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協會，有一座河北文學館，館內一張孫犁先生青年時代的照片使很多人過目不忘。那是一張他在抗戰時期與戰友們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孫犁是靠邊且偏後的位置。他頭戴一頂山民的氈帽，目光敏感而又溫和，他熱情卻是靦腆地微笑著。對於今天的我們，對於隻同他見過四麵的我，這是一個遙遠的孫犁先生。然而不知為什麽，我越來越相信病床上那位蓋著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確已離我們遠去，切近真實，就在眼前的，是這位頭戴氈帽、有著靦腆神情的青年和他那些永遠也不會頹敗的篇章。 我記事以來的第一個女朋友，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鄰居，我叫她大榮姨。
那時候我三歲，生活在北京。大榮姨是個中學生，有一張圓臉，兩隻細長眼睛，鼻樑兩側生些雀斑。我不討厭她，她也特別喜歡我，經常在中午來到保姆奶奶家，自願哄我睡午覺，一邊給我講些羅嗦而又漫長的故事，也不顧我是否聽得懂。那些故事全被我遺忘了，至今隻記得有個故事中的一句話：「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什麽叫獅子路口呀？三歲的我竭力猜測著：一定是那個路口有獅子。獅子我是見過的，父母抱我去過動物園的獅虎山。但我從未向大榮姨證實過我的猜測，因為每當她講到「十字路口」時，我就快睡著了。夢中也沒有獅子，倒常常出現大榮姨那張快樂的圓臉。
我弄懂「十字路口」這個詞的含意是念小學以後的事。在上學、放學的路上，每當我和同學們走到十字路口，便會想起大榮姨故事中的那句話。真是的，三歲時我連十字路口都不明白。我站在十字路口，心中笑話自己。這時我已隨父母離開了北京，離開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榮姨。但我仍然願意在假期裏去北京看望她們。
小學二年級的暑假裏，我去北京看望了保姆奶奶和大榮姨。奶奶添了不少白頭髮，大榮姨是個地道的大人了，在副食店裏賣醬油———這使我略微有點失望。我總以為，一個會講「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賣醬油不可。但是大榮姨卻像從前一樣快樂，我和奶奶去她家時，見她正坐在一隻馬紮上編網兜，用紅色透明的玻璃絲。她問我喜歡不喜歡這種網兜，並告訴我，這是專門裝語錄本用的。北京的女孩子，很多人都在為語錄本編織小網兜，然後斜背在身上，或遊行，或開會，很帥，正時興呢。
那時的中國，已經到了人手一冊《毛主席語錄》的時期。我也擁有巴掌大的一本，覺得若是配以紅玻璃絲網兜背在肩上，一定非比尋常。現在想來，我那時的心態，正如同今日女孩子們渴盼一條新奇的裙子或一雙時髦的運動鞋那般焦灼了。我請大榮姨立刻給我編一個小網兜，大榮姨卻說編完手下這個才能給我編，因為手下這個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裏坐等。
我環顧四周，這才發現在不遠處的一張椅子上，坐著一位和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大榮姨手中的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這使我有點別扭。不知為什麽，此刻我很想在這個女孩子麵前顯示我和大榮姨之間的親密，用現在的話講，就是顯示我們的「夠哥們兒」。我說：「先給我編吧。」「那可不行。」大榮姨頭也不抬。
「為什麽不行？」
「因為別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還是我的大榮姨呢。」
「所以不能先給你編。」
「就得先給我編。」我口氣強硬起來，心裏卻忽然有些沉不住氣。
大榮姨也有點冒火的樣子，又說了一個「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兒了。看來她是真的不打算先給我編，但這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這使我在那陌生女孩子跟前出了醜，這還算朋友嗎？我嘟嘟嚷嚷地出了大榮姨的家，很有些悲憤欲絕，並一再想著，其實那小網兜用來裝語錄本，也不一定好看。
