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長篇小說《燭光》
劉錫誠
在我們的民族裏，古來教育是極為高尚的事業，教師是受社會尊重的人物。這大概與孔老夫子的德行和儒學的影響不無關係。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教師的地位跌了價，常常受到歧視，甚至遭到侮辱，使教師的崇高威望掃地以盡。有一次，我到土耳其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在當地省長舉行的宴會上，省長把曾經教過他的已經退休的女老師請到主賓席的旁邊。當我看到這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走過各國學者的麵前，在那個顯赫的位子上就坐時，我頓時產生了無限的感慨：尊師是多麽好的一種美德！我們的尊師的美德哪裏去了？現在情況已經不同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全國重視教育，教師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教師的辛勤勞動得到了社會的尊重，教師的崇高形象重新在學生和人民心目中樹立起來。如今，人們在付出過代價之後也許已經懂得了，曾經失去了的東西是多麽寶貴！要重新恢複一種一度失去了風尚需要付出多麽大的努力啊！
青年作家朱瑞福的長篇小說《燭光》（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出版）所描寫的就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開始的曆史新時期裏生活與活動於一所農村中學裏的一群教師的身影。作者在一個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刻畫了幾個個性迥異的中學教師的形象，並且展現了他們之間的關係，而特別著力塑造的則是一位“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而贏得人們尊敬的青年教師徐一萍。由於種種原因，作家們對於教師這一個群體的關注顯然是太不夠了。不久前我們從電視屏幕上欣賞了根據錢鍾書先生長篇小說《圍城》再創作的電視劇，深為作者筆下的那些各色各樣的教師的形象所折服。但那畢竟是戰亂年代的一批尋求出路而不可得的青年人的故事。我們也同樣從屏幕上觀賞了描寫當代教師生活的電視劇《紅蜻蜓》，那位女教師的形象和那又陌生又熟悉的校園生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讀《燭光》的時候，與欣賞電視劇有所不同，幾乎是一種投入式的閱讀，自己的情感參入到了徐一萍和宋麗們的真實故事之中，與這些人物的命運唿吸與共。也許我的童年是在類似那個懷德縣中學的學校裏度過的，我的老師也是類似徐一萍和宋麗那樣的人物，因而很容易與他們在感情上溝通，甚至讀著他們的事跡、看著他們的形象，就不期然而然地浮現出許多熟悉的身影來。
徐一萍是一個活動於八十年代的青年人，他麵對著的是複雜的社會和人事，但他選擇了受社會歧視的教師作為終生的職業，而且對他所選定的這個職業一往深情。盡管在社會生活、社會地位方麵，他連一個公社幹部都不如，提拔、晉級沒有份，辦事人家不買帳，連幫鄰居買二斤煤油供銷社都不賣給。他的愛人張榮因而看不起他，執拗地要他改行，調動工作，由於遭到他的拒絕，從而導致了第一次戀愛的破裂。張榮諷刺他是阿q精神：“事業，事業，這完全是自己給自己套上的一條精神枷鎖！你到縣直機關去訪一訪，看一看，有的機關，那些人上了班有啥事？不就是喝茶、聊天、看報紙！算了吧，人家一年也出不了你教師一個月的力！可是地位、待遇比教師又怎麽樣？你好好比一比，想一想，腦筋開開竅！管它事業不事業！事業是個啥？現在還不全是個空的！”這就是他所處的現實。他不能從事實上說服張榮，但他卻能堅定地麵對這冷酷的現實！他說：“我怕是執迷不悟了。”他不悔，他不動搖。他對做一個人民教師感到驕傲。他把愛情的破裂所帶來的痛苦壓在心底，把張業棟老師由於嫉賢妒能而對他的貶損、造謠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書育人的崇高事業中去。他不僅廢寢忘食地備課，搞家訪，甚至自作主張把因家境困難而退了學的學生張義民找迴學校，額外為他輔導，對這個在人生道路上遭遇不幸和磨難的學生，給予了幫助，帶給他師長的溫暖。他的信念是：“作家是為他的作品活著，教師是為他的學生活著。”
教書育人方麵，徐一萍竭盡全力，刻苦認真，一絲不苟，業務水平在全縣、全地區獨占鼇頭，為人師表，受到同事和學生的尊敬。小說描寫了全省教師來校聽他的示範講課，作者從而把他的主人公放到了更嚴峻的矛盾之中，使他一方麵享受著勝利的喜悅，另一方麵又經曆著前所未遇的矛盾和痛苦。人物的內心精神境界也因而得到更深的揭示。這次觀摩教學固然得到了校長及宋麗和李老師等多數老師的支持與讚賞，卻也因此而受到某些人包括主持工作的教育局長的忌妒、中傷甚至誹謗，他苦惱過，他痛心過，他甚至冒雨到他已故的恩師的墳前去祈求他的指點，但他沒有屈服，沒有灰心，更可貴的是他沒有一蹶不振，他戰勝了企圖壓垮他的險惡勢力，同時也戰勝自我的虛弱，堅定了做好一個人民教師的信心。
