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朱瑞福長篇小說《燭光》
尹洪東
讀朱瑞福同誌的《燭光》，就像捧著一個燃燒的火球。感受到熱輻射的同時，也感到了亞裏斯多德所說的“崇高”的淨化作用。近幾年來我對於長篇創作“正聲何微茫”的喟歎，頃刻間化為烏有。我欣慰：朱瑞福為我們不動聲色地擎出了一支大放異彩的“燭光”！
“燭光”的大放異彩首先是從《燭光》的人物形象身上體現出來的。能不能為“人物畫廊”增加自己的獨具魅力的“這一個”，往往是評價一部長篇小說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燭光》的突出貢獻便是塑造了徐一萍這一神完氣足的人物形象。
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徐一萍“活得很累”。這累不僅來自他對教育事業的忠誠和奉獻，更來自經濟、政治地位和周圍人為的“壓力”。他才華橫溢，若殺入文壇，定是一員驍將；若躋身政界，前程也未可限量。但他卻自甘自願地把自己委身於教育，癡心不改，“迷”不知返，盡管為買二斤煤油也費盡周折；他委屈求全，與人無爭，當他以一個教師的責任心讓學生張義民複學而遭到薛校長指責時，我心裏常忍不住要幽幽發問：這樣執著，究意為什麽？
但《燭光》沒有把徐一萍寫成一個類型化、概念化的“扁平式”人物。徐一萍是一個多麵體的“圓形”人物。作者在著意刻畫他高尚品質、事業上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同時，也寫了他的另一麵：優柔寡斷、性格綿軟甚至有點怯懦。因而，徐一萍的形象是豐滿的、真實的。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作者注意把徐一萍放在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和矛盾衝突中去表現，去刻畫。與目光勢利的女友張榮，應當說徐一萍是有感情的，最後因誌不同道不合而分手，徐一萍內心深處是痛苦的；在對新分來的教師宋麗的第一堂課的評議中，徐一萍不當麵傷害她的自尊心，而在會後當麵指出其不足之處，顯示了光明磊落的品格。當宋麗向他發起“愛情攻勢”之際，聰敏的徐一萍卻因為發現趙建華對宋麗的熱烈追求而不惜“撒謊”退縮。他大度寬容有涵養，甚至有時忍讓得有點過分，比如當張業棟以卑鄙的伎倆造謠中傷、拆台和受到薛校長不公正的指責時，徐一萍顯得缺乏“棱角”和“鋒芒”。可貴之處還在於作者把置身於社會關係之中的徐一萍跟其他與之相似、相近、相反的同事和領導來了個交叉往複的對照、陪襯和對比，使徐一萍的形象更鮮明、更逼真。
作者對於徐宋愛情的描寫，頗具匠心。愛情是文學永恆的主題，《燭光》也寫了一個三角戀愛關係，但卻寫得不俗。一般地講，校園內教師之間的愛情不易寫得生動引人，然而作者卻把徐宋愛情寫得很有古典美。兩人的心理活動沿著感情的走勢自然發展，張弛有致，波瀾起伏。宋麗與趙建華的實斷似連，徐一萍的躲躲閃閃；宋麗的步步緊追而時時顧及自尊；徐一萍的突然與小護士“訂婚”都充滿了心理懸念，扣人心弦。像“小宋，你一切都明白了，是明白了什麽？”“明白了什麽，難道你不知道嗎？”這樣的打啞謎式的對話，讓人聯想起賈寶玉與林黛玉的“苦戀”。同那些時下淺薄、庸俗的愛情描寫相比簡直有霄壤之別。而這，也是與人物形象的人格層次相一致的。