第二天早晨，當我一覺醒來，發現枕邊有一隻嶄新的玻璃絲網兜，那網兜的大小，恰好可裝一本六十四開《毛主席語錄》。保姆奶奶告訴我，這是大榮姨連夜給我編的，早晨送過來就上班去了。我撅著嘴不說話，奶奶說我不懂事，說凡事要講個先來後到，自家人不該和外人「嚼清」。
那麽，我是大榮姨的「自家人」了，我們是朋友。因為是朋友，她才會斷然拒絕我那「走後門」式的請求。我把那隻小網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時。雖然因為地理位置，因為局勢和其他，我再也未曾和大榮姨見過麵，但我們共度的美好時光卻使我難以忘懷。什麽時候能夠再次聽到朋友對你說「那可不行」呢。敢於直麵你的請求並且說「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們珍惜。
打那以後，直至我長大成人，便總是有意躲避那些內容空洞的「親熱」和形態誇張的「友好」。每每覺得，很多人在這親密的外殼中疲憊不堪地勞累著，你敢於為了說一個真實的「不」而去破壞這狀態嗎？在人們小心翼翼的疲憊中，遠離我們而去的，恰是友誼的真諦。
我想起那年夏季在挪威，隨我的丹麥朋友易德波一道去看她丈夫的妹妹。這位妹妹家住易卜生故鄉斯凱恩附近，經營著一個小農場。正是夕陽普照的時刻，當我們的車子停在農場主的紅房子跟前時，易德波的小姑首先迎了出來。那是一位有著深栗色頭髮的年輕婦女，身穿寬鬆的素色衣裙。這時易德波也從車上緩緩下來，向她的小姑走去。我以為她們會快步跑到一起擁抱、寒暄地熱鬧一陣，因為她們不常見麵，況且易德波又帶來了我這樣一個外國人。但是姑嫂二人都沒有奔跑，她們隻是彼此微笑著走近，在相距兩米左右站住了。然後她們都抱起胳膊肘，麵對麵地望著，寧靜、從容地交談起來，似乎是上午才碰過麵的兩個熟人。橙紅色的太陽籠罩著綠的糙地、紅的房子和農場的白色圍欄，籠罩著兩個北歐女人沉實、健壯的身軀，世界顯得異常溫馨和美。
那是一個令我感動的時刻，使我相信這對姑嫂是一對朋友。拉開距離的從容交談，不是比緊抱在一起誇張地唿喊更真實嗎？拉開了距離彼此才會看清對方的臉，彼此才會靜心享受世界的美好。
一位詩人告訴我，當你去別人家作客時，給你擺出糖果的若是朋友，為你端上一杯白開水的便是至交了。隻有白開水的清淡的平凡，才能使友人之間無所旁顧地共享好時光吧。
每當我結識一個新朋友，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賣醬油的大榮姨和那一對北歐的姑嫂，隻覺得能夠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絕和真切的清淡，實在是人生一種美妙的時光。 小學一年級的暑假裏，我去北京外婆家做客。正是「七歲八歲討人嫌」的年齡，外婆的四合院裏到處都有我的笑鬧聲。加之隔壁院子一個名叫世香的女孩子跑來和我做朋友，我們兩人的種種遊戲更使外婆家不得安寧了。
我們在院子裏跳皮筋，把青磚地跺得砰砰響；我們在棗樹下的方桌上玩「抓子兒」，「羊拐」撒在桌麵上一陣又一陣嘩啦啦啦、嘩啦啦啦；我們高舉著竹竿梆棗吃，青青的棗子滾得滿地都是；我們比賽著唱歌，你的聲音高，我的聲音就一定要高過你。外婆家一個被我稱做表姑的人對我們說：「你們知道不知道什麽叫累呀？」我和世香互相看看，沒有名堂地笑起來———雖然這問話沒有什麽好笑，但我們這一笑便是沒完沒了，上氣不接下氣。是啊，什麽叫累了？我們從來沒有思考過累的問題。有時候聽見大人說一聲「喔，累死我了！」我們會覺得那是因為他們是大人呀，「累」距離我們是多麽遙遠啊。
當我們終於笑得不笑了，表姑又說：「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紙麽，為什麽你們不花些時間攢糖紙呢？」我想起世香的確讓我參觀過她攢的一些糖紙，那是幾十張美麗的玻璃糖紙，被她夾在一本薄薄的書裏。可我既沒有對她的糖紙產生過興趣，也不打算重視表姑的話。表姑也是外婆的客人，她住在外婆家養病。
世香卻來了興致，她問表姑：「你為什麽讓我們攢糖紙呀？」表姑說糖紙攢多了可以換好東西，比方說一千張糖紙就能換一隻電動狗。我和世香被表姑的話驚呆了：我們都在百貨大樓見過這種新式的玩具，狗肚子裏裝上電池，一按開關，那毛茸茸的小狗就汪汪叫著向你走來。電動狗也許不會被今天的孩子所稀奇，但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國玩具單調、匱乏的時候，表姑的允諾足以使我們激動很久。那該是怎樣一筆財富，那該是怎樣一份快樂！更何況，這財富和快樂將由我們自己的勞動換來呢。