小說中最動人的筆墨是對徐一萍和宋麗的愛情的描寫。一部小說，不論采取何種寫法，在人物關係中能披肝瀝膽地寫出人間真情來，才能達到作者的目的，實現作者的初衷。試問，沒有深情濫情中的無情絕情，沒有生離死別中又添悔嫁誤嫁，哪有《紅樓夢》的感人力量？宋麗作為一個剛剛走出學校門口初涉社會的女青年，極其自然地受到徐一萍的吸引，作者展示給我們的，通過宋麗的眼睛看到的和通過宋麗的心靈感受到的徐一萍，也許因為愛情的偏見而帶有某些誇張的色彩，但無疑更真實、更動人，從而為我們推出了一個活生生的、唿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宋麗的癡情和徐一萍的冷靜，張業棟的造謠生事，使本來應該平穩發展下去的愛情陡起風波，一部記錄著徐一萍的含而不露的愛心的日記，又使宋麗已經冷卻了的愛頃刻之間升騰起來，而一發不可收拾。這曾經遭受過誤會而第二次升騰起來的愛，由於那些內心獨白的渲染而具有十分動人的藝術感染力。愛得深、恨得切的那種癡情和平地而起的風波，不僅揭示出我們的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而且把人物性格和與周圍人物的關係寫得合情合理，符合生活發展的邏輯。小說的藝術感染力和邏輯說服力也因而得到了提高。
小說所以取得上述的成功，一方麵來源於作者對生活的熟悉和獨特的感受，另一方麵來源於作者在創作中的刻苦努力和執著的追求。我們從山東文藝出版社總編李新民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中知道，作者朱瑞福當年家庭很窮，從小失去了父親，幾次為生活所迫幾乎退學，都是由於老師的殷切鼓勵和慷慨幫助才得以繼續學習下去。在十年浩劫中，他最敬愛的一位教師慘遭迫害，含冤去世。這段刻骨銘心的生活和人間真情激發他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寫出了這部小說。不言而喻，在他的字裏行間無不浸透著他的真摯的感情。我們常常引用席勒的話：憤怒出詩人！不錯，對生活的執愛和憤怒使朱瑞福這個黃土地培育出來的青年人用心血和感情創作了這部謳歌教師的長篇小說。
就其結構而言，這是一部單線條發展的小說，從頭到尾沿著第一人稱講述人宋麗的講述，即她同高中語文組組長徐一萍的關係（從崇敬到發生愛情，從戀愛到幾經波折後結婚）以及從宋麗的眼中看到的人際之間的糾葛發展。這種結構方式使小說情節單純、明快，閱讀起來障礙較少，有較大的親切感，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和交流。但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來說，它應當概括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社會生活內容，容納更多的人物，而那廣闊而深刻的社會生活內容和眾多的人物，一條發展線索很顯然是無法容納得下的，往往需要多條線索的交叉或並行發展才能勝任。《燭光》雖然也寫了陳校長、薛校長、李老師、趙建華、張業棟等老師和機關幹部張榮這一大群各色各樣的人物，也企圖在充分展現學校裏的人物和事件之外也寫些校園外的事情，但顯然寫得並不充分，也缺乏色彩。因此，對社會生活的展現和概括顯然受到了局限，因而也在某種程度上使它的曆史深厚感受到了影響。與其把它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來看，勿寧把它看作是一部中篇小說，一部主要人物性格比較鮮明、內容相當充實、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畫麵、具有相當可讀性的中篇小說。
我認為，一部小說的使命在於勾畫出一個或幾個有性格的人物的生活史。因此，人物的命運遭際、沉浮盛衰、悲歡離合均應作為刻畫性格的手段，必須按照生活本身固有邏輯發展，而不能按照作者主觀的、強硬的安排。由此出發，我想宋麗最後與徐一萍的結合這種大團圓的結局固然適合了中國人慣常的心理，但從創作上來考察，恐怕未必是最佳的選擇。可不可以設想，把這兩個雖然受了某些磨難但仍然相愛的靈魂以愛情的悲劇來結束這篇小說？在藝術上做這樣的處理，我以為更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發展的邏輯，也能更深刻地揭示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的盤根錯節和在人們思想中的傳統積習的頑固不化。這樣，也許會給這部小說帶來比現在更為震憾人心的藝術效果。當然，，這是我作為一個評論家的一種設想，而不希望變成一種對青年作家的一個苛求和強加於人的意見。
劉錫誠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旅遊文化學會副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顧問。本文曾在《中國教育報》、《鳶都報》上刊出。
