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實際上拒絕曆史反省的國家，我是既無好感也絕無信任感可言的。一個國家的反省意識無非體現於兩方麵——對國內行為的反省和對國際行為的反省。前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偽，決定一個國家自身文明進步的節奏；而後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偽，將帶給周邊國家安全或不安。
一、“僵屍”複活想的一定是複仇——關於德日的思考
前幾日看了一部從網上下載的德國電影《希望與鬥爭》——片名太像政治演說稿的題目了，也太像大學論文的題目了，簡直太是德國電影的片名了。
那是一部風格極莊重、內容極嚴肅的電影——時間背景是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二戰”已經持續了三個年頭；美國已參戰，戰局已開始發生不利於德軍的轉變。有獨立思想、熱愛和平、嫌惡侵略戰爭的德國人，開始反省本國發動那一場世界大戰的罪惡性了。
開始反省的德國人是有的——便是片中二男一女三名青年。女青年和其中一名男青年是大學生。
看到了希特勒給別國人民造成的苦難，也看到了希特勒怎樣使成為侵略軍的德國青年自己同樣陷入了戰爭苦難的德國人也是有的——便是片中那女青年的哥哥——一名從前線歸來養傷的青年軍官。
他們與幾名青年同誌秘密印刷反戰反希特勒的傳單，四處散發——一次在大學裏散發傳單時，因被人看到、指認而遭逮捕。
接著是秘密審訊，象征性的公開審判——同時被判處死刑。不是槍決、絞刑，而是斷頭斬首之刑。
“二戰”後的德國，是拍過幾部反戰電影的，如《鐵十字勳章》和《錫鼓》，但都是與歐洲別國合拍的。
《希望與鬥爭》卻是完全的德國電影。
它的思想性是顯然而明確的——希望世界上再也不要發生“二戰”那樣的戰爭災難；一旦又發生，希望有更多的人為阻止戰爭而鬥爭。
這一部極莊重、極嚴肅、完全的德國電影，證明德國對本國在“二戰”中犯下的罪惡仍在進行懺悔與反省。
對比日本，一個事實乃是——日本從未拍出過類似的電影。
他們隻拍出過表現日本所受的戰爭苦難的電影——在那樣的電影中，日本仿佛更加成了“二戰”的苦難國。
他們更拍出了一係列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電影——《啊，海軍》、《偷襲珍珠港》和《山本五十六》等。
再聯
想到日本某些人士與政客，居然要為他們在“二戰”中的所謂“神風敢死隊”進行“申遺”活動，使我們中國人不能不對某些日本人和政客再一次“刮目相看”。欲將侵略戰爭中的“瘋狂勇敢”作為人類文明遺產予以保護，這是多麽瘋狂的思想！
此種頑固地拒絕懺悔、拒絕反省、堅持以發動侵略戰爭為榮、以複活軍國主義為責任和使命的惡劣態度，使日本多麽像僵屍電影中的僵屍王！在那一類電影中，僵屍王隻有一個行為目的——趁複活之機而對人類社會進行報複。
如果日本一味由安倍們那樣的政客拉纖而駛，那麽——它駛向的絕不會是寬闊的海洋，而必定是電影《加勒比海盜》中所呈現的“鬼魂之港”。
如果說世界和平又值得人類憂慮，那麽日本正是製造那一種憂慮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
“二戰”後的德國，曾被美國和蘇聯分割為東德與西德。東德也罷，西德也罷，其意識形態，受到這兩個製約國高度警惕的睽注和監控，法西斯主義稍有複燃動向，即遭及時撲滅。在此點上，美國與蘇聯對西德和東德的態度是同樣嚴厲的。整個歐洲的輿論監督立場，半個多世紀以來，空前一致。東德、西德、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乃至整個歐洲在文化領域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聲討強大無比，從不曾間斷過。這促使“二戰”後的德國（盡管曾被一分為二）不可能不進行曆史反省。聯邦德國時任總理勃蘭特之麵對世界傳媒的公開一跪，實屬水到渠成之必然，標誌著德國之民族意識徹底從法西斯帝國的噩夢中清醒。
“二戰”後的日本卻並不是這樣。製約著它監控著它的僅僅是美國。美國僅僅高度警惕日本對美國的民族心理怎樣。至於日本對亞洲，尤其是對中國的民族心理究竟怎樣，根本不是美國所考慮的，特別是在“冷戰”時期，日本這個國家倘對於中國依然磨齒切切，反而正中美國政客們的下懷。日本作為“二戰”時期三個法西斯軸心國中的一個，因其罪惡主要犯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對它的態度一向是漠然的。時至今日，仍然如此。而在亞洲，各國對於日本法西斯主義侵略罪惡的文化指控和譴責，從來沒有形成任何方式任何意義上的合力。這使日本在亞洲的日子從來沒有像德國在歐洲那麽不好過。這是日本一直拒絕承認反人類戰爭罪惡的國際前提。
“一戰”後的德國，在從民族心理上，曾自以為是“英雄式的戰敗國”。因為它在“一戰”中所麵對的敵軍是十幾個國家的軍隊。四年的
大戰打下來，德國雖然宣布戰敗，但事實上並沒有哪一支外國軍隊攻入德國領土。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德軍，居然處處受到凱旋般的歡迎。這使德軍官兵感到雖敗猶榮。以希特勒為首的一批新生代政客，將德國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兩條：其一曰國內革命思潮的幹擾；其二曰猶太人在德國發達，卻不以德國為國，不與德國共命運。這一種歸結的潛台詞是——德國非是敗給敵國的，而是敗於自身狀況。更深的潛台詞是——隻要德國將自身的問題解決了，它在世界上不但是可以同時與多國宣戰的，而且有戰爭能力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德國法西斯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暗示之下形成大氣候的。他們的那個著名的精神病人，所謂的囈語哲學家尼采，幹脆認為世界上隻有兩種人是配活著的——以他自己為首的少之又少的“高邁的人”，和士兵——當然不是別國的，而是德國的。