我迫不及待地問表姑糖紙攢夠了找誰去換狗，世香則細問表姑關於糖紙的花色都有什麽要求。表姑說一定要透明玻璃糖紙，每一張都必須平平展展，不能有皺褶。攢夠了交給表姑，然後表姑就能給我們電動狗。
一千張糖紙換一隻電動狗，我和世香若要一人一隻，就需要兩千張糖紙。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我們信心百倍。
從此我和世香再也不跳皮筋了，再也不梆棗吃了，再也不抓子兒了，再也不扯著嗓子比賽唱歌了。外婆的四合院安靜如初了，我們已開始尋找糖紙。
當各式各樣的奶糖、水果糖已被今日的孩子所厭倦時，從前的我們正對糖寄予著無限的興趣。你的衣兜裏並不是隨時有糖的，糖紙——特別是包裝高檔奶糖的玻璃糖紙也不是到處可見。我和世香先是把零花錢都買了糖——我們的錢也僅夠買幾十塊高級奶糖，然後我們突擊吃糖，也不顧糖把嗓子齁得生疼，糖紙總算到手了呀；我們走街串巷，尋找被人遺棄在犄角旮旯的糖紙，我們會追隨著一張隨風飄舞的糖紙在胡同裏一跑半天的；我們守候在食品店的糖果櫃檯前，耐心等待那些領著孩子前來買糖的大人，等待他們買糖之後剝開一塊放進孩子的嘴，那時我們會飛速撿起落在地上的糖紙，或是「上海太妃」，或是「奶油咖啡」；我們還曾經參加世香一個親戚的婚禮，婚禮上那滿地糖紙令我們欣喜若狂。我們多麽盼望所有的大人都在那些日子裏結婚，而所有的婚禮都會邀請我們！
我們把那些皺皺巴巴的糖紙帶迴家，泡在臉盆裏使它們舒展開來，然後一張一張貼在玻璃窗上，等待著它們幹後再輕輕揭下來，糖紙平整如新。
暑假就要結束了，我和世香每人都終於攢夠了一千張糖紙。在一個下午，表姑午睡起來坐著喝茶的時候，我們走到她跟前，獻上了兩千張糖紙。表姑不解地問我們這是幹什麽，我們說狗呢，我們的電動狗呢？表姑愣了一下，接著就笑起來，笑得沒完沒了，上氣不接下氣。待她笑得不笑了，才擦著笑出的淚花說：「表姑逗著你們玩哪，嫌你們老在院子裏鬧，不得清靜。」
世香看了我一眼，眼裏滿是悲憤和絕望，我覺得還有對我的藐視——畢竟，這個逗著我們玩的大人是我的表姑啊。這時我忽然有一種很累的感覺，我初次體味到大人們常說的累，原本就是胸膛裏那顆心的突然加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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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三歲，生活在北京。大榮姨是個中學生，有一張圓臉，兩隻細長眼睛，鼻樑兩側生些雀斑。我不討厭她，她也特別喜歡我，經常在中午來到保姆奶奶家，自願哄我睡午覺，一邊給我講些羅嗦而又漫長的故事，也不顧我是否聽得懂。那些故事全被我遺忘了，至今隻記得有個故事中的一句話：「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什麽叫獅子路口呀？三歲的我竭力猜測著：一定是那個路口有獅子。獅子我是見過的，父母抱我去過動物園的獅虎山。但我從未向大榮姨證實過我的猜測，因為每當她講到「十字路口」時，我就快睡著了。夢中也沒有獅子，倒常常出現大榮姨那張快樂的圓臉。
我弄懂「十字路口」這個詞的含意是念小學以後的事。在上學、放學的路上，每當我和同學們走到十字路口，便會想起大榮姨故事中的那句話。真是的，三歲時我連十字路口都不明白。我站在十字路口，心中笑話自己。這時我已隨父母離開了北京，離開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榮姨。但我仍然願意在假期裏去北京看望她們。
小學二年級的暑假裏，我去北京看望了保姆奶奶和大榮姨。奶奶添了不少白頭髮，大榮姨是個地道的大人了，在副食店裏賣醬油———這使我略微有點失望。我總以為，一個會講「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賣醬油不可。但是大榮姨卻像從前一樣快樂，我和奶奶去她家時，見她正坐在一隻馬紮上編網兜，用紅色透明的玻璃絲。她問我喜歡不喜歡這種網兜，並告訴我，這是專門裝語錄本用的。北京的女孩子，很多人都在為語錄本編織小網兜，然後斜背在身上，或遊行，或開會，很帥，正時興呢。
