字報震動不大，對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轟炸。又有大字報說：幹校有個不到四十歲的國民黨員，挖出來準能把人嚇一跳，因為「此人平時裝得極有身份」。大字報沒有指名道姓，父親也沒在意。下邊卻有人提醒他了：「老鐵，你得注意點，那大字報有所指。」父親這才感到一陣緊張。但他並不害怕，因為他雖有四件「蘇修」貨卻和國民黨不沾邊。當又有人在會上借那大字報旁敲側擊時，他火了，說：「我見過日本鬼子見過偽軍，就是沒見過國民黨。」他確實沒見過國民黨，他生在農村，日本投降後老家便是解放區了。鬼子偽軍他見過，可那時他是兒童團長。
大字報風波過去了，父親便又安分起來。後來他請病假長期不歸也無人問津，或許也和他給人的安分印象有關。
父親把我們接迴家，帶著心房纖顫的毛病，卻變得不安分起來：他刷房、裝檯燈、做櫃子、刨案板、翻舊書舊畫報，還研製麵包。
麵包那時對於人是多麽的高不可攀。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對它的不可企及，因此這研製就帶出了幾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資產階級一步步靠近。許多年後我像個記者一樣問父親：「當時您的研製契機是什麽？」
「這很難說。一種嚮往吧。」他說。
「那麽，您有沒有理論或實踐根據？比如說您烙餅，您一定見過別人烙餅。」
「沒有。」
「那麽您是純屬空想？」
「純屬空想。」
「您為什麽單選擇了麵包？」
「它能使你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
父親比著蜂窩煤爐盤的大小做了一個有門、門內有抽屜的鐵盒子，然後把這盒子扣在爐上燒一陣，挖塊蒸饅頭的自然發酵麵團放進抽屜裏烤，我們都以為這便是麵包了。父親、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爐前等著麵包的出爐，臉被烤得通紅。父親不時用身子擋住我們的視線拉開抽屜看看，想給我們個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見這正被烘烤著的麵團，隻能注視父親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曖昧的，隻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半天，這麵包不得不出爐了，我和妹妹一陣興奮。然而父親卻顯不出興奮，顯然他早已窺見了那個被烤得又糊又硬的黑麵團。掰開聞聞，一股醋酸味兒撲鼻而來。他訕訕地笑著，告訴我們那是因為爐子的溫度不夠，麵團在裏邊烘烤得太久的緣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著那鐵盒子說：「這爐子。」父親不讓她敲，說，他還得改進。過後他在那盒子裏糊了很厚一層黃泥說：「沒看見嗎？街上烤白薯的爐裏都有泥，為了增加溫度。」再烤時，泥被烤下來，掉在鐵抽屜裏。
後來他扔掉那盒子便畫起圖來。他畫了一個新烤爐，立麵、剖麵都有，標上嚴格的尺寸，標上鐵板所需的厚度。他會畫圖，布景設計師都要把自己的設計構想畫成氣氛圖和製作圖。他畫成後便騎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爐匠，一個小爐匠接了這份活兒，為他打製了一個新爐子。新烤爐被扣在火爐上，父親又撕塊麵團放進去。我和妹妹再觀察他的表情時，他似有把握地說：「嗯，差不多。」
麵包出爐了，顏色真有點像，這足夠我們歡騰一陣了。父親噓著氣把這個尚在燙手的熱團掰開，顯然他又遇到了麻煩——他掰得很困難。但他還是各分一塊給我們，自己也留一塊放在嘴裏嚼嚼說：「怎麽？烤饅頭味兒。」我和妹妹都嘎嘎嚼著那層又厚又脆的硬皮，隻覺得很香，但不像麵包。
我們也不說話。後來父親消沉了好一陣，整天翻他的舊書舊畫報，爐子被擱置門後，上麵扔著白菜土豆。
一次，他翻出一本《蘇聯婦女》對我說：「看，麵包。」我看到一麵掛著花窗簾的窗戶，窗前是一張闊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鮮花，有擺得好看的菜餚，還有一盤排列整齊的麵包。和父親烤出的麵包相比，我感到它們格外的蓬鬆、柔軟。
也許是由於畫報上麵包的誘發，第二天父親從商店裏買迴幾隻又幹又黑的圓麵包。那時我們這個城市有家被稱作「一食品」的食品廠，生產這種被稱作麵包的麵包。不過它到底有別於饅頭的味道。我們分吃著，議論、分析著麵包為什麽稱其為麵包，我們都發言。
那次的議論使父親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這表叔在一個鄉間教堂裏，曾給一位瑞典牧師做過廚師。後來這牧師迴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農民。父親專程找到了他，但據表叔說，這位北歐傳道者對麵包很不注重，平時隻吃些土豆蘸鹽。表叔迴憶了他對麵包的製作，聽來也屬於烤饅頭之類。這遠不是父親的追求。從表叔那裏他隻帶迴半本西餐食譜，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鉸了鞋樣。麵包部分還在，但製作方法卻寫得漫無邊際，比如書中指出：發麵時需要「幹酵母粉一杯」。且不說這杯到底意味著多大的容積，單說那幹酵母粉，當時對於一個中國家庭來說大概就如同原子對撞，如同搖滾音樂，如同皮爾·卡丹吧？再說那書翻譯之原始，還把「三明治」翻作「薩貴赤」。