“二戰”後的日本，在整個民族心理上，也何嚐不認為自己“失敗得極其悲壯”呢？我這裏的話確實在日本人的筆下是找不到的，但他們關於本國在“二戰”中的一切記錄的總合，始終體現著那樣的意思。將日本人自己拍的以“二戰”為背景的電影統統看一遍吧，其“畫外音”不言而喻。日本承認自己是戰敗國，但絕對不承認是敗給中國的。依他們想來，大日本帝國的皇軍，是完全可以征服全亞洲亡中國數次的。他們也不將出兵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放在眼裏。“二戰”後的日本，隻承認一點——他們敗給了兩顆原子彈，美國人投在他們國土上的。美國用兩顆原子彈報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也使日本在美國麵前從此跪服。“二戰”後的日本，其實隻明白一個道理——世界是由三種力量組成的：其一是美國，唯一靠兩顆原子彈打敗了它的國家；其二是它自己；其三是一切別的國家。隻要日本能東山再起，別的國家都可以仍像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樣被蔑視。這一種日本“道理”的潛台詞是——德國已經無法再成為世界第一帝國了。
世界第一帝國由美國取代了，但是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就該是日本。隻不過需要忍，隻不過是從長計議之事罷了。
國內外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學者，總是一廂情願地將日本的民族精神加以美化。日本學者尤其樂此不疲。皆曰日本人的精神信仰，是由神、佛、儒三教構成。而基督徒在日本人中僅僅一百餘萬而已。
其實，“武士道”精神才是普遍日本男人所崇尚的精神，起碼在“二戰”前後是那樣。這也是一種被美化了的“精神”，而且被神化了。一千多年前武士成為日本
的社會階層之後，所謂“武士道”精神的俗惡一麵日益膨脹，由階層而汙染於全社會。它說穿了不是一種精神而是一種邪獰的邏輯，即——倘我用暴力殺死了你，霸占了你的妻子，奴役你的父兄，買賣你的姐妹和兒女，那並不說明什麽人性的問題，僅隻說明一個事實而已——我強你弱。強者為王，弱者是蟲豸，是根本不值得憐惜的。隻配被殺。殺是無過的。被殺是活該的。
弱者是蟲豸——靠了這一“理由”進行解釋，“二戰”前後的日本軍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十之八九認為“皇軍”在中國和亞洲犯下的罪惡，既不是罪惡，更算不上兇殘。那隻不過是“皇軍”在“主張”強者的“正當權利”。
迄今為止，曾有兩位作家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曾有許多部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日本，卻根本沒有在文化方麵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危害（無論是給別國還是給本國）進行過任何像點樣兒的反省。在日本，幾乎每一個試圖喚起那種反省的日本人，都反而會遭到他的同胞的敵視，“英雄式的戰敗國”、“日本近代史上的悲壯一頁”——這就是日本這個國家通過它的文化一再灌輸給一代代日本人的總的曆史印象。大多數日本政客不但欣賞以上那一種日本的文化現象，而且支持。
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後，日本曾一度與中國相安無事。那是因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所表現出的英勇頑強，令日本人肅然。令日本人跪服的美國，在朝鮮戰場上被中國人民誌願軍打服了，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國。中日建交後，雙方關係幾無摩擦。在外交方麵，日本對中國變得特別謹小慎微。
中越邊境衝突以後，又有一個不短的時期，日本對中國另眼相看。倘事關中日關係，日本也是不敢輕易造次的。
事實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對日本的不友善表現每每極為克製，似乎絕不應該出現目前的倒退。然而事實是倒退了，責任全在日本。
欺軟怕硬，淩弱畏強——日本這一民族的劣根性，變相地體現在一代代政客身上。相比之下，日本的青年們倒是變得可愛多了。起碼，他們總體上斷不會再以“弱者是蟲豸”這樣一種反人性的眼光來看世界了。
對於某一些政治心理陰暗的日本政客，以及視中國的克製為中國之懦弱的日本反華右翼人士，一般的外交藝術是不夠了。他們差不多是與台灣地區的陳水扁一丘之貉的——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中日關係將對中國的外交風格提出極其嚴峻的考驗。
對於一個實際上拒絕曆史反省的國家，我是既無好感也絕無信任感可言的。一個國家的反省意識無非體現於兩方麵——對國內行為的反省和對國際行為的反省。前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偽，決定一個國家自身文明進步的節奏；而後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偽，將帶給周邊國家安全或不安。
進一步說，倘德國乃是一個亞洲國家，它的存在再強也不至於又使我這一個中國人不安。
但日本在亞洲。我想亞洲未來的和平，幾乎必然地又將籠罩了陰影。