那時的中國，已經到了人手一冊《毛主席語錄》的時期。我也擁有巴掌大的一本，覺得若是配以紅玻璃絲網兜背在肩上，一定非比尋常。現在想來，我那時的心態，正如同今日女孩子們渴盼一條新奇的裙子或一雙時髦的運動鞋那般焦灼了。我請大榮姨立刻給我編一個小網兜，大榮姨卻說編完手下這個才能給我編，因為手下這個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裏坐等。
我環顧四周，這才發現在不遠處的一張椅子上，坐著一位和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大榮姨手中的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這使我有點別扭。不知為什麽，此刻我很想在這個女孩子麵前顯示我和大榮姨之間的親密，用現在的話講，就是顯示我們的「夠哥們兒」。我說：「先給我編吧。」「那可不行。」大榮姨頭也不抬。
「為什麽不行？」
「因為別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還是我的大榮姨呢。」
「所以不能先給你編。」
「就得先給我編。」我口氣強硬起來，心裏卻忽然有些沉不住氣。
大榮姨也有點冒火的樣子，又說了一個「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兒了。看來她是真的不打算先給我編，但這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這使我在那陌生女孩子跟前出了醜，這還算朋友嗎？我嘟嘟嚷嚷地出了大榮姨的家，很有些悲憤欲絕，並一再想著，其實那小網兜用來裝語錄本，也不一定好看。
第二天早晨，當我一覺醒來，發現枕邊有一隻嶄新的玻璃絲網兜，那網兜的大小，恰好可裝一本六十四開《毛主席語錄》。保姆奶奶告訴我，這是大榮姨連夜給我編的，早晨送過來就上班去了。我撅著嘴不說話，奶奶說我不懂事，說凡事要講個先來後到，自家人不該和外人「嚼清」。
那麽，我是大榮姨的「自家人」了，我們是朋友。因為是朋友，她才會斷然拒絕我那「走後門」式的請求。我把那隻小網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時。雖然因為地理位置，因為局勢和其他，我再也未曾和大榮姨見過麵，但我們共度的美好時光卻使我難以忘懷。什麽時候能夠再次聽到朋友對你說「那可不行」呢。敢於直麵你的請求並且說「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們珍惜。
打那以後，直至我長大成人，便總是有意躲避那些內容空洞的「親熱」和形態誇張的「友好」。每每覺得，很多人在這親密的外殼中疲憊不堪地勞累著，你敢於為了說一個真實的「不」而去破壞這狀態嗎？在人們小心翼翼的疲憊中，遠離我們而去的，恰是友誼的真諦。
我想起那年夏季在挪威，隨我的丹麥朋友易德波一道去看她丈夫的妹妹。這位妹妹家住易卜生故鄉斯凱恩附近，經營著一個小農場。正是夕陽普照的時刻，當我們的車子停在農場主的紅房子跟前時，易德波的小姑首先迎了出來。那是一位有著深栗色頭髮的年輕婦女，身穿寬鬆的素色衣裙。這時易德波也從車上緩緩下來，向她的小姑走去。我以為她們會快步跑到一起擁抱、寒暄地熱鬧一陣，因為她們不常見麵，況且易德波又帶來了我這樣一個外國人。但是姑嫂二人都沒有奔跑，她們隻是彼此微笑著走近，在相距兩米左右站住了。然後她們都抱起胳膊肘，麵對麵地望著，寧靜、從容地交談起來，似乎是上午才碰過麵的兩個熟人。橙紅色的太陽籠罩著綠的糙地、紅的房子和農場的白色圍欄，籠罩著兩個北歐女人沉實、健壯的身軀，世界顯得異常溫馨和美。
那是一個令我感動的時刻，使我相信這對姑嫂是一對朋友。拉開距離的從容交談，不是比緊抱在一起誇張地唿喊更真實嗎？拉開了距離彼此才會看清對方的臉，彼此才會靜心享受世界的美好。
一位詩人告訴我，當你去別人家作客時，給你擺出糖果的若是朋友，為你端上一杯白開水的便是至交了。隻有白開水的清淡的平凡，才能使友人之間無所旁顧地共享好時光吧。