劉錫誠
在我們的民族裏，古來教育是極為高尚的事業，教師是受社會尊重的人物。這大概與孔老夫子的德行和儒學的影響不無關係。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教師的地位跌了價，常常受到歧視，甚至遭到侮辱，使教師的崇高威望掃地以盡。有一次，我到土耳其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在當地省長舉行的宴會上，省長把曾經教過他的已經退休的女老師請到主賓席的旁邊。當我看到這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走過各國學者的麵前，在那個顯赫的位子上就坐時，我頓時產生了無限的感慨：尊師是多麽好的一種美德！我們的尊師的美德哪裏去了？現在情況已經不同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全國重視教育，教師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教師的辛勤勞動得到了社會的尊重，教師的崇高形象重新在學生和人民心目中樹立起來。如今，人們在付出過代價之後也許已經懂得了，曾經失去了的東西是多麽寶貴！要重新恢複一種一度失去了風尚需要付出多麽大的努力啊！
青年作家朱瑞福的長篇小說《燭光》（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出版）所描寫的就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開始的曆史新時期裏生活與活動於一所農村中學裏的一群教師的身影。作者在一個廣闊的社會背景上，刻畫了幾個個性迥異的中學教師的形象，並且展現了他們之間的關係，而特別著力塑造的則是一位“忠誠於黨的教育事業”、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而贏得人們尊敬的青年教師徐一萍。由於種種原因，作家們對於教師這一個群體的關注顯然是太不夠了。不久前我們從電視屏幕上欣賞了根據錢鍾書先生長篇小說《圍城》再創作的電視劇，深為作者筆下的那些各色各樣的教師的形象所折服。但那畢竟是戰亂年代的一批尋求出路而不可得的青年人的故事。我們也同樣從屏幕上觀賞了描寫當代教師生活的電視劇《紅蜻蜓》，那位女教師的形象和那又陌生又熟悉的校園生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讀《燭光》的時候，與欣賞電視劇有所不同，幾乎是一種投入式的閱讀，自己的情感參入到了徐一萍和宋麗們的真實故事之中，與這些人物的命運唿吸與共。也許我的童年是在類似那個懷德縣中學的學校裏度過的，我的老師也是類似徐一萍和宋麗那樣的人物，因而很容易與他們在感情上溝通，甚至讀著他們的事跡、看著他們的形象，就不期然而然地浮現出許多熟悉的身影來。
徐一萍是一個活動於八十年代的青年人，他麵對著的是複雜的社會和人事，但他選擇了受社會歧視的教師作為終生的職業，而且對他所選定的這個職業一往深情。盡管在社會生活、社會地位方麵，他連一個公社幹部都不如，提拔、晉級沒有份，辦事人家不買帳，連幫鄰居買二斤煤油供銷社都不賣給。他的愛人張榮因而看不起他，執拗地要他改行，調動工作，由於遭到他的拒絕，從而導致了第一次戀愛的破裂。張榮諷刺他是阿q精神：“事業，事業，這完全是自己給自己套上的一條精神枷鎖！你到縣直機關去訪一訪，看一看，有的機關，那些人上了班有啥事？不就是喝茶、聊天、看報紙！算了吧，人家一年也出不了你教師一個月的力！可是地位、待遇比教師又怎麽樣？你好好比一比，想一想，腦筋開開竅！管它事業不事業！事業是個啥？現在還不全是個空的！”這就是他所處的現實。他不能從事實上說服張榮，但他卻能堅定地麵對這冷酷的現實！他說：“我怕是執迷不悟了。”他不悔，他不動搖。他對做一個人民教師感到驕傲。他把愛情的破裂所帶來的痛苦壓在心底，把張業棟老師由於嫉賢妒能而對他的貶損、造謠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書育人的崇高事業中去。他不僅廢寢忘食地備課，搞家訪，甚至自作主張把因家境困難而退了學的學生張義民找迴學校，額外為他輔導，對這個在人生道路上遭遇不幸和磨難的學生，給予了幫助，帶給他師長的溫暖。他的信念是：“作家是為他的作品活著，教師是為他的學生活著。”
教書育人方麵，徐一萍竭盡全力，刻苦認真，一絲不苟，業務水平在全縣、全地區獨占鼇頭，為人師表，受到同事和學生的尊敬。小說描寫了全省教師來校聽他的示範講課，作者從而把他的主人公放到了更嚴峻的矛盾之中，使他一方麵享受著勝利的喜悅，另一方麵又經曆著前所未遇的矛盾和痛苦。人物的內心精神境界也因而得到更深的揭示。這次觀摩教學固然得到了校長及宋麗和李老師等多數老師的支持與讚賞，卻也因此而受到某些人包括主持工作的教育局長的忌妒、中傷甚至誹謗，他苦惱過，他痛心過，他甚至冒雨到他已故的恩師的墳前去祈求他的指點，但他沒有屈服，沒有灰心，更可貴的是他沒有一蹶不振，他戰勝了企圖壓垮他的險惡勢力，同時也戰勝自我的虛弱，堅定了做好一個人民教師的信心。