我所依據的是這樣的一條規律——看來，由一個好戰的國家而真正成為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它僅僅經曆一次戰敗國的教訓是不夠的。當然，經曆三次也太多了。或許，經曆兩次是正常的情況，比如德國。
“一戰”失敗——反而滋生出法西斯主義；“二戰”再敗，這才深痛反省，於是脫胎換骨。
這是德國的過程。
日本絕不是一個比德國反省力強的國家。
我想，它現在肯定還不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
因為掌控它的方向的政客們基本上還是一幫信奉勝王敗寇的政客。
它要養精蓄銳到什麽時候再發起戰爭？以什麽借口發起戰爭？對哪一個別國發起戰爭？多大規模的戰爭？
現在作出判斷還為時尚早。哪一國使它再敗，也難估料。但總不會再是歐洲國家了，再不會是美國了。
有一點將是肯定的——日本，它隻有再成為一次戰敗國，它才會有真反省。它才會真的脫胎換骨，亞洲才多一分永久的安全……
是以為亞洲、為中國憂患！
二、輕重取決於日本——從小泉到安倍
據我看來，中日關係現狀如何，前景怎樣，利弊實不由我中國，輕重全然決於日本，亦即日本站在國家意識的態度之上，究竟如何看待侵華罪惡，怎樣端正態度。
由日中關係，聯想到了非洲往事。那是一件真實的事情。倘我沒記錯的話，大約是在去年，由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國際新聞頻道播報。電視新聞資料，估計是由英國方麵提供的。
究竟是一樁什麽非洲往事呢？不，用往事一詞，行文太過輕佻了，那是一樁悲慘恐怖的事件。
七八十年前，一名英國傳教士隻身來到非洲。在英國，其教績卓然，頗得美名，到非洲，僅為神職而已。他去拜見一位
土著部落的酋長。在那過程中，他犯了一個微小的禮節上的錯誤——將自己的寬邊帽從頭上摘下，放在膝上了。
結果是地球上一切文明國度的人們都想不到的——那時世界已經邁入二十世紀。
他被殺死。
不僅被殺死，還被剝皮、剔肉、燒烤、煮湯，最後，敲骨吸髓，被吃得僅剩一個頭骨，成為酋長家族代代相傳的擺設。
我要提出的問題是：作為那英國傳教士的後人，他們能夠從心靈上輕易忘掉那一件事嗎？對於人類，應該不應該是一迴事，能夠不能夠是另一迴事。他們的先人的頭骨，還在別人家裏成為擺設啊！忘記和銘記，這是人類之人性的兩個顯著特征。有時忘記更符合人性；有時銘記更符合人性，這是人性的真相。對於英國傳教士的後代，銘記更符合人性。能否使從前之事成為過去之事呢？這分明不是單方麵取決於他們的問題。它取決於那土著部落的酋長的後代們——他們正一代代做著新酋長。
二零零四年，事隔七八十年以後，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位酋長，做出了一個他的幾代前任酋長沒有做出過的決定——誠摯邀請英國傳教士的後人到非洲去，當麵請罪；當麵歸還對方們的先人的頭骨；當麵以本部落習俗的最高方式，超度對方先人的靈魂。
五分多鍾的電視新聞，便是記錄二零零四年的那一過程的。
試問——如果沒有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長的誠意作為大前提，那英國傳教士的後人們會與對方促膝而坐，談什麽棄仇去憎修玉帛之好的話嗎？那後者的人性不是太不正常了嗎？
我將當今之日本好有一比，恰比作那非洲的土著部落；我將當今之日本政客小泉也好有一比，恰比作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長。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這裏主要比的是，有資格代表一個國家或一個部落的人對本國家或本部落之曆史行為的態度。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日本政客們的意識遠在那一位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長之下。後者的意識是與時俱進的，是願意向全人類的文明共識靠攏的。而日本右翼政客們的言行卻是相反的。
至於當年的日軍，我除了沒有接觸過他們當年吃中國人的記載，其他一概殘忍罪惡，他們是全部犯下了。將那一非洲之恐怖事件擴大十倍，不足以相提並論；擴大百倍，也不足以；擴大千倍，還是不足以；也許擴大萬倍幾萬倍才能相比。
從小泉到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國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
社，所遵循的不外是兩點：其一，人死了，靈魂都是平等的；其二，尊孔，中國的孔子曾曰：“仁者愛人。”
在某些日本人的意識之中，進一步說，在小泉首相的意識之中，人死了，靈魂果然是平等的嗎？倘果然是，又為什麽隻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呢？為什麽不曾也經常到日本的平民公墓去祭奠那些普普通通的亡靈呢？倘果然是，他們那靖國神社裏，為什麽隻供奉名人貴族及所謂“英烈”的靈牌？對不起得很，事實上我認為，靖國神社之中定有日本人的真英烈的靈牌配擺放在那裏受日本人敬仰的。但連國際法西斯戰犯的靈牌也供奉在了那裏，則我就不得不將他們的“英烈”也用引號括上了。倘一概日本人的靈牌都是可以供奉在靖國神社的，還則罷了。但世人皆知，日本的普通人的靈魂，是斷不會被忝置於那靖國神社的。而戰犯的靈魂卻配。平等在他們那兒，說穿了，乃是——戰犯與英烈平等！倘不，南京大屠殺之紀念日，他們何不也在日本替那些慘遭本國獸軍野蠻殺害的中國黎民百姓和戰俘們的亡靈祈禱祈禱呢？——既然人死後，靈魂都是平等的！再試問一問：近一兩年，他們參拜供奉著法西斯戰爭罪犯的靈牌的靖國神社的次數大約比祭奠自己祖先的次數還多吧？而這，叫如喪考妣。
