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各自吃飯去了。
忘記了二姐是端碗進了屋裏，還是端碗去了別處。而我，端著用紅薯葉子煮了紅薯麵條的一碗黑色粗飯，到了門外的一棵樹下。樹下空無他人。而我在那片空無裏，卻是無論如何也無心食咽那碗湯飯。也就在這個時候，在所謂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在我正為上學還是不上的迷惘裏，下鄉到我們村裏的一個知青，男，穿著藍色製服，三七分頭，高個，他款款地從村街上走過，還和熟人點頭說話。說話的順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說，而他自己，隻是懶懶洋洋地點頭哼哈著答話別人。
他答著去了。
而我，在他走後很長的時間裏，都還看著他的背影，就像看著一條通往遠處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間，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繼續讀書。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從二姐手裏，奪走屬於她的那半個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地吃飯，匆匆地迴到家裏，看見二姐也正端著空碗，從哪兒出來到廚房盛飯。
我們在院裏對望了一眼，誰也沒有說話，就如彼此誰都不太認識對方一樣。
下午，下地勞動，不知為何二姐沒去。
晚飯，二姐也沒有在家吃飯。
飯後，二姐也沒有很快迴家。
我問母親，二姐呢？母親說，找她同學去了。也就這樣，把一段命運暫時擱在腦後，就像把一個瘡疤暫時用膏藥糊了一樣。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是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聲。還有半透明的cháo潤的夜氣。睡到半夜時候，也許我剛要睡著，也許我已經睡著，剛好醒來，就在這個時候，我家大門響了。二姐的腳步，輕柔地落在院裏。接下，那腳步的聲響，到了我睡的門口滯重下來，仿佛是猶豫之後，二姐推開了我睡的屋門，進來站到了我的床前。
第二章我的那年代 第10節：2.《紅樓夢》（4）
我從床上坐了起來。
二姐說："你沒睡？"
我以"嗯"，做了迴答。
二姐說："連科，念高中，姐不去了。還是你去念吧。"
說完這話，二姐借著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時的二姐，看見了我什麽表情。而我，卻隱約看見，二姐的臉上，似乎掛著淒淡的笑容。笑著轉身走時，還又對我說道："你好好讀書；姐是女的，本該在家種地。"
然後就是漫長的等待高中的開學。在開學的前一天裏，二姐給我買了一支鋼筆，送給我時，她眼裏含著淚水，卻是依然地笑著說道："好好讀書，連二姐的那份也給讀上。"
現在，三十年之後，我給我的孩子說起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讓我這個男孩讀書，而是不敢相信，有個漫長的時代，雖是正宗的社會主義，可中國鄉村的孩子，卻是普遍貧窮飢餓，衣無溫暖，食無飽飯，作為父母，普遍無力去供他們的孩子吃飽肚子，並讀完初中、高中。這是一個時代給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時代早已忘記的社會歉疚。
第二章我的那年代 第11節：3.槍斃（1）
3.槍斃
上世紀70年代，記憶深刻的，對我來說不是革命，而是飢餓和無休止的勞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給大姐治病，成了我們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學一起，大串聯到過省會鄭州，因為想家，又擠不上進京的火車，也就隻好徒步返迴，錯過了她一生見到毛主席的機會。
毛主席這人，雖然偉大，可他不是醫生，不能幫我大姐治病。這就使得我們家的生活，離革命遠了一步，如同鄉村，離城市遠了一步；農民，離市民遠了一步；窮人，離富人遠了一步。但革命的氣息，總還如夏熱冬寒般，風風火火，時時常常地撲進我家院落，撲進鄉村的田野。記得20世紀70年代之初，社會上的"文攻武鬥"，都已漸次地過去，我同生產隊的老少社員，一邊遙望著革命，一邊本能地促進著生產。有一天，在田裏翻著紅薯秧子，不知為何，竟有兩輛卡車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著機槍，從田頭公路上駛過。突然，他們朝著田野裏的我們，打了一梭子機槍。子彈就落在田頭的糙上。糙搖土飛之後，當過兵的一個退伍軍人，突然大喚："臥倒——"社員們就都學著他的樣子，各自臥伏進了紅薯秧的壟溝。起身之後，卡車已經遠去，載著革命者和他們的笑聲。不知這革命從何而來，又到何而去。於是間，生產隊長就對著革命的背影大喊大罵："操你們奶奶，我們種地，你們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礙著你們啥事兒啦？！"
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年代中無論何樣歲月，中國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經在新、舊中國的革命中和革命有過密切聯繫的人。但鄉村，解放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陣地；而在解放之後，除了"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或多或少，已經有了角色的根本變化，隻是社會主角的群體配角，是革命漫無邊界的輻she地帶；隻是革命興起時的必然犧牲和最終成就革命的遼闊地緣。"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革命出產激情，並不生產糧食。三年"自然災害"時，餓死的人成千上萬。堆將死屍，能築起一個新的三峽大壩。這就證明，無論如何革命，鄉村還要種地。