一天，父親終於又從外麵帶迴了新的興奮。他進門就高喊著說：「知道了，知道了，麵包發酵得用酒花，和蒸饅頭根本不是一迴事。真是的。」我聽著酒花這個奇怪的名字問他那是一種什麽東西，他說他也沒有見過。想了想他又說：「大概像中藥吧。」我問他是從哪裏聽說的。他說，他在汽車站等汽車，聽見兩個中年婦女在聊天，一個問一個說，多年不見了，現時在哪兒上班；另一個迴答在「一食品」麵包車間。後來父親便和這個「一食品」的女工聊起來。
那天，酒花使父親一夜沒睡好。第二天他便遠征那個「一食品」找到了那東西。當然，平白無故從一個廠家挖掘原料是要費一番周折的。為此他狡黠地隱瞞了自己這詭秘而寒酸的事業，隻說找這酒花是為了配藥，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邊雲山霧海地幫些倒忙，說這是從新疆「進口」的，以示它購進之不易。但父親總算圓滿了起初就把這東西作為藥材的想像。
「很貴呢」他舉著一個中藥包大小的紙包給我看，「就這一點，六塊錢。」
那天他還妄圖參觀「一食品」的麵包車間，但被謝絕了，那時包括麵包在內的糕點製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訴了他這東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斷一年多的麵包事業又繼續起來。
他用酒花煮水燙麵、發酵、接麵、再發酵、再接麵、再發酵……完成一個程序要兩天兩夜的時間。為了按要求嚴格掌握時間，他把他的「和平」鬧鍾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鈴，他也要起床接麵。為了那嚴格的溫度，他把個麵盆一會兒用被子蓋嚴，一會兒又移在爐火旁邊，拿支溫度表放在盆內不時查看。
一天晚上他終於從那個新烤爐裏拽出一隻灼手的鐵盤，鐵盤裏排列著六隻小圓麵包。他墊著屜布將灼手的鐵盤舉到我們麵前說：「看，快看，誰知道這叫什麽？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著他那連烤帶激動的臉色，想起大人經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話：燒包。
父親是燒包了，假如一個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話，我是未嚐不可這樣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鐵盤裏發生了什麽事，放下正在寫著的作業就奔了過去。妹妹為等這難以出爐的麵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現在也立刻精神起來。父親發給我們每人一隻說：「嚐呀，快嚐呀，怎麽不嚐？」他執意要把這個鑑定的權利讓給我們。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徹底脫離了饅頭的屬性；第二，顏色和光澤均屬正常。不足之處還是它的鬆軟度。
不用說，最為心中有數的還是父親。
之後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幹脆把這位麵包的狂熱者介紹給那廠裏的一位劉姓技師。他從劉技師那裏了解到一些關鍵所在，比如發酵後入爐前的醒麵，以及醒麵時除了一絲不苟的溫度，還有更嚴格的溫度。
後來，當父親確信他的麵包足已超過了「一食品」（這城市根本沒有「二食品」）所生產的麵包時，他用張幹淨白紙將一個麵包包好，親自送到那麵包師家去鑑定。父親迴憶當時的情景說，那個晚上劉技師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裏吃晚飯，他們麵前是一個大鐵鍋，鍋裏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麵粥，旁邊還有一碗老鹹菜，僅此而已。一個麵包師的晚餐給他終生留下了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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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可以批評的，孩子是可以責怪的，但孩子是不可以欺騙的，欺騙本是最深重的傷害。我們已經長大成人，可所有的大人不都是從孩童時代走來麽？ 你的腦子有時像一團飄浮不定的雲，有時又像一塊冥頑不化的岩石。你卻要去追趕你的飄浮，錛鑿你的冥頑。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這實在應該感謝你冥頑不化、顛撲不滅的飄浮，還有相應的機遇和必要的狡黠。
於是，你突然會講一口流利的外語了，你突然會遊泳了，你突然會應酬了，你突然會烤麵包了。
我父親從幹校迴來，總說他是靠了一個偶然的機遇：廬山又開了一個什麽會，陳伯達也倒了，影響到當時中國的一個方麵，幹校亂了，探親的、託病的、照顧兒女的……他們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幹校便把他們忘了。父親的脫離幹校是託病，那時他真有病，在幹校得了一種叫做陣發性心房纖顫的病，犯起來心髒亂跳，心電圖上顯示著心律的絕對不規律。父親的迴家使我和妹妹也從外地親戚家迴到了他身邊，那時我十三歲，妹妹六歲。母親像是作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幹校。