說到“仁者愛人”，他們實是孤陋寡聞。在中國，豈止孔子說過這樣的話！百千年來，反反複複宣傳同一思想的中華先賢，多了。那話的本意——博愛之人，首先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珍惜別人的生命。愛人之心愛人命。不知珍惜別人生命，“愛人”豈非偽裝嗎？希特勒之所以是全世界人民痛恨的法西斯戰犯，乃因他視別國人民生命如糞土。在這一點上，日本的東條英機們與希特勒無區別！
他們想必知道中國除了孔子，還有一位孟子，同樣是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
孟子曾說過這樣的話：“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們對戰犯們的亡靈的惻隱，已反複向世人證明看了。但作為當事國的首相，對死於日本侵華戰爭的千千萬萬中國人的亡靈的惻隱又究竟體現在哪兒了呢？倘無後一種惻隱之心，其“仁”不“端”也。不“端”便是不正。不正是斜。在中國字中，“斜”與“邪”有同義。對於這等樣人，中國古人還有什麽說法麽？有。仍是孟子。他又曾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已說得明明白白了，我就不再往下說了吧！
至於中國在“二戰”結束以後未對日本提出戰爭索賠，乃是因為考慮到——日本當年也由於美國投下的兩顆原子彈而水深火熱，哀鴻遍野；日本人民，也成了本國發動法西斯戰爭的代罪羔羊。
此考慮，義之端也。
世界各國，文化曆史的長短不同，發展階段的先後不同，民族傳統不同，民俗內容不同，現代與傳統結合的程度不同……總而言之，有許許多多的不同，因而有多種多樣的區別。
這是文化常識。
但十八世紀以後，全世界在文化方麵都達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文化的人文原則的共識，簡稱“人文主義”。
起初的人文主義之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人道主義精神）。
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人文主義又理所當然地包含了和平主張。
至今，人文主義還充實了環保思想。
是謂新人文主義。
聯合國的大會上，討論什麽，通過什麽，擁護什麽，反對什麽，一言以蔽之，高於各成員國利益之上的原則，便是人文主義的原則。代表任何一個國家的政要人物的言行，倘與世界人文主義原則的共識相違背，必須遭到譴責。
在每一個國家自身的文化權利之上，乃是世界人文主義思想原則的唯一權威。全世界各國都要共同遵守的。
一個國家將國際戰犯的亡靈與自己民族的英烈的亡靈並列陳設；一個國家的首相參拜這樣的神社，並以“文化區別”為借口，除了說明其首相所代表的國家是多麽蔑視世界人文主義的思想原則，還能另外說明些什麽呢？
倘是我前邊所舉的那一個非洲土著民族的部落與其酋長，中國人倒也無話可說。吃人還要邊吃邊歌邊舞，那自也是文化，吃的文化。落後若此，理論也白理論。
可今天的日本不是從前的非洲土著部落啊！
日本是站在世界現代化前列的國家啊！
那非洲的代表部落賠禮道歉的酋長，人家也皈依了世界人文主義的原則了啊！倘不，會道歉嗎？人家沒拿“文化區別”當借口啊。用孟子的話說，人家已有“是非之心”了。
日本首相及某些政客頭腦中的人文思想，比一位非洲酋長多些少些？
三、我看日本人
同是“二戰”的禍首國，日本
的結局與德國有所區別。與意大利尤其有所區別。意大利的法西斯頭目，是被他的本國人民吊死的。墨索裏尼成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並不能代表他的國民們。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戰車，於是也將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戰車後。他們吊死他，意味著是對他的懲處。一個國家的人民以最嚴厲的方式懲處了他們的元首，證明了他們與他“劃清界限”的態度是極為鮮明的。
某些德國將軍預見到了德國必敗，企圖暗中與盟軍議和，但是被送上了軍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圖暗殺他，為德國爭取到一個較體麵的投降機會，卻一次次都沒成功。盡管希特勒對他的國民不斷采取欺騙手段，德國必敗的心理陰影，卻早已在蘇美兩軍攻克柏林之前，就擴散於軍隊和民眾之間了。可以這樣說──德國人對於德國必敗是有所心理準備的。對於德國人，保衛柏林不過是垂死掙紮。軍隊明白這一點。民眾也明白這一點。掙紮也敗，不掙紮也敗，總之注定了必敗，也就隻有由希特勒做最後的謝幕人。
日本的戰敗，卻是五十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國的東北，他們還有幾乎整整一百萬精銳的關東軍啊！這一尚未受挫的軍事實力，使日本隻為自己保留了兩種選擇──或者較量到底，或者，以勢均力敵的不屈不辱的姿態，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至於投降，天皇根本沒想過。東條英機根本沒想過。普遍的“大日本皇軍”的將士們根本沒想過。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沒想過……五十年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遭到美國原子彈轟炸前，政客也罷，軍中首腦也罷，普遍的日本民眾也罷，有哪一個日本人的頭腦中，暗暗相信過日本會戰敗嗎？
由於深受軍國主義宣傳的影響，五十年前普遍的日本人，他們的軍隊，即使有厭戰情緒，也絕無反戰心理。他們又怎麽會反對他們的“子弟兵”所進行的“東亞聖戰”呢？父母們當然會巴望他們的兒子迴到身邊。妻子們當然也會那樣巴望。但是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的兒子或丈夫，應該是“解甲榮歸”。在政客和軍中首腦們的想象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落筆之前，日本是要與蘇美堅決地討論日本在亞洲的“合法權利”的……
