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昔日晉商活動的泥塑。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貿易的發達、豪富人家奢華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裏萬裏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勒索。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1822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幹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些無業人員和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區的人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隻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一是江浙一帶，那裏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06頁)
龔自珍這裏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他們都會因“海內最富”而不願遷徙，龔自珍覺得天經地義。
又如翻閱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穀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靄齡坐在一頂1 6 個農民抬著的轎子裏，孔祥熙則騎著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
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穀，所以這裏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麽。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惟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遠不止我一人。
古代平遙錢莊使用的“運鈔車”
承德避暑山莊
百年票號——“日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台台長陸嘉生先生和該台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裏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著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1 2 0餘萬言、包羅著大量帳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裏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穀，其中又以平遙為最。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隻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麽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平遙古城西大街。清代的平遙因其金融影響力而有“小北京”之譽。該城的西大街上曾經集結著眾多重要票號。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裏程碑的所在。
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唿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麵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著金錢馱載著風險馱載著驕傲，馱載著九州的風俗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占用著，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楹聯還靜靜地懸掛著。我站在這個院子裏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幣匯兌機製，南北大地也得以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
平遙西大街上的票號中以“日昌”最負盛名，其所經營的匯兌業務通達國內4 5個城市，甚至在舊金山、紐約都能夠看到其分號。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著近似於日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係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有不少是在莊嚴沉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顏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復平遙西大街的原貌。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歷史記載和想像在依稀遺蹟間的重起爐灶，看多了總不大是味道。平遙西大街的恢復就不必如此，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隻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歷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紀的自豪。
“日昌”總經理雷履泰的舊居。
平遙銀號業經營者塑像。
承德避暑山莊
一場糾紛
在這裏，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歷史上所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上文提到過的日昌的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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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貿易的發達、豪富人家奢華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裏萬裏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勒索。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1822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幹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些無業人員和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區的人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隻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一是江浙一帶，那裏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06頁)
龔自珍這裏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他們都會因“海內最富”而不願遷徙，龔自珍覺得天經地義。
又如翻閱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穀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靄齡坐在一頂1 6 個農民抬著的轎子裏，孔祥熙則騎著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
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穀，所以這裏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麽。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惟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遠不止我一人。
古代平遙錢莊使用的“運鈔車”
承德避暑山莊
百年票號——“日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台台長陸嘉生先生和該台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裏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著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1 2 0餘萬言、包羅著大量帳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裏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穀，其中又以平遙為最。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隻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麽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平遙古城西大街。清代的平遙因其金融影響力而有“小北京”之譽。該城的西大街上曾經集結著眾多重要票號。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裏程碑的所在。
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唿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麵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著金錢馱載著風險馱載著驕傲，馱載著九州的風俗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占用著，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楹聯還靜靜地懸掛著。我站在這個院子裏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幣匯兌機製，南北大地也得以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
平遙西大街上的票號中以“日昌”最負盛名，其所經營的匯兌業務通達國內4 5個城市，甚至在舊金山、紐約都能夠看到其分號。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著近似於日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係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有不少是在莊嚴沉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顏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復平遙西大街的原貌。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歷史記載和想像在依稀遺蹟間的重起爐灶，看多了總不大是味道。平遙西大街的恢復就不必如此，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隻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歷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紀的自豪。
“日昌”總經理雷履泰的舊居。
平遙銀號業經營者塑像。
承德避暑山莊
一場糾紛
在這裏，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歷史上所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上文提到過的日昌的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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