統而觀之，《燭光》的前半部顯得沉重，後半部則趨向輕鬆和明麗。作者雖未在大背景上作明確的鋪排和全方位的透視，但幾年前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氣候的逐漸形成卻是顯而易見的。作者以嚴謹的現實主義手法，不但描寫了教育界、學校內部這一小環境，而且描繪了社會、政府這一大環境。這一典型環境跟典型人物徐一萍的高度統一，更增加了小說的完整、凝重和厚實。
難得的是作者還塑造了一個同樣“大放異彩”的反麵人物——張業棟。其人妒賢嫉能，已達到心理變態的程度。這應當說是國民劣根性的一個縮影。他的“地位”是特殊的。如果沒有這一人物，小說肯定會遜色不少。
從人物塑造上看，作者用的是“水滸筆法”，人物遠遠而來，先是看到輪廓和服裝，然後才抽絲剝繭，刻畫入微。像徐一萍的出場，就有些跌宕，宋麗“（我）”先看了“考生須知”，頓生敬慕之心，急於拜師求見，卻誤把年老的劉老師當成徐一萍，而且由誤解到相通，其間又充滿無數的插曲，戲味十足，讓人如遊園林，曲徑通幽。這樣，一部嚴肅的小說的人物卻鮮活而不板滯，具有了人性的深度和廣度。
另外，小說采用第一人稱的獨特視角，親切自然，一氣貫通，在結構上不枝不蔓筆墨聚而不散，利於集中刻畫人物。這也是《燭光》的長處。
我讀《燭光》數遍，有一個奇特的感覺：冬天讀感到火熱，夏天讀感到清涼，我想這一定是“燭光”獨特的“風骨”使然。《燭光》謳歌教師燭光精神的思想內涵自不待言，人物形象的成功也令人生“戛戛獨造”之歎。也許是筆者自己也有過教師的經曆吧，總能把“燭光”的情節變成電視鏡頭，因為“燭光”不乏戲劇性的情節和細節。我想，如果哪位有識之士能把《燭光》搬上熒屏，那一定是件盛事和好事。而且，小說留下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尾，既給讀者以廣闊的想象的餘地，也給作者自己留下了再創作的餘地。
尹洪東新華社記者，《文學世界》雜誌特邀記者。本文曾在《濰坊日報》刊出。
尹洪東
讀朱瑞福同誌的《燭光》，就像捧著一個燃燒的火球。感受到熱輻射的同時，也感到了亞裏斯多德所說的“崇高”的淨化作用。近幾年來我對於長篇創作“正聲何微茫”的喟歎，頃刻間化為烏有。我欣慰：朱瑞福為我們不動聲色地擎出了一支大放異彩的“燭光”！
“燭光”的大放異彩首先是從《燭光》的人物形象身上體現出來的。能不能為“人物畫廊”增加自己的獨具魅力的“這一個”，往往是評價一部長篇小說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燭光》的突出貢獻便是塑造了徐一萍這一神完氣足的人物形象。
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徐一萍“活得很累”。這累不僅來自他對教育事業的忠誠和奉獻，更來自經濟、政治地位和周圍人為的“壓力”。他才華橫溢，若殺入文壇，定是一員驍將；若躋身政界，前程也未可限量。但他卻自甘自願地把自己委身於教育，癡心不改，“迷”不知返，盡管為買二斤煤油也費盡周折；他委屈求全，與人無爭，當他以一個教師的責任心讓學生張義民複學而遭到薛校長指責時，我心裏常忍不住要幽幽發問：這樣執著，究意為什麽？