廣島和長崎就在這些前提下升起了蘑菇雲……
原子彈的蘑菇雲使日本蒙了，天皇蒙了，東條英機蒙了，政客們和軍中首腦們蒙了，天皇的普遍子民們蒙了。正如當年日軍偷襲珍珠港使美國蒙了一樣，隻不過後者的程度比前者巨大百倍以上。
日本
一、“僵屍”複活想的一定是複仇——關於德日的思考
前幾日看了一部從網上下載的德國電影《希望與鬥爭》——片名太像政治演說稿的題目了，也太像大學論文的題目了，簡直太是德國電影的片名了。
那是一部風格極莊重、內容極嚴肅的電影——時間背景是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二戰”已經持續了三個年頭；美國已參戰，戰局已開始發生不利於德軍的轉變。有獨立思想、熱愛和平、嫌惡侵略戰爭的德國人，開始反省本國發動那一場世界大戰的罪惡性了。
開始反省的德國人是有的——便是片中二男一女三名青年。女青年和其中一名男青年是大學生。
看到了希特勒給別國人民造成的苦難，也看到了希特勒怎樣使成為侵略軍的德國青年自己同樣陷入了戰爭苦難的德國人也是有的——便是片中那女青年的哥哥——一名從前線歸來養傷的青年軍官。
他們與幾名青年同誌秘密印刷反戰反希特勒的傳單，四處散發——一次在大學裏散發傳單時，因被人看到、指認而遭逮捕。
接著是秘密審訊，象征性的公開審判——同時被判處死刑。不是槍決、絞刑，而是斷頭斬首之刑。
“二戰”後的德國，是拍過幾部反戰電影的，如《鐵十字勳章》和《錫鼓》，但都是與歐洲別國合拍的。
《希望與鬥爭》卻是完全的德國電影。
它的思想性是顯然而明確的——希望世界上再也不要發生“二戰”那樣的戰爭災難；一旦又發生，希望有更多的人為阻止戰爭而鬥爭。
這一部極莊重、極嚴肅、完全的德國電影，證明德國對本國在“二戰”中犯下的罪惡仍在進行懺悔與反省。
對比日本，一個事實乃是——日本從未拍出過類似的電影。
他們隻拍出過表現日本所受的戰爭苦難的電影——在那樣的電影中，日本仿佛更加成了“二戰”的苦難國。
他們更拍出了一係列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電影——《啊，海軍》、《偷襲珍珠港》和《山本五十六》等。
再聯
想到日本某些人士與政客，居然要為他們在“二戰”中的所謂“神風敢死隊”進行“申遺”活動，使我們中國人不能不對某些日本人和政客再一次“刮目相看”。欲將侵略戰爭中的“瘋狂勇敢”作為人類文明遺產予以保護，這是多麽瘋狂的思想！
此種頑固地拒絕懺悔、拒絕反省、堅持以發動侵略戰爭為榮、以複活軍國主義為責任和使命的惡劣態度，使日本多麽像僵屍電影中的僵屍王！在那一類電影中，僵屍王隻有一個行為目的——趁複活之機而對人類社會進行報複。
如果日本一味由安倍們那樣的政客拉纖而駛，那麽——它駛向的絕不會是寬闊的海洋，而必定是電影《加勒比海盜》中所呈現的“鬼魂之港”。
如果說世界和平又值得人類憂慮，那麽日本正是製造那一種憂慮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
“二戰”後的德國，曾被美國和蘇聯分割為東德與西德。東德也罷，西德也罷，其意識形態，受到這兩個製約國高度警惕的睽注和監控，法西斯主義稍有複燃動向，即遭及時撲滅。在此點上，美國與蘇聯對西德和東德的態度是同樣嚴厲的。整個歐洲的輿論監督立場，半個多世紀以來，空前一致。東德、西德、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乃至整個歐洲在文化領域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聲討強大無比，從不曾間斷過。這促使“二戰”後的德國（盡管曾被一分為二）不可能不進行曆史反省。聯邦德國時任總理勃蘭特之麵對世界傳媒的公開一跪，實屬水到渠成之必然，標誌著德國之民族意識徹底從法西斯帝國的噩夢中清醒。
“二戰”後的日本卻並不是這樣。製約著它監控著它的僅僅是美國。美國僅僅高度警惕日本對美國的民族心理怎樣。至於日本對亞洲，尤其是對中國的民族心理究竟怎樣，根本不是美國所考慮的，特別是在“冷戰”時期，日本這個國家倘對於中國依然磨齒切切，反而正中美國政客們的下懷。日本作為“二戰”時期三個法西斯軸心國中的一個，因其罪惡主要犯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對它的態度一向是漠然的。時至今日，仍然如此。而在亞洲，各國對於日本法西斯主義侵略罪惡的文化指控和譴責，從來沒有形成任何方式任何意義上的合力。這使日本在亞洲的日子從來沒有像德國在歐洲那麽不好過。這是日本一直拒絕承認反人類戰爭罪惡的國際前提。
“一戰”後的德國，在從民族心理上，曾自以為是“英雄式的戰敗國”。因為它在“一戰”中所麵對的敵軍是十幾個國家的軍隊。四年的
大戰打下來，德國雖然宣布戰敗，但事實上並沒有哪一支外國軍隊攻入德國領土。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德軍，居然處處受到凱旋般的歡迎。這使德軍官兵感到雖敗猶榮。以希特勒為首的一批新生代政客，將德國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兩條：其一曰國內革命思潮的幹擾；其二曰猶太人在德國發達，卻不以德國為國，不與德國共命運。這一種歸結的潛台詞是——德國非是敗給敵國的，而是敗於自身狀況。更深的潛台詞是——隻要德國將自身的問題解決了，它在世界上不但是可以同時與多國宣戰的，而且有戰爭能力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德國法西斯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暗示之下形成大氣候的。他們的那個著名的精神病人，所謂的囈語哲學家尼采，幹脆認為世界上隻有兩種人是配活著的——以他自己為首的少之又少的“高邁的人”，和士兵——當然不是別國的，而是德國的。
