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不少出身東南或者在東南任職過的官員而紛紛上疏，認為這樣的百姓就是刁民，應該予以嚴懲，楊繼盛要求地方州縣審理這些案子原本就是錯誤的。
真的從法理上說，確實是如此，畢竟朝廷清退投獻，是要將原來士紳們手中掌握的不納稅土地清退到原主的手中，並且限製官僚士紳們優免特權，從而增加朝廷的收入，至於土地退給何人，自然是要退給原主人的。
但是朱載坖顯然多想了一點，朱載坖並不呆，他很清楚，這個時候的衙門是個什麽情況。衙門口朝前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可不是開玩笑的，百姓對於官府是極為畏懼的，一般情況下不到萬不得已他們是不會願意狀告到官府的，而一下子這麽多百姓到官府告狀，這事本來就不正常，難道蘇鬆的百姓都是刁民嗎？
為此朱載坖不僅召集閣臣還有左都禦史葛守禮、薊遼總督唐順之、戶部尚書馬森都被朱載坖召集而來，葛守禮長期在東南任職，馬森、唐順之也是如此，尤其是唐順之，他是常州府人，又擔任過南直隸巡撫，對於東南肯定是極為了解的，朱載坖想向他們詢問相關的情況。
朱載坖將有關的奏疏給臣子們傳閱，詢問臣子們對於此事的意見。
臣子們首先就是提到蘇鬆的刁民問題，蘇鬆本就號稱難治，難治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民風好訴，不像其他地方的百姓懼怕官府，輕易不敢訴訟，蘇鬆地區的百姓民刁逋賦已經成為了朝廷的共識，官員們對於蘇鬆百姓喜歡告狀也是頭疼不已，因為現在大明以簡訴訟為民風淳樸，像蘇鬆百姓這樣動輒上告官府，當然是為官員們所不喜的。
唐順之對此事就了解的比較清楚了，唐順之說道：“陛下，蘇鬆常鎮有民謠種肥田不如告瘦狀，其民風如此，可見一般。”
朱載坖說道：“這麽多告狀的百姓，總不能都是刁民吧？”
朱載坖就是這這個問題抱有疑慮，蘇鬆百姓好訟，這是不假，但是就因為朝廷清丈田畝，產生如此多的訴訟，難道所有告狀的百姓就都是刁民，恐怕未見得吧。
麵對朱載坖的疑慮，馬森出來說道：“陛下，此事就說來話長了。”
朱載坖笑著說道：“馬司農，說來話長你就是將此事徐徐說來。”
馬森禦史開始解釋此事，東南的百姓為什麽在朝廷實施新政之後要這麽積極的去告狀，也不是沒有原因的。這些百姓也是有些道理的，第一就是大部分地主的土地是永佃的。
所謂永佃製，是在東南興起的一種特殊的土地製度，就是在不轉移田產所有權的情況，隻交易田產的使用權，百姓向地主繳納一筆銀子，一般是地價的兩三成，取得永佃權，就是土地的經營權，雖然田產仍然歸地主所有，但是百姓可以永遠耕作這片土地，也可以將之轉讓租佃，收取差價。
在原本的情況下，百姓是樂於接受永佃的，原因很簡單，土地的產權不變，就意味著土地仍然在士紳們名下，可以享受朝廷的各種優免政策，不用向朝廷繳納賦稅，佃戶也可以借此躲避徭役了。而且在永佃製下，佃戶雖然沒有產權，但是永佃也算是有所保障，官府也是認可的。取得永佃權的百姓，也就可以安心經營土地了，進行農田改良，這些都是要花費大量時間和成本的，隻有經過改良的熟田，才能有優良的產出。
在原本的情況下，士紳、地主、佃戶達到了一個利益平衡，唯一虧欠的就是朝廷，隨著朝廷實行新政，原有的投獻就不複存在了，這種利益平衡就被打破了，大量的糾紛就此產生。
