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3 1 8隻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濟行為互不排斥!我並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隻是，在中國歷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歷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確有點像。
幹隆年間仿西藏布達拉宮而建的承德小布達拉宮。
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4 8年，親政3 8年，竟有2 5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麵，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麽。沒見他玩過什麽，似乎也沒有好色的嫌疑，歷史學家們隻能推斷他躺在煙榻上抽了2 0多年的鴉片煙!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清軍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死也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於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髮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完全是一個失去任何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者，但他又集權於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兒子朱常洛(光宗)、孫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檢(思宗)先後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裏敗定了，他的兒孫們非常可憐。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裏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口站，因此也是當時中國歷史命運的一所“吉宅”。
1 7 9 3年，幹隆皇帝在避暑山莊接見前來祝壽的各國使節。
這幅畫作出於隨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訪華的畫家w·亞歷山大之手。
承德避暑山莊
幹隆的“十全武功”
幹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歷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幹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幹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了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邊界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麽大嗎?需要反覆那麽多次嗎?需要這樣強橫地來對待鄰居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好大喜功的幹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裏樂滋滋地自我品嚐，這使山莊迴蕩著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裏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江南塞北的風景名勝在這裏聚會，上天的惟一驕子在這裏安駐，再下令編一部綜覽全部典籍的《四庫全書》在這裏存放，幾乎什麽也不缺了。幹隆不斷地寫詩，說避暑山莊裏的意境已遠遠超過唐宋詩詞裏的描繪，而他則一直等著到時間卸任成為“林下人”，在此間度過餘生。在山莊內鬆雲峽的同一座石碑上，幹隆一生竟先後刻下了6首禦製詩，以表述這種自得情懷。
戎裝的幹隆皇帝。
承德避暑山莊
兩個文明的碰撞
是的，幹隆一朝確實不算窩囊，但須知這已是1 8世紀(幹隆正好死於1 8世紀最後一年)，1 9世紀已經迎麵而來，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幹隆打了那麽多仗，耗資該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貪官和又把國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實上，清朝，乃至於中國的整體歷史悲劇，就在幹隆這個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莊內，已經釀就。
但此時的避暑山莊，還完全沉湎在中華帝國的夢幻之中，而全國的文化良知，也都在這個夢幻的邊沿或是陶醉，或是喑啞。
1 7 9 3年9月1 4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幹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幹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天津、寧波、舟山為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幹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也許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1 6 8 4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7 0多年幹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製，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像朝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製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幹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天朝意識，這與以後的受辱挨打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繫。幹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詞，就連歷史老人也會聽得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兇兆。
幹隆皇帝
承德避暑山莊
19世紀的中國金融中心
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著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專心致誌地研究起來。
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穀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隻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布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麵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迴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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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隆年間仿西藏布達拉宮而建的承德小布達拉宮。
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4 8年，親政3 8年，竟有2 5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麵，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麽。沒見他玩過什麽，似乎也沒有好色的嫌疑，歷史學家們隻能推斷他躺在煙榻上抽了2 0多年的鴉片煙!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清軍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死也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於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髮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完全是一個失去任何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者，但他又集權於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兒子朱常洛(光宗)、孫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檢(思宗)先後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裏敗定了，他的兒孫們非常可憐。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裏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口站，因此也是當時中國歷史命運的一所“吉宅”。
1 7 9 3年，幹隆皇帝在避暑山莊接見前來祝壽的各國使節。
這幅畫作出於隨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訪華的畫家w·亞歷山大之手。
承德避暑山莊
幹隆的“十全武功”
幹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歷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幹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幹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了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邊界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麽大嗎?需要反覆那麽多次嗎?需要這樣強橫地來對待鄰居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好大喜功的幹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裏樂滋滋地自我品嚐，這使山莊迴蕩著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裏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江南塞北的風景名勝在這裏聚會，上天的惟一驕子在這裏安駐，再下令編一部綜覽全部典籍的《四庫全書》在這裏存放，幾乎什麽也不缺了。幹隆不斷地寫詩，說避暑山莊裏的意境已遠遠超過唐宋詩詞裏的描繪，而他則一直等著到時間卸任成為“林下人”，在此間度過餘生。在山莊內鬆雲峽的同一座石碑上，幹隆一生竟先後刻下了6首禦製詩，以表述這種自得情懷。
戎裝的幹隆皇帝。
承德避暑山莊
兩個文明的碰撞
是的，幹隆一朝確實不算窩囊，但須知這已是1 8世紀(幹隆正好死於1 8世紀最後一年)，1 9世紀已經迎麵而來，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幹隆打了那麽多仗，耗資該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貪官和又把國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實上，清朝，乃至於中國的整體歷史悲劇，就在幹隆這個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莊內，已經釀就。
但此時的避暑山莊，還完全沉湎在中華帝國的夢幻之中，而全國的文化良知，也都在這個夢幻的邊沿或是陶醉，或是喑啞。
1 7 9 3年9月1 4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幹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幹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天津、寧波、舟山為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幹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也許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1 6 8 4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7 0多年幹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製，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像朝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製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幹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天朝意識，這與以後的受辱挨打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繫。幹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詞，就連歷史老人也會聽得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兇兆。
幹隆皇帝
承德避暑山莊
19世紀的中國金融中心
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著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專心致誌地研究起來。
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穀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隻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布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麵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迴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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