“二戰”後的日本，在整個民族心理上，也何嚐不認為自己“失敗得極其悲壯”呢？我這裏的話確實在日本人的筆下是找不到的，但他們關於本國在“二戰”中的一切記錄的總合，始終體現著那樣的意思。將日本人自己拍的以“二戰”為背景的電影統統看一遍吧，其“畫外音”不言而喻。日本承認自己是戰敗國，但絕對不承認是敗給中國的。依他們想來，大日本帝國的皇軍，是完全可以征服全亞洲亡中國數次的。他們也不將出兵中國東北的蘇聯紅軍放在眼裏。“二戰”後的日本，隻承認一點——他們敗給了兩顆原子彈，美國人投在他們國土上的。美國用兩顆原子彈報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也使日本在美國麵前從此跪服。“二戰”後的日本，其實隻明白一個道理——世界是由三種力量組成的：其一是美國，唯一靠兩顆原子彈打敗了它的國家；其二是它自己；其三是一切別的國家。隻要日本能東山再起，別的國家都可以仍像半個多世紀以前那樣被蔑視。這一種日本“道理”的潛台詞是——德國已經無法再成為世界第一帝國了。
世界第一帝國由美國取代了，但是世界第二、亞洲第一就該是日本。隻不過需要忍，隻不過是從長計議之事罷了。
國內外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學者，總是一廂情願地將日本的民族精神加以美化。日本學者尤其樂此不疲。皆曰日本人的精神信仰，是由神、佛、儒三教構成。而基督徒在日本人中僅僅一百餘萬而已。
其實，“武士道”精神才是普遍日本男人所崇尚的精神，起碼在“二戰”前後是那樣。這也是一種被美化了的“精神”，而且被神化了。一千多年前武士成為日本
的社會階層之後，所謂“武士道”精神的俗惡一麵日益膨脹，由階層而汙染於全社會。它說穿了不是一種精神而是一種邪獰的邏輯，即——倘我用暴力殺死了你，霸占了你的妻子，奴役你的父兄，買賣你的姐妹和兒女，那並不說明什麽人性的問題，僅隻說明一個事實而已——我強你弱。強者為王，弱者是蟲豸，是根本不值得憐惜的。隻配被殺。殺是無過的。被殺是活該的。
弱者是蟲豸——靠了這一“理由”進行解釋，“二戰”前後的日本軍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十之八九認為“皇軍”在中國和亞洲犯下的罪惡，既不是罪惡，更算不上兇殘。那隻不過是“皇軍”在“主張”強者的“正當權利”。
迄今為止，曾有兩位作家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曾有許多部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日本，卻根本沒有在文化方麵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危害（無論是給別國還是給本國）進行過任何像點樣兒的反省。在日本，幾乎每一個試圖喚起那種反省的日本人，都反而會遭到他的同胞的敵視，“英雄式的戰敗國”、“日本近代史上的悲壯一頁”——這就是日本這個國家通過它的文化一再灌輸給一代代日本人的總的曆史印象。大多數日本政客不但欣賞以上那一種日本的文化現象，而且支持。
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後，日本曾一度與中國相安無事。那是因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所表現出的英勇頑強，令日本人肅然。令日本人跪服的美國，在朝鮮戰場上被中國人民誌願軍打服了，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國。中日建交後，雙方關係幾無摩擦。在外交方麵，日本對中國變得特別謹小慎微。
中越邊境衝突以後，又有一個不短的時期，日本對中國另眼相看。倘事關中日關係，日本也是不敢輕易造次的。
事實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對日本的不友善表現每每極為克製，似乎絕不應該出現目前的倒退。然而事實是倒退了，責任全在日本。
欺軟怕硬，淩弱畏強——日本這一民族的劣根性，變相地體現在一代代政客身上。相比之下，日本的青年們倒是變得可愛多了。起碼，他們總體上斷不會再以“弱者是蟲豸”這樣一種反人性的眼光來看世界了。
對於某一些政治心理陰暗的日本政客，以及視中國的克製為中國之懦弱的日本反華右翼人士，一般的外交藝術是不夠了。他們差不多是與台灣地區的陳水扁一丘之貉的——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中日關係將對中國的外交風格提出極其嚴峻的考驗。
對於一個實際上拒絕曆史反省的國家，我是既無好感也絕無信任感可言的。一個國家的反省意識無非體現於兩方麵——對國內行為的反省和對國際行為的反省。前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偽，決定一個國家自身文明進步的節奏；而後一種反省的有無、遲早、真偽，將帶給周邊國家安全或不安。
進一步說，倘德國乃是一個亞洲國家，它的存在再強也不至於又使我這一個中國人不安。
但日本在亞洲。我想亞洲未來的和平，幾乎必然地又將籠罩了陰影。
我所依據的是這樣的一條規律——看來，由一個好戰的國家而真正成為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它僅僅經曆一次戰敗國的教訓是不夠的。當然，經曆三次也太多了。或許，經曆兩次是正常的情況，比如德國。
“一戰”失敗——反而滋生出法西斯主義；“二戰”再敗，這才深痛反省，於是脫胎換骨。
這是德國的過程。
日本絕不是一個比德國反省力強的國家。
我想，它現在肯定還不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
因為掌控它的方向的政客們基本上還是一幫信奉勝王敗寇的政客。