小說中最動人的筆墨是對徐一萍和宋麗的愛情的描寫。一部小說，不論采取何種寫法，在人物關係中能披肝瀝膽地寫出人間真情來，才能達到作者的目的，實現作者的初衷。試問，沒有深情濫情中的無情絕情，沒有生離死別中又添悔嫁誤嫁，哪有《紅樓夢》的感人力量？宋麗作為一個剛剛走出學校門口初涉社會的女青年，極其自然地受到徐一萍的吸引，作者展示給我們的，通過宋麗的眼睛看到的和通過宋麗的心靈感受到的徐一萍，也許因為愛情的偏見而帶有某些誇張的色彩，但無疑更真實、更動人，從而為我們推出了一個活生生的、唿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宋麗的癡情和徐一萍的冷靜，張業棟的造謠生事，使本來應該平穩發展下去的愛情陡起風波，一部記錄著徐一萍的含而不露的愛心的日記，又使宋麗已經冷卻了的愛頃刻之間升騰起來，而一發不可收拾。這曾經遭受過誤會而第二次升騰起來的愛，由於那些內心獨白的渲染而具有十分動人的藝術感染力。愛得深、恨得切的那種癡情和平地而起的風波，不僅揭示出我們的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而且把人物性格和與周圍人物的關係寫得合情合理，符合生活發展的邏輯。小說的藝術感染力和邏輯說服力也因而得到了提高。
小說所以取得上述的成功，一方麵來源於作者對生活的熟悉和獨特的感受，另一方麵來源於作者在創作中的刻苦努力和執著的追求。我們從山東文藝出版社總編李新民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中知道，作者朱瑞福當年家庭很窮，從小失去了父親，幾次為生活所迫幾乎退學，都是由於老師的殷切鼓勵和慷慨幫助才得以繼續學習下去。在十年浩劫中，他最敬愛的一位教師慘遭迫害，含冤去世。這段刻骨銘心的生活和人間真情激發他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寫出了這部小說。不言而喻，在他的字裏行間無不浸透著他的真摯的感情。我們常常引用席勒的話：憤怒出詩人！不錯，對生活的執愛和憤怒使朱瑞福這個黃土地培育出來的青年人用心血和感情創作了這部謳歌教師的長篇小說。
就其結構而言，這是一部單線條發展的小說，從頭到尾沿著第一人稱講述人宋麗的講述，即她同高中語文組組長徐一萍的關係（從崇敬到發生愛情，從戀愛到幾經波折後結婚）以及從宋麗的眼中看到的人際之間的糾葛發展。這種結構方式使小說情節單純、明快，閱讀起來障礙較少，有較大的親切感，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和交流。但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來說，它應當概括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社會生活內容，容納更多的人物，而那廣闊而深刻的社會生活內容和眾多的人物，一條發展線索很顯然是無法容納得下的，往往需要多條線索的交叉或並行發展才能勝任。《燭光》雖然也寫了陳校長、薛校長、李老師、趙建華、張業棟等老師和機關幹部張榮這一大群各色各樣的人物，也企圖在充分展現學校裏的人物和事件之外也寫些校園外的事情，但顯然寫得並不充分，也缺乏色彩。因此，對社會生活的展現和概括顯然受到了局限，因而也在某種程度上使它的曆史深厚感受到了影響。與其把它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來看，勿寧把它看作是一部中篇小說，一部主要人物性格比較鮮明、內容相當充實、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畫麵、具有相當可讀性的中篇小說。
我認為，一部小說的使命在於勾畫出一個或幾個有性格的人物的生活史。因此，人物的命運遭際、沉浮盛衰、悲歡離合均應作為刻畫性格的手段，必須按照生活本身固有邏輯發展，而不能按照作者主觀的、強硬的安排。由此出發，我想宋麗最後與徐一萍的結合這種大團圓的結局固然適合了中國人慣常的心理，但從創作上來考察，恐怕未必是最佳的選擇。可不可以設想，把這兩個雖然受了某些磨難但仍然相愛的靈魂以愛情的悲劇來結束這篇小說？在藝術上做這樣的處理，我以為更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發展的邏輯，也能更深刻地揭示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的盤根錯節和在人們思想中的傳統積習的頑固不化。這樣，也許會給這部小說帶來比現在更為震憾人心的藝術效果。當然，，這是我作為一個評論家的一種設想，而不希望變成一種對青年作家的一個苛求和強加於人的意見。
劉錫誠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旅遊文化學會副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顧問。本文曾在《中國教育報》、《鳶都報》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