那時的父親是個安分的人，又是個不安分的人。在大風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這使得軍宣隊、工宣隊找他談話時總是說「像你這樣有修養的人」、「像你這種有身份的人」當如何如何，話裏有褒也有貶。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沒有受到大的磕碰。關於他的大字報倒是有過，他說那是因為有人看上了他那個位置，其實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級劇院的舞美設計兼代理隊長。於是便有人在大字報上說他不姓鐵，姓「修」，根據是他有一輛蘇聯自行車，一台蘇聯收音機，一隻蘇聯鬧鍾，一塊蘇聯手錶。為了證明這存在的真實性，大字報連這四種東西的牌子都作了公布，它們依次是：「吉勒」、「東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後父親對我說，「不知為什麽那麽巧，還真都是蘇聯的。」
這大字報震動不大，對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轟炸。又有大字報說：幹校有個不到四十歲的國民黨員，挖出來準能把人嚇一跳，因為「此人平時裝得極有身份」。大字報沒有指名道姓，父親也沒在意。下邊卻有人提醒他了：「老鐵，你得注意點，那大字報有所指。」父親這才感到一陣緊張。但他並不害怕，因為他雖有四件「蘇修」貨卻和國民黨不沾邊。當又有人在會上借那大字報旁敲側擊時，他火了，說：「我見過日本鬼子見過偽軍，就是沒見過國民黨。」他確實沒見過國民黨，他生在農村，日本投降後老家便是解放區了。鬼子偽軍他見過，可那時他是兒童團長。
大字報風波過去了，父親便又安分起來。後來他請病假長期不歸也無人問津，或許也和他給人的安分印象有關。
父親把我們接迴家，帶著心房纖顫的毛病，卻變得不安分起來：他刷房、裝檯燈、做櫃子、刨案板、翻舊書舊畫報，還研製麵包。
麵包那時對於人是多麽的高不可攀。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對它的不可企及，因此這研製就帶出了幾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資產階級一步步靠近。許多年後我像個記者一樣問父親：「當時您的研製契機是什麽？」
「這很難說。一種嚮往吧。」他說。
「那麽，您有沒有理論或實踐根據？比如說您烙餅，您一定見過別人烙餅。」
「沒有。」
「那麽您是純屬空想？」
「純屬空想。」
「您為什麽單選擇了麵包？」
「它能使你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
父親比著蜂窩煤爐盤的大小做了一個有門、門內有抽屜的鐵盒子，然後把這盒子扣在爐上燒一陣，挖塊蒸饅頭的自然發酵麵團放進抽屜裏烤，我們都以為這便是麵包了。父親、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爐前等著麵包的出爐，臉被烤得通紅。父親不時用身子擋住我們的視線拉開抽屜看看，想給我們個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見這正被烘烤著的麵團，隻能注視父親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曖昧的，隻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半天，這麵包不得不出爐了，我和妹妹一陣興奮。然而父親卻顯不出興奮，顯然他早已窺見了那個被烤得又糊又硬的黑麵團。掰開聞聞，一股醋酸味兒撲鼻而來。他訕訕地笑著，告訴我們那是因為爐子的溫度不夠，麵團在裏邊烘烤得太久的緣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著那鐵盒子說：「這爐子。」父親不讓她敲，說，他還得改進。過後他在那盒子裏糊了很厚一層黃泥說：「沒看見嗎？街上烤白薯的爐裏都有泥，為了增加溫度。」再烤時，泥被烤下來，掉在鐵抽屜裏。
後來他扔掉那盒子便畫起圖來。他畫了一個新烤爐，立麵、剖麵都有，標上嚴格的尺寸，標上鐵板所需的厚度。他會畫圖，布景設計師都要把自己的設計構想畫成氣氛圖和製作圖。他畫成後便騎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爐匠，一個小爐匠接了這份活兒，為他打製了一個新爐子。新烤爐被扣在火爐上，父親又撕塊麵團放進去。我和妹妹再觀察他的表情時，他似有把握地說：「嗯，差不多。」
麵包出爐了，顏色真有點像，這足夠我們歡騰一陣了。父親噓著氣把這個尚在燙手的熱團掰開，顯然他又遇到了麻煩——他掰得很困難。但他還是各分一塊給我們，自己也留一塊放在嘴裏嚼嚼說：「怎麽？烤饅頭味兒。」我和妹妹都嘎嘎嚼著那層又厚又脆的硬皮，隻覺得很香，但不像麵包。
我們也不說話。後來父親消沉了好一陣，整天翻他的舊書舊畫報，爐子被擱置門後，上麵扔著白菜土豆。
一次，他翻出一本《蘇聯婦女》對我說：「看，麵包。」我看到一麵掛著花窗簾的窗戶，窗前是一張闊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鮮花，有擺得好看的菜餚，還有一盤排列整齊的麵包。和父親烤出的麵包相比，我感到它們格外的蓬鬆、柔軟。