士紳們不敢再接受投獻了，自然要將原本投獻的田產退還給地主，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個問題賦稅問題，原本這些土地都是投獻來享受了優免的土地，不存在賦稅問題，現在就要向朝廷繳納賦稅了，土地的產出沒有變化，田租沒有變化，增加的賦稅落在誰的頭上呢？
按照朝廷的律法，自然是應該有地主出賦稅，百姓隻用繳納徭役折色就行了，但是這樣一來，地主們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就要求漲地租，而佃戶們當然不幹了，自己當年可是交了永佃銀的，而且多年以來改良土地，沒有成本嗎？
朝廷要收稅，也是向地主們收稅，與我們有什麽關係。地主想增加地租，佃戶們還想減少地租呢，因為之前他們不用服徭役，也不用交徭役折色，現在肯定是要向朝廷繳納這筆折色了，他們還要求地主減少租子。
再加上一些刁民在裏麵挑唆，百姓們紛紛告到官府，地主要想漲地租，可以，那就退還當年的永佃銀和他們這麽多年以來的工本，而地主們則認為，土地是我的，我想收多少租子不是我的事情嗎？故而才產生東南地區官司風起，官府難以應對的局麵。
朱載坖聽了之後，明白了其中的關鍵。關鍵問題就是地租，由於現在朝廷清丈田畝，使得原本能夠逃避的賦稅無法逃避了，這個賦稅應當由誰來承擔，就成為了地主和佃戶們爭論的焦點。
朱載坖很清楚，如果此事不能夠得到妥善解決，肯定會引起東南的動蕩，甚至引起民變，到時候不僅朱載坖的改革大計有可能中途夭折，蘇鬆的動蕩還會直接影響朝局的穩定，此事不可輕忽。
朱載坖就此事詢問重臣們的意見，其實朱載坖能夠想到的，他們都能夠想到，這個問題看起來佃戶和地主之間的衝突，但是幹係著剛剛推開的隆慶新政。
一旦處理不好，就會引起連鎖反應，士紳們現在當然是冷眼旁觀此事，巴不得鬧得越大越好，鬧得越大，無論是張居正還是李春芳、高拱甚至是朱載坖，有一個算一個，最後都可能下不來台，一旦真的激出民變來，士紳們就有了十足的借口要求終止新政了。
真的從法理上說，確實是如此，畢竟朝廷清退投獻，是要將原來士紳們手中掌握的不納稅土地清退到原主的手中，並且限製官僚士紳們優免特權，從而增加朝廷的收入，至於土地退給何人，自然是要退給原主人的。
但是朱載坖顯然多想了一點，朱載坖並不呆，他很清楚，這個時候的衙門是個什麽情況。衙門口朝前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可不是開玩笑的，百姓對於官府是極為畏懼的，一般情況下不到萬不得已他們是不會願意狀告到官府的，而一下子這麽多百姓到官府告狀，這事本來就不正常，難道蘇鬆的百姓都是刁民嗎？
為此朱載坖不僅召集閣臣還有左都禦史葛守禮、薊遼總督唐順之、戶部尚書馬森都被朱載坖召集而來，葛守禮長期在東南任職，馬森、唐順之也是如此，尤其是唐順之，他是常州府人，又擔任過南直隸巡撫，對於東南肯定是極為了解的，朱載坖想向他們詢問相關的情況。
朱載坖將有關的奏疏給臣子們傳閱，詢問臣子們對於此事的意見。
臣子們首先就是提到蘇鬆的刁民問題，蘇鬆本就號稱難治，難治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民風好訴，不像其他地方的百姓懼怕官府，輕易不敢訴訟，蘇鬆地區的百姓民刁逋賦已經成為了朝廷的共識，官員們對於蘇鬆百姓喜歡告狀也是頭疼不已，因為現在大明以簡訴訟為民風淳樸，像蘇鬆百姓這樣動輒上告官府，當然是為官員們所不喜的。
唐順之對此事就了解的比較清楚了，唐順之說道：“陛下，蘇鬆常鎮有民謠種肥田不如告瘦狀，其民風如此，可見一般。”
朱載坖說道：“這麽多告狀的百姓，總不能都是刁民吧？”