每當我結識一個新朋友，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賣醬油的大榮姨和那一對北歐的姑嫂，隻覺得能夠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絕和真切的清淡，實在是人生一種美妙的時光。 小學一年級的暑假裏，我去北京外婆家做客。正是「七歲八歲討人嫌」的年齡，外婆的四合院裏到處都有我的笑鬧聲。加之隔壁院子一個名叫世香的女孩子跑來和我做朋友，我們兩人的種種遊戲更使外婆家不得安寧了。
我們在院子裏跳皮筋，把青磚地跺得砰砰響；我們在棗樹下的方桌上玩「抓子兒」，「羊拐」撒在桌麵上一陣又一陣嘩啦啦啦、嘩啦啦啦；我們高舉著竹竿梆棗吃，青青的棗子滾得滿地都是；我們比賽著唱歌，你的聲音高，我的聲音就一定要高過你。外婆家一個被我稱做表姑的人對我們說：「你們知道不知道什麽叫累呀？」我和世香互相看看，沒有名堂地笑起來———雖然這問話沒有什麽好笑，但我們這一笑便是沒完沒了，上氣不接下氣。是啊，什麽叫累了？我們從來沒有思考過累的問題。有時候聽見大人說一聲「喔，累死我了！」我們會覺得那是因為他們是大人呀，「累」距離我們是多麽遙遠啊。
當我們終於笑得不笑了，表姑又說：「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紙麽，為什麽你們不花些時間攢糖紙呢？」我想起世香的確讓我參觀過她攢的一些糖紙，那是幾十張美麗的玻璃糖紙，被她夾在一本薄薄的書裏。可我既沒有對她的糖紙產生過興趣，也不打算重視表姑的話。表姑也是外婆的客人，她住在外婆家養病。
世香卻來了興致，她問表姑：「你為什麽讓我們攢糖紙呀？」表姑說糖紙攢多了可以換好東西，比方說一千張糖紙就能換一隻電動狗。我和世香被表姑的話驚呆了：我們都在百貨大樓見過這種新式的玩具，狗肚子裏裝上電池，一按開關，那毛茸茸的小狗就汪汪叫著向你走來。電動狗也許不會被今天的孩子所稀奇，但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國玩具單調、匱乏的時候，表姑的允諾足以使我們激動很久。那該是怎樣一筆財富，那該是怎樣一份快樂！更何況，這財富和快樂將由我們自己的勞動換來呢。
我迫不及待地問表姑糖紙攢夠了找誰去換狗，世香則細問表姑關於糖紙的花色都有什麽要求。表姑說一定要透明玻璃糖紙，每一張都必須平平展展，不能有皺褶。攢夠了交給表姑，然後表姑就能給我們電動狗。
一千張糖紙換一隻電動狗，我和世香若要一人一隻，就需要兩千張糖紙。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我們信心百倍。
從此我和世香再也不跳皮筋了，再也不梆棗吃了，再也不抓子兒了，再也不扯著嗓子比賽唱歌了。外婆的四合院安靜如初了，我們已開始尋找糖紙。
當各式各樣的奶糖、水果糖已被今日的孩子所厭倦時，從前的我們正對糖寄予著無限的興趣。你的衣兜裏並不是隨時有糖的，糖紙——特別是包裝高檔奶糖的玻璃糖紙也不是到處可見。我和世香先是把零花錢都買了糖——我們的錢也僅夠買幾十塊高級奶糖，然後我們突擊吃糖，也不顧糖把嗓子齁得生疼，糖紙總算到手了呀；我們走街串巷，尋找被人遺棄在犄角旮旯的糖紙，我們會追隨著一張隨風飄舞的糖紙在胡同裏一跑半天的；我們守候在食品店的糖果櫃檯前，耐心等待那些領著孩子前來買糖的大人，等待他們買糖之後剝開一塊放進孩子的嘴，那時我們會飛速撿起落在地上的糖紙，或是「上海太妃」，或是「奶油咖啡」；我們還曾經參加世香一個親戚的婚禮，婚禮上那滿地糖紙令我們欣喜若狂。我們多麽盼望所有的大人都在那些日子裏結婚，而所有的婚禮都會邀請我們！
我們把那些皺皺巴巴的糖紙帶迴家，泡在臉盆裏使它們舒展開來，然後一張一張貼在玻璃窗上，等待著它們幹後再輕輕揭下來，糖紙平整如新。
暑假就要結束了，我和世香每人都終於攢夠了一千張糖紙。在一個下午，表姑午睡起來坐著喝茶的時候，我們走到她跟前，獻上了兩千張糖紙。表姑不解地問我們這是幹什麽，我們說狗呢，我們的電動狗呢？表姑愣了一下，接著就笑起來，笑得沒完沒了，上氣不接下氣。待她笑得不笑了，才擦著笑出的淚花說：「表姑逗著你們玩哪，嫌你們老在院子裏鬧，不得清靜。」
世香看了我一眼，眼裏滿是悲憤和絕望，我覺得還有對我的藐視——畢竟，這個逗著我們玩的大人是我的表姑啊。這時我忽然有一種很累的感覺，我初次體味到大人們常說的累，原本就是胸膛裏那顆心的突然加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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