它要養精蓄銳到什麽時候再發起戰爭？以什麽借口發起戰爭？對哪一個別國發起戰爭？多大規模的戰爭？
現在作出判斷還為時尚早。哪一國使它再敗，也難估料。但總不會再是歐洲國家了，再不會是美國了。
有一點將是肯定的——日本，它隻有再成為一次戰敗國，它才會有真反省。它才會真的脫胎換骨，亞洲才多一分永久的安全……
是以為亞洲、為中國憂患！
二、輕重取決於日本——從小泉到安倍
據我看來，中日關係現狀如何，前景怎樣，利弊實不由我中國，輕重全然決於日本，亦即日本站在國家意識的態度之上，究竟如何看待侵華罪惡，怎樣端正態度。
由日中關係，聯想到了非洲往事。那是一件真實的事情。倘我沒記錯的話，大約是在去年，由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國際新聞頻道播報。電視新聞資料，估計是由英國方麵提供的。
究竟是一樁什麽非洲往事呢？不，用往事一詞，行文太過輕佻了，那是一樁悲慘恐怖的事件。
七八十年前，一名英國傳教士隻身來到非洲。在英國，其教績卓然，頗得美名，到非洲，僅為神職而已。他去拜見一位
土著部落的酋長。在那過程中，他犯了一個微小的禮節上的錯誤——將自己的寬邊帽從頭上摘下，放在膝上了。
結果是地球上一切文明國度的人們都想不到的——那時世界已經邁入二十世紀。
他被殺死。
不僅被殺死，還被剝皮、剔肉、燒烤、煮湯，最後，敲骨吸髓，被吃得僅剩一個頭骨，成為酋長家族代代相傳的擺設。
我要提出的問題是：作為那英國傳教士的後人，他們能夠從心靈上輕易忘掉那一件事嗎？對於人類，應該不應該是一迴事，能夠不能夠是另一迴事。他們的先人的頭骨，還在別人家裏成為擺設啊！忘記和銘記，這是人類之人性的兩個顯著特征。有時忘記更符合人性；有時銘記更符合人性，這是人性的真相。對於英國傳教士的後代，銘記更符合人性。能否使從前之事成為過去之事呢？這分明不是單方麵取決於他們的問題。它取決於那土著部落的酋長的後代們——他們正一代代做著新酋長。
二零零四年，事隔七八十年以後，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位酋長，做出了一個他的幾代前任酋長沒有做出過的決定——誠摯邀請英國傳教士的後人到非洲去，當麵請罪；當麵歸還對方們的先人的頭骨；當麵以本部落習俗的最高方式，超度對方先人的靈魂。
五分多鍾的電視新聞，便是記錄二零零四年的那一過程的。
試問——如果沒有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長的誠意作為大前提，那英國傳教士的後人們會與對方促膝而坐，談什麽棄仇去憎修玉帛之好的話嗎？那後者的人性不是太不正常了嗎？
我將當今之日本好有一比，恰比作那非洲的土著部落；我將當今之日本政客小泉也好有一比，恰比作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長。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這裏主要比的是，有資格代表一個國家或一個部落的人對本國家或本部落之曆史行為的態度。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日本政客們的意識遠在那一位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長之下。後者的意識是與時俱進的，是願意向全人類的文明共識靠攏的。而日本右翼政客們的言行卻是相反的。
至於當年的日軍，我除了沒有接觸過他們當年吃中國人的記載，其他一概殘忍罪惡，他們是全部犯下了。將那一非洲之恐怖事件擴大十倍，不足以相提並論；擴大百倍，也不足以；擴大千倍，還是不足以；也許擴大萬倍幾萬倍才能相比。
從小泉到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國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
社，所遵循的不外是兩點：其一，人死了，靈魂都是平等的；其二，尊孔，中國的孔子曾曰：“仁者愛人。”
在某些日本人的意識之中，進一步說，在小泉首相的意識之中，人死了，靈魂果然是平等的嗎？倘果然是，又為什麽隻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呢？為什麽不曾也經常到日本的平民公墓去祭奠那些普普通通的亡靈呢？倘果然是，他們那靖國神社裏，為什麽隻供奉名人貴族及所謂“英烈”的靈牌？對不起得很，事實上我認為，靖國神社之中定有日本人的真英烈的靈牌配擺放在那裏受日本人敬仰的。但連國際法西斯戰犯的靈牌也供奉在了那裏，則我就不得不將他們的“英烈”也用引號括上了。倘一概日本人的靈牌都是可以供奉在靖國神社的，還則罷了。但世人皆知，日本的普通人的靈魂，是斷不會被忝置於那靖國神社的。而戰犯的靈魂卻配。平等在他們那兒，說穿了，乃是——戰犯與英烈平等！倘不，南京大屠殺之紀念日，他們何不也在日本替那些慘遭本國獸軍野蠻殺害的中國黎民百姓和戰俘們的亡靈祈禱祈禱呢？——既然人死後，靈魂都是平等的！再試問一問：近一兩年，他們參拜供奉著法西斯戰爭罪犯的靈牌的靖國神社的次數大約比祭奠自己祖先的次數還多吧？而這，叫如喪考妣。
說到“仁者愛人”，他們實是孤陋寡聞。在中國，豈止孔子說過這樣的話！百千年來，反反複複宣傳同一思想的中華先賢，多了。那話的本意——博愛之人，首先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珍惜別人的生命。愛人之心愛人命。不知珍惜別人生命，“愛人”豈非偽裝嗎？希特勒之所以是全世界人民痛恨的法西斯戰犯，乃因他視別國人民生命如糞土。在這一點上，日本的東條英機們與希特勒無區別！
他們想必知道中國除了孔子，還有一位孟子，同樣是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