也必須種地。
要種地，就必須由如我這樣的學生，割糙放牛。也就讀書，也就割糙與放牛。說不清哪個是正業，哪個才是業餘。在割糙放牛中，親眼目睹著父母們的日出勞作、日落而息和無休止的勞動換來的無休止的飢餓。這些所見，營養了那時我內心切實懵懂的一些要逃離土地的心願。也就在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裏來了一批知青。
並不認真知道，知青們來自哪裏，但卻相信，他們一定來自城市——洛陽或者鄭州。事實證明，他們確是來自遙不可及的、我夢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會鄭州；還有一個，來自洛陽。他們被村人恭敬地安頓在特意為他們收整幹淨的大隊部裏。村人們敬著他們，就像敬著自己的祖先。因為他們能從城裏給村裏帶來一些買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極度的革命與計劃經濟所導致的物質匱乏，是連種地的農民上街買個燒餅也需要一兩糧票。可是國家，卻隻給農民下發勞動的義務，並不下發多少糧票、煤票和足夠的布票以及別的票證和權力。這些東西，知青們雖然不多，但卻多多少少，總是神奇地有著。於是，他們給鄉村帶來了一些農民的急切之需，農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讓他們下田，不讓他們種地，最多最多，就是讓他們在田頭看看莊稼，吹吹笛子，舉起柳枝，轟趕一下落進田裏的飛鳥和竄進莊稼地的豬羊。
第二章我的那年代 第12節：3.槍斃（2）
那時我小，看知青們不下地勞動，穿得光鮮幹淨，日子就是在村頭漫步和吹笛，也就漸漸明白，鄉村人是如此的低賤，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貴神仙。我不恨他們生在城市，隻是無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這個鄉村。他們吹笛散步，指著從他們麵前過去的農民，偷偷笑著說些什麽。到了吃飯時候，午飯或是中飯，村裏各家講些衛生的農民，還要負責給他們燒飯——那個年代的術語，叫做"派飯"。一家一個、兩個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後換戶。我母親是村裏愛著幹淨的婦女，每天除了掃地整屋，連我家大門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掃一遍。於是，我家就成了最為合適被"派飯"的一戶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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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了二姐是端碗進了屋裏，還是端碗去了別處。而我，端著用紅薯葉子煮了紅薯麵條的一碗黑色粗飯，到了門外的一棵樹下。樹下空無他人。而我在那片空無裏，卻是無論如何也無心食咽那碗湯飯。也就在這個時候，在所謂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在我正為上學還是不上的迷惘裏，下鄉到我們村裏的一個知青，男，穿著藍色製服，三七分頭，高個，他款款地從村街上走過，還和熟人點頭說話。說話的順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說，而他自己，隻是懶懶洋洋地點頭哼哈著答話別人。
他答著去了。
而我，在他走後很長的時間裏，都還看著他的背影，就像看著一條通往遠處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間，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繼續讀書。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從二姐手裏，奪走屬於她的那半個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地吃飯，匆匆地迴到家裏，看見二姐也正端著空碗，從哪兒出來到廚房盛飯。
我們在院裏對望了一眼，誰也沒有說話，就如彼此誰都不太認識對方一樣。
下午，下地勞動，不知為何二姐沒去。
晚飯，二姐也沒有在家吃飯。
飯後，二姐也沒有很快迴家。
我問母親，二姐呢？母親說，找她同學去了。也就這樣，把一段命運暫時擱在腦後，就像把一個瘡疤暫時用膏藥糊了一樣。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是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聲。還有半透明的cháo潤的夜氣。睡到半夜時候，也許我剛要睡著，也許我已經睡著，剛好醒來，就在這個時候，我家大門響了。二姐的腳步，輕柔地落在院裏。接下，那腳步的聲響，到了我睡的門口滯重下來，仿佛是猶豫之後，二姐推開了我睡的屋門，進來站到了我的床前。
第二章我的那年代 第10節：2.《紅樓夢》（4）
我從床上坐了起來。
二姐說："你沒睡？"
我以"嗯"，做了迴答。
二姐說："連科，念高中，姐不去了。還是你去念吧。"
說完這話，二姐借著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時的二姐，看見了我什麽表情。而我，卻隱約看見，二姐的臉上，似乎掛著淒淡的笑容。笑著轉身走時，還又對我說道："你好好讀書；姐是女的，本該在家種地。"
然後就是漫長的等待高中的開學。在開學的前一天裏，二姐給我買了一支鋼筆，送給我時，她眼裏含著淚水，卻是依然地笑著說道："好好讀書，連二姐的那份也給讀上。"