也許是由於畫報上麵包的誘發，第二天父親從商店裏買迴幾隻又幹又黑的圓麵包。那時我們這個城市有家被稱作「一食品」的食品廠，生產這種被稱作麵包的麵包。不過它到底有別於饅頭的味道。我們分吃著，議論、分析著麵包為什麽稱其為麵包，我們都發言。
那次的議論使父親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這表叔在一個鄉間教堂裏，曾給一位瑞典牧師做過廚師。後來這牧師迴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農民。父親專程找到了他，但據表叔說，這位北歐傳道者對麵包很不注重，平時隻吃些土豆蘸鹽。表叔迴憶了他對麵包的製作，聽來也屬於烤饅頭之類。這遠不是父親的追求。從表叔那裏他隻帶迴半本西餐食譜，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鉸了鞋樣。麵包部分還在，但製作方法卻寫得漫無邊際，比如書中指出：發麵時需要「幹酵母粉一杯」。且不說這杯到底意味著多大的容積，單說那幹酵母粉，當時對於一個中國家庭來說大概就如同原子對撞，如同搖滾音樂，如同皮爾·卡丹吧？再說那書翻譯之原始，還把「三明治」翻作「薩貴赤」。
一天，父親終於又從外麵帶迴了新的興奮。他進門就高喊著說：「知道了，知道了，麵包發酵得用酒花，和蒸饅頭根本不是一迴事。真是的。」我聽著酒花這個奇怪的名字問他那是一種什麽東西，他說他也沒有見過。想了想他又說：「大概像中藥吧。」我問他是從哪裏聽說的。他說，他在汽車站等汽車，聽見兩個中年婦女在聊天，一個問一個說，多年不見了，現時在哪兒上班；另一個迴答在「一食品」麵包車間。後來父親便和這個「一食品」的女工聊起來。
那天，酒花使父親一夜沒睡好。第二天他便遠征那個「一食品」找到了那東西。當然，平白無故從一個廠家挖掘原料是要費一番周折的。為此他狡黠地隱瞞了自己這詭秘而寒酸的事業，隻說找這酒花是為了配藥，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邊雲山霧海地幫些倒忙，說這是從新疆「進口」的，以示它購進之不易。但父親總算圓滿了起初就把這東西作為藥材的想像。
「很貴呢」他舉著一個中藥包大小的紙包給我看，「就這一點，六塊錢。」
那天他還妄圖參觀「一食品」的麵包車間，但被謝絕了，那時包括麵包在內的糕點製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訴了他這東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斷一年多的麵包事業又繼續起來。
他用酒花煮水燙麵、發酵、接麵、再發酵、再接麵、再發酵……完成一個程序要兩天兩夜的時間。為了按要求嚴格掌握時間，他把他的「和平」鬧鍾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鈴，他也要起床接麵。為了那嚴格的溫度，他把個麵盆一會兒用被子蓋嚴，一會兒又移在爐火旁邊，拿支溫度表放在盆內不時查看。
一天晚上他終於從那個新烤爐裏拽出一隻灼手的鐵盤，鐵盤裏排列著六隻小圓麵包。他墊著屜布將灼手的鐵盤舉到我們麵前說：「看，快看，誰知道這叫什麽？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著他那連烤帶激動的臉色，想起大人經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話：燒包。
父親是燒包了，假如一個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話，我是未嚐不可這樣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鐵盤裏發生了什麽事，放下正在寫著的作業就奔了過去。妹妹為等這難以出爐的麵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現在也立刻精神起來。父親發給我們每人一隻說：「嚐呀，快嚐呀，怎麽不嚐？」他執意要把這個鑑定的權利讓給我們。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徹底脫離了饅頭的屬性；第二，顏色和光澤均屬正常。不足之處還是它的鬆軟度。
不用說，最為心中有數的還是父親。
之後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幹脆把這位麵包的狂熱者介紹給那廠裏的一位劉姓技師。他從劉技師那裏了解到一些關鍵所在，比如發酵後入爐前的醒麵，以及醒麵時除了一絲不苟的溫度，還有更嚴格的溫度。
後來，當父親確信他的麵包足已超過了「一食品」（這城市根本沒有「二食品」）所生產的麵包時，他用張幹淨白紙將一個麵包包好，親自送到那麵包師家去鑑定。父親迴憶當時的情景說，那個晚上劉技師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裏吃晚飯，他們麵前是一個大鐵鍋，鍋裏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麵粥，旁邊還有一碗老鹹菜，僅此而已。一個麵包師的晚餐給他終生留下了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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