孟子曾說過這樣的話：“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他們對戰犯們的亡靈的惻隱，已反複向世人證明看了。但作為當事國的首相，對死於日本侵華戰爭的千千萬萬中國人的亡靈的惻隱又究竟體現在哪兒了呢？倘無後一種惻隱之心，其“仁”不“端”也。不“端”便是不正。不正是斜。在中國字中，“斜”與“邪”有同義。對於這等樣人，中國古人還有什麽說法麽？有。仍是孟子。他又曾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已說得明明白白了，我就不再往下說了吧！
至於中國在“二戰”結束以後未對日本提出戰爭索賠，乃是因為考慮到——日本當年也由於美國投下的兩顆原子彈而水深火熱，哀鴻遍野；日本人民，也成了本國發動法西斯戰爭的代罪羔羊。
此考慮，義之端也。
世界各國，文化曆史的長短不同，發展階段的先後不同，民族傳統不同，民俗內容不同，現代與傳統結合的程度不同……總而言之，有許許多多的不同，因而有多種多樣的區別。
這是文化常識。
但十八世紀以後，全世界在文化方麵都達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文化的人文原則的共識，簡稱“人文主義”。
起初的人文主義之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人道主義精神）。
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人文主義又理所當然地包含了和平主張。
至今，人文主義還充實了環保思想。
是謂新人文主義。
聯合國的大會上，討論什麽，通過什麽，擁護什麽，反對什麽，一言以蔽之，高於各成員國利益之上的原則，便是人文主義的原則。代表任何一個國家的政要人物的言行，倘與世界人文主義原則的共識相違背，必須遭到譴責。
在每一個國家自身的文化權利之上，乃是世界人文主義思想原則的唯一權威。全世界各國都要共同遵守的。
一個國家將國際戰犯的亡靈與自己民族的英烈的亡靈並列陳設；一個國家的首相參拜這樣的神社，並以“文化區別”為借口，除了說明其首相所代表的國家是多麽蔑視世界人文主義的思想原則，還能另外說明些什麽呢？
倘是我前邊所舉的那一個非洲土著民族的部落與其酋長，中國人倒也無話可說。吃人還要邊吃邊歌邊舞，那自也是文化，吃的文化。落後若此，理論也白理論。
可今天的日本不是從前的非洲土著部落啊！
日本是站在世界現代化前列的國家啊！
那非洲的代表部落賠禮道歉的酋長，人家也皈依了世界人文主義的原則了啊！倘不，會道歉嗎？人家沒拿“文化區別”當借口啊。用孟子的話說，人家已有“是非之心”了。
日本首相及某些政客頭腦中的人文思想，比一位非洲酋長多些少些？
三、我看日本人
同是“二戰”的禍首國，日本
的結局與德國有所區別。與意大利尤其有所區別。意大利的法西斯頭目，是被他的本國人民吊死的。墨索裏尼成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並不能代表他的國民們。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戰車，於是也將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戰車後。他們吊死他，意味著是對他的懲處。一個國家的人民以最嚴厲的方式懲處了他們的元首，證明了他們與他“劃清界限”的態度是極為鮮明的。
某些德國將軍預見到了德國必敗，企圖暗中與盟軍議和，但是被送上了軍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圖暗殺他，為德國爭取到一個較體麵的投降機會，卻一次次都沒成功。盡管希特勒對他的國民不斷采取欺騙手段，德國必敗的心理陰影，卻早已在蘇美兩軍攻克柏林之前，就擴散於軍隊和民眾之間了。可以這樣說──德國人對於德國必敗是有所心理準備的。對於德國人，保衛柏林不過是垂死掙紮。軍隊明白這一點。民眾也明白這一點。掙紮也敗，不掙紮也敗，總之注定了必敗，也就隻有由希特勒做最後的謝幕人。
日本的戰敗，卻是五十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國的東北，他們還有幾乎整整一百萬精銳的關東軍啊！這一尚未受挫的軍事實力，使日本隻為自己保留了兩種選擇──或者較量到底，或者，以勢均力敵的不屈不辱的姿態，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至於投降，天皇根本沒想過。東條英機根本沒想過。普遍的“大日本皇軍”的將士們根本沒想過。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沒想過……五十年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遭到美國原子彈轟炸前，政客也罷，軍中首腦也罷，普遍的日本民眾也罷，有哪一個日本人的頭腦中，暗暗相信過日本會戰敗嗎？
由於深受軍國主義宣傳的影響，五十年前普遍的日本人，他們的軍隊，即使有厭戰情緒，也絕無反戰心理。他們又怎麽會反對他們的“子弟兵”所進行的“東亞聖戰”呢？父母們當然會巴望他們的兒子迴到身邊。妻子們當然也會那樣巴望。但是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的兒子或丈夫，應該是“解甲榮歸”。在政客和軍中首腦們的想象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戰協議》上簽字，落筆之前，日本是要與蘇美堅決地討論日本在亞洲的“合法權利”的……
廣島和長崎就在這些前提下升起了蘑菇雲……
原子彈的蘑菇雲使日本蒙了，天皇蒙了，東條英機蒙了，政客們和軍中首腦們蒙了，天皇的普遍子民們蒙了。正如當年日軍偷襲珍珠港使美國蒙了一樣，隻不過後者的程度比前者巨大百倍以上。
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