朱載坖就是這這個問題抱有疑慮，蘇鬆百姓好訟，這是不假，但是就因為朝廷清丈田畝，產生如此多的訴訟，難道所有告狀的百姓就都是刁民，恐怕未見得吧。
麵對朱載坖的疑慮，馬森出來說道：“陛下，此事就說來話長了。”
朱載坖笑著說道：“馬司農，說來話長你就是將此事徐徐說來。”
馬森禦史開始解釋此事，東南的百姓為什麽在朝廷實施新政之後要這麽積極的去告狀，也不是沒有原因的。這些百姓也是有些道理的，第一就是大部分地主的土地是永佃的。
所謂永佃製，是在東南興起的一種特殊的土地製度，就是在不轉移田產所有權的情況，隻交易田產的使用權，百姓向地主繳納一筆銀子，一般是地價的兩三成，取得永佃權，就是土地的經營權，雖然田產仍然歸地主所有，但是百姓可以永遠耕作這片土地，也可以將之轉讓租佃，收取差價。
在原本的情況下，百姓是樂於接受永佃的，原因很簡單，土地的產權不變，就意味著土地仍然在士紳們名下，可以享受朝廷的各種優免政策，不用向朝廷繳納賦稅，佃戶也可以借此躲避徭役了。而且在永佃製下，佃戶雖然沒有產權，但是永佃也算是有所保障，官府也是認可的。取得永佃權的百姓，也就可以安心經營土地了，進行農田改良，這些都是要花費大量時間和成本的，隻有經過改良的熟田，才能有優良的產出。
在原本的情況下，士紳、地主、佃戶達到了一個利益平衡，唯一虧欠的就是朝廷，隨著朝廷實行新政，原有的投獻就不複存在了，這種利益平衡就被打破了，大量的糾紛就此產生。
士紳們不敢再接受投獻了，自然要將原本投獻的田產退還給地主，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個問題賦稅問題，原本這些土地都是投獻來享受了優免的土地，不存在賦稅問題，現在就要向朝廷繳納賦稅了，土地的產出沒有變化，田租沒有變化，增加的賦稅落在誰的頭上呢？
按照朝廷的律法，自然是應該有地主出賦稅，百姓隻用繳納徭役折色就行了，但是這樣一來，地主們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就要求漲地租，而佃戶們當然不幹了，自己當年可是交了永佃銀的，而且多年以來改良土地，沒有成本嗎？
朝廷要收稅，也是向地主們收稅，與我們有什麽關係。地主想增加地租，佃戶們還想減少地租呢，因為之前他們不用服徭役，也不用交徭役折色，現在肯定是要向朝廷繳納這筆折色了，他們還要求地主減少租子。
再加上一些刁民在裏麵挑唆，百姓們紛紛告到官府，地主要想漲地租，可以，那就退還當年的永佃銀和他們這麽多年以來的工本，而地主們則認為，土地是我的，我想收多少租子不是我的事情嗎？故而才產生東南地區官司風起，官府難以應對的局麵。
朱載坖聽了之後，明白了其中的關鍵。關鍵問題就是地租，由於現在朝廷清丈田畝，使得原本能夠逃避的賦稅無法逃避了，這個賦稅應當由誰來承擔，就成為了地主和佃戶們爭論的焦點。
朱載坖很清楚，如果此事不能夠得到妥善解決，肯定會引起東南的動蕩，甚至引起民變，到時候不僅朱載坖的改革大計有可能中途夭折，蘇鬆的動蕩還會直接影響朝局的穩定，此事不可輕忽。
朱載坖就此事詢問重臣們的意見，其實朱載坖能夠想到的，他們都能夠想到，這個問題看起來佃戶和地主之間的衝突，但是幹係著剛剛推開的隆慶新政。
一旦處理不好，就會引起連鎖反應，士紳們現在當然是冷眼旁觀此事，巴不得鬧得越大越好，鬧得越大，無論是張居正還是李春芳、高拱甚至是朱載坖，有一個算一個，最後都可能下不來台，一旦真的激出民變來，士紳們就有了十足的借口要求終止新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