但《燭光》沒有把徐一萍寫成一個類型化、概念化的“扁平式”人物。徐一萍是一個多麵體的“圓形”人物。作者在著意刻畫他高尚品質、事業上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同時，也寫了他的另一麵：優柔寡斷、性格綿軟甚至有點怯懦。因而，徐一萍的形象是豐滿的、真實的。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作者注意把徐一萍放在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和矛盾衝突中去表現，去刻畫。與目光勢利的女友張榮，應當說徐一萍是有感情的，最後因誌不同道不合而分手，徐一萍內心深處是痛苦的；在對新分來的教師宋麗的第一堂課的評議中，徐一萍不當麵傷害她的自尊心，而在會後當麵指出其不足之處，顯示了光明磊落的品格。當宋麗向他發起“愛情攻勢”之際，聰敏的徐一萍卻因為發現趙建華對宋麗的熱烈追求而不惜“撒謊”退縮。他大度寬容有涵養，甚至有時忍讓得有點過分，比如當張業棟以卑鄙的伎倆造謠中傷、拆台和受到薛校長不公正的指責時，徐一萍顯得缺乏“棱角”和“鋒芒”。可貴之處還在於作者把置身於社會關係之中的徐一萍跟其他與之相似、相近、相反的同事和領導來了個交叉往複的對照、陪襯和對比，使徐一萍的形象更鮮明、更逼真。
作者對於徐宋愛情的描寫，頗具匠心。愛情是文學永恆的主題，《燭光》也寫了一個三角戀愛關係，但卻寫得不俗。一般地講，校園內教師之間的愛情不易寫得生動引人，然而作者卻把徐宋愛情寫得很有古典美。兩人的心理活動沿著感情的走勢自然發展，張弛有致，波瀾起伏。宋麗與趙建華的實斷似連，徐一萍的躲躲閃閃；宋麗的步步緊追而時時顧及自尊；徐一萍的突然與小護士“訂婚”都充滿了心理懸念，扣人心弦。像“小宋，你一切都明白了，是明白了什麽？”“明白了什麽，難道你不知道嗎？”這樣的打啞謎式的對話，讓人聯想起賈寶玉與林黛玉的“苦戀”。同那些時下淺薄、庸俗的愛情描寫相比簡直有霄壤之別。而這，也是與人物形象的人格層次相一致的。
統而觀之，《燭光》的前半部顯得沉重，後半部則趨向輕鬆和明麗。作者雖未在大背景上作明確的鋪排和全方位的透視，但幾年前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氣候的逐漸形成卻是顯而易見的。作者以嚴謹的現實主義手法，不但描寫了教育界、學校內部這一小環境，而且描繪了社會、政府這一大環境。這一典型環境跟典型人物徐一萍的高度統一，更增加了小說的完整、凝重和厚實。
難得的是作者還塑造了一個同樣“大放異彩”的反麵人物——張業棟。其人妒賢嫉能，已達到心理變態的程度。這應當說是國民劣根性的一個縮影。他的“地位”是特殊的。如果沒有這一人物，小說肯定會遜色不少。
從人物塑造上看，作者用的是“水滸筆法”，人物遠遠而來，先是看到輪廓和服裝，然後才抽絲剝繭，刻畫入微。像徐一萍的出場，就有些跌宕，宋麗“（我）”先看了“考生須知”，頓生敬慕之心，急於拜師求見，卻誤把年老的劉老師當成徐一萍，而且由誤解到相通，其間又充滿無數的插曲，戲味十足，讓人如遊園林，曲徑通幽。這樣，一部嚴肅的小說的人物卻鮮活而不板滯，具有了人性的深度和廣度。
另外，小說采用第一人稱的獨特視角，親切自然，一氣貫通，在結構上不枝不蔓筆墨聚而不散，利於集中刻畫人物。這也是《燭光》的長處。
我讀《燭光》數遍，有一個奇特的感覺：冬天讀感到火熱，夏天讀感到清涼，我想這一定是“燭光”獨特的“風骨”使然。《燭光》謳歌教師燭光精神的思想內涵自不待言，人物形象的成功也令人生“戛戛獨造”之歎。也許是筆者自己也有過教師的經曆吧，總能把“燭光”的情節變成電視鏡頭，因為“燭光”不乏戲劇性的情節和細節。我想，如果哪位有識之士能把《燭光》搬上熒屏，那一定是件盛事和好事。而且，小說留下了一個開放式的結尾，既給讀者以廣闊的想象的餘地，也給作者自己留下了再創作的餘地。
尹洪東新華社記者，《文學世界》雜誌特邀記者。本文曾在《濰坊日報》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