現在，三十年之後，我給我的孩子說起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讓我這個男孩讀書，而是不敢相信，有個漫長的時代，雖是正宗的社會主義，可中國鄉村的孩子，卻是普遍貧窮飢餓，衣無溫暖，食無飽飯，作為父母，普遍無力去供他們的孩子吃飽肚子，並讀完初中、高中。這是一個時代給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時代早已忘記的社會歉疚。
第二章我的那年代 第11節：3.槍斃（1）
3.槍斃
上世紀70年代，記憶深刻的，對我來說不是革命，而是飢餓和無休止的勞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給大姐治病，成了我們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學一起，大串聯到過省會鄭州，因為想家，又擠不上進京的火車，也就隻好徒步返迴，錯過了她一生見到毛主席的機會。
毛主席這人，雖然偉大，可他不是醫生，不能幫我大姐治病。這就使得我們家的生活，離革命遠了一步，如同鄉村，離城市遠了一步；農民，離市民遠了一步；窮人，離富人遠了一步。但革命的氣息，總還如夏熱冬寒般，風風火火，時時常常地撲進我家院落，撲進鄉村的田野。記得20世紀70年代之初，社會上的"文攻武鬥"，都已漸次地過去，我同生產隊的老少社員，一邊遙望著革命，一邊本能地促進著生產。有一天，在田裏翻著紅薯秧子，不知為何，竟有兩輛卡車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著機槍，從田頭公路上駛過。突然，他們朝著田野裏的我們，打了一梭子機槍。子彈就落在田頭的糙上。糙搖土飛之後，當過兵的一個退伍軍人，突然大喚："臥倒——"社員們就都學著他的樣子，各自臥伏進了紅薯秧的壟溝。起身之後，卡車已經遠去，載著革命者和他們的笑聲。不知這革命從何而來，又到何而去。於是間，生產隊長就對著革命的背影大喊大罵："操你們奶奶，我們種地，你們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礙著你們啥事兒啦？！"
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年代中無論何樣歲月，中國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經在新、舊中國的革命中和革命有過密切聯繫的人。但鄉村，解放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陣地；而在解放之後，除了"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或多或少，已經有了角色的根本變化，隻是社會主角的群體配角，是革命漫無邊界的輻she地帶；隻是革命興起時的必然犧牲和最終成就革命的遼闊地緣。"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革命出產激情，並不生產糧食。三年"自然災害"時，餓死的人成千上萬。堆將死屍，能築起一個新的三峽大壩。這就證明，無論如何革命，鄉村還要種地。
也必須種地。
要種地，就必須由如我這樣的學生，割糙放牛。也就讀書，也就割糙與放牛。說不清哪個是正業，哪個才是業餘。在割糙放牛中，親眼目睹著父母們的日出勞作、日落而息和無休止的勞動換來的無休止的飢餓。這些所見，營養了那時我內心切實懵懂的一些要逃離土地的心願。也就在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裏來了一批知青。
並不認真知道，知青們來自哪裏，但卻相信，他們一定來自城市——洛陽或者鄭州。事實證明，他們確是來自遙不可及的、我夢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會鄭州；還有一個，來自洛陽。他們被村人恭敬地安頓在特意為他們收整幹淨的大隊部裏。村人們敬著他們，就像敬著自己的祖先。因為他們能從城裏給村裏帶來一些買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極度的革命與計劃經濟所導致的物質匱乏，是連種地的農民上街買個燒餅也需要一兩糧票。可是國家，卻隻給農民下發勞動的義務，並不下發多少糧票、煤票和足夠的布票以及別的票證和權力。這些東西，知青們雖然不多，但卻多多少少，總是神奇地有著。於是，他們給鄉村帶來了一些農民的急切之需，農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讓他們下田，不讓他們種地，最多最多，就是讓他們在田頭看看莊稼，吹吹笛子，舉起柳枝，轟趕一下落進田裏的飛鳥和竄進莊稼地的豬羊。
第二章我的那年代 第12節：3.槍斃（2）
那時我小，看知青們不下地勞動，穿得光鮮幹淨，日子就是在村頭漫步和吹笛，也就漸漸明白，鄉村人是如此的低賤，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貴神仙。我不恨他們生在城市，隻是無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這個鄉村。他們吹笛散步，指著從他們麵前過去的農民，偷偷笑著說些什麽。到了吃飯時候，午飯或是中飯，村裏各家講些衛生的農民，還要負責給他們燒飯——那個年代的術語，叫做"派飯"。一家一個、兩個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後換戶。我母親是村裏愛著幹淨的婦女，每天除了掃地整屋，連我家大門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掃一遍。於是，我家就成了最為合適被"派飯"的一戶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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