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方澤
大凡骨梗在喉，不吐不快的文墨，無論如何，也有一定的蘊蓄和分量。讀過朱瑞福同誌的長篇小說《燭光》後，更強化了這一閱讀感受。“我對教師有著特殊的感情！我就是要拚上命寫一部歌頌教師的書！”此話，是從《燭光》的序文中看到的，也是從與作者的交談中聽到的。此外，還了解到瑞福同誌在窮鄉茅舍，鏖戰寒夜的創作經曆和八三年完稿，九○年出書的諸多艱難，由是，我帶著由衷的敬重，閱讀了這部著作，引起了繁沉的思考：究竟是什麽原因給了作者如此的決心和毅力？是哪些內涵，構成了小說的分量？
年輕的語文教師徐一萍，酷愛教育，勤於鑽研，是遠近聞名的教學能手，對同事，他樂於相互研討、誠懇幫助，克盡教研組長的職守。對剛剛走上教壇的女教師宋麗的講課，他能在一片讚揚聲中，闡明“少則得，多則惑”，“少而精”，“用眼睛組織教學”的目光要使學生“感到親切、熱情”等中肯的批評性意見。對於學生，更是充滿了愛心，全麵負責，不但精神上引導，且能從物質上幫助貧困者。可以想見，這樣的教師在師生中享有威望是必然的。特別是被微弱的“燭光”照亮心域的優秀青年教師和優秀生，更能感受到這種光明的價值。因而，宋麗傾心地投以崇敬和愛情；而一向“都是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的朱瑞福，則獲得了歌頌教師的創作決心與毅力，在寫作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硬是一格一格地爬”了出來，完成了《燭光》這部發自作者內心的一曲人民教師的頌歌。小說的創作實踐表明了一個重要問題：越是優秀的學生，越能體察到教師職業的崇高與甘苦；越是優秀的師生之間，越能建立起深摯的師生情義；越是先進文明的區域，越能給教育和教師創造美好的環境與前景。小說是以“大團圓”收尾的。然而事實上作者所敬重的徐老師，在“十年浩劫中”是含冤去世的。因而，盡管事件的背景因為種種原因作了很大變更，但作者的義憤不平，仍然浸透在小說的字裏行間。教師職業的神聖，誰都口頭上承認，但現實生活卻是另一副模樣，與徐相愛多年的公社機關幹部，到頭來還是作了一位部長的“填房”。徐一萍的才幹與善良也並未帶來好運氣，妒嫉者的造謠、中傷以及偷看信件一類的勾當總如影子一樣跟著他。而有著“奴隸主、封建割據和本位主義”思想的領導，又往往會使誹謗、謠言得逞，使你“出頭的橡子先爛”！正如序文所稱，小說“就像作者本人，樸實無華”，但讀後卻覺得“很有內涵”，我想，這應是對小說的批判成份所作的肯定。
十分可惜，這部反映中學教師生活的稀有之作，竟未能在八十年代初期及時出版。假若沒有延擱，說不定要引起社會的關注，而在教育界，則定會有娛饗效應的。
劉方澤昌濰師專教授，文學評論家。本文曾在《濰坊日報》刊出
大凡骨梗在喉，不吐不快的文墨，無論如何，也有一定的蘊蓄和分量。讀過朱瑞福同誌的長篇小說《燭光》後，更強化了這一閱讀感受。“我對教師有著特殊的感情！我就是要拚上命寫一部歌頌教師的書！”此話，是從《燭光》的序文中看到的，也是從與作者的交談中聽到的。此外，還了解到瑞福同誌在窮鄉茅舍，鏖戰寒夜的創作經曆和八三年完稿，九○年出書的諸多艱難，由是，我帶著由衷的敬重，閱讀了這部著作，引起了繁沉的思考：究竟是什麽原因給了作者如此的決心和毅力？是哪些內涵，構成了小說的分量？
年輕的語文教師徐一萍，酷愛教育，勤於鑽研，是遠近聞名的教學能手，對同事，他樂於相互研討、誠懇幫助，克盡教研組長的職守。對剛剛走上教壇的女教師宋麗的講課，他能在一片讚揚聲中，闡明“少則得，多則惑”，“少而精”，“用眼睛組織教學”的目光要使學生“感到親切、熱情”等中肯的批評性意見。對於學生，更是充滿了愛心，全麵負責，不但精神上引導，且能從物質上幫助貧困者。可以想見，這樣的教師在師生中享有威望是必然的。特別是被微弱的“燭光”照亮心域的優秀青年教師和優秀生，更能感受到這種光明的價值。因而，宋麗傾心地投以崇敬和愛情；而一向“都是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的朱瑞福，則獲得了歌頌教師的創作決心與毅力，在寫作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硬是一格一格地爬”了出來，完成了《燭光》這部發自作者內心的一曲人民教師的頌歌。小說的創作實踐表明了一個重要問題：越是優秀的學生，越能體察到教師職業的崇高與甘苦；越是優秀的師生之間，越能建立起深摯的師生情義；越是先進文明的區域，越能給教育和教師創造美好的環境與前景。小說是以“大團圓”收尾的。然而事實上作者所敬重的徐老師，在“十年浩劫中”是含冤去世的。因而，盡管事件的背景因為種種原因作了很大變更，但作者的義憤不平，仍然浸透在小說的字裏行間。教師職業的神聖，誰都口頭上承認，但現實生活卻是另一副模樣，與徐相愛多年的公社機關幹部，到頭來還是作了一位部長的“填房”。徐一萍的才幹與善良也並未帶來好運氣，妒嫉者的造謠、中傷以及偷看信件一類的勾當總如影子一樣跟著他。而有著“奴隸主、封建割據和本位主義”思想的領導，又往往會使誹謗、謠言得逞，使你“出頭的橡子先爛”！正如序文所稱，小說“就像作者本人，樸實無華”，但讀後卻覺得“很有內涵”，我想，這應是對小說的批判成份所作的肯定。
十分可惜，這部反映中學教師生活的稀有之作，竟未能在八十年代初期及時出版。假若沒有延擱，說不定要引起社會的關注，而在教育界，則定會有娛饗效應的。
劉方澤昌濰師專教授，文學評論家。本文曾在《濰坊日報》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