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常跑三峽庫區的，在狹長水庫600裏坡岸上的一座座城鎮裏，曾到過諸多小型企業考察，既了解廠長經理們的憂慮，也理解和體諒工人們的怨尤和苦衷。在這些企業裏，廠長經理經常挨罵受氣，因為他們奮鬥著努力著依舊不能確保按時給工人們發放工資；工人們以血肉之軀天天頂著幹活，卻不能逐月甚至按季領迴自己的應得勞動報酬，誰能過上安穩日子睡上安穩覺呢？
唇亡齒寒：怎一個愁字了得？
在秭歸，我曾慕名去過橙汁廠和酒廠。
橙汁廠在80年代風光過好幾年，員工人數多時達到過千人，一度被認定為排名第一的利稅大戶，秭歸乃臍橙之鄉，搞果品深加工應該是很有發展前途的，沒想到竟垮了；
酒廠冠以屈原名號，其實也是徒有其表，始終未能上規模，更沒弄出一瓶好酒。
巴東縣呢，過去象樣點的企業隻有水泥廠。可辦著辦著便資不抵債，在企業嚴重虧損的無奈情況下被迫拍賣；近幾年刮旅遊風，巴東搗騰出一種打“三峽”牌的酒，酒廠在著名的“野三關”，廠長掛上縣委常委的頭衍，酒呢，似也曾風光一時，可現如今，連近在咫尺的宜昌人也很少喝它了。
巫山縣，過去搞移民試點時，其煙廠曾作為工礦企業移民安置試點單位，為安置移民作過“貢獻”。曾幾何時，該廠廠長也曾榮耀地宣稱一年生產多少多少萬箱，如何走南闖北，煙“香”得供不應求。可後來呢？後來雖沒人瞎吹了，但這個廠確實安置了100多移民，僅此一舉也夠縣領導在北京來這兒考察視察的首長們麵前表功了。好在首長們聽匯報慣了，安置了多少移民是要受表揚的，而安置的結果及被安置者後來的命運誰個關心？
奉節縣乃三峽門戶，是旅遊較“熱”的地方。近年我跑那裏，關注的並非旅遊，而是企業搬遷和移民。有好幾次，我都撞上數百名企業員工在縣政府“討飯”，攪得縣政府無法正常辦公，縣長出不了辦公室、吃不上飯、睡不成覺。
萬州市僅街市就要淹沒掉三分之一，小型企業多，情況更複雜。撇開城市居民搬遷這個沉重話題，單單理出小型企業狀況調查報告就頗費周折。
據調查，按照三峽工程庫175米正常蓄水位標準，庫區受淹工礦企業總共有1599家（含商貿運輸企業215家）。除6家為大型企業、26家為中型企業外，其餘1567家均係小型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8%；按移民補償靜態資金計算：200萬元以下企業為1156家，占72%；100萬元以下企業為784家，占48.3%.庫區小型企業的共同特點是：所有製結構單一，產品結構雷同，如小水泥、小化肥、小磚廠、小酒廠、小機械加工廠等；絕大多數企業管理落後、設備陳舊且汙染環境，產品無競爭力，長期虧損，平均資產負債率達113%.
現實是嚴酷的，庫區受淹企業將如何生存呢？
江水上漲，企業搬遷是必然。
可往哪裏搬呢？搬到新地方後又怎麽辦呢？這裏的破爛機械一拆一搬，折騰後還能用嗎？即使能派上用場，可依舊重複生產那些賣不出去的產品嗎？
——政府和職能部門的官員們在思考，廠長經理們在思考，老百姓也在思考著、憧憬著……
“關停並轉”，千家企業走向末路
三峽工程正式開工已是第9個年頭了。
伴隨著工程施工，庫區受淹企業也在謀劃著未來，探索著如何搬遷和發展之路。1999年前的數年間，庫區各級政府本著中央給予的“技改遷建”政策，花氣力選擇合適的企業“試點”，實施個案調查和全過程跟蹤服務，取得了一些成效，應該說功不可沒。但問題是：“個案”畢竟隻是個別例案，它往往是基礎條件相對較好，產品相對較有銷路且資可抵債、入能敷出的當地最優企業。換句話說，這樣的“成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因為它不能推廣。眾多小型企業設備陳舊老化，實施技術改造投入大量資金後，依舊隻能生產原先那些產品，產生新的積壓，形成新的浪費。錢花了，廠子狀況依舊，效益從何而來？員工利益國家利益從何談起？
鑒於此，1999年5月，國務院調整了三峽庫區移民安置政策和受淹工礦企業遷建改策，即我們通常說的“兩個調整”。
庫區受淹工礦企業廠遷建政策由“技改遷建”變為“結構調整”，其含義是：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企業組織結構、所有製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上，不搞原樣搬遷、重複建設；對汙染嚴重、產品無市場和資不抵債的國有或集體搬遷企業，堅決實施破產或關閉；對產品有市場、資產質量好且領導班子強的搬遷企業，則通過與全國各名優對口支援企業合作或合資，進行組合搬遷。
為鼓勵和調動庫區搬遷工礦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積極性，國家專門製定了一係列優惠政策。客觀地說，每一項優惠政策均具有很高的含金量，將非常有利於庫區經濟可持續發展。
重慶市把工礦企業結構調整的“試驗田”選在了奉節。
奉節搬遷工礦企業共有114家，原規劃組合搬遷為72家。重新修訂規劃後，準備破產、關閉67家，而相對較好的57家，打算合並為20家與對口支援名優企業“聯姻”。國務院有關領導得知該縣情況後，認為調整力度還不夠。為此，湖北省、重慶市再次修訂規劃，擬將庫區1599家企業破產、關閉1012家，抹去總數的63.3%；保留的587家，合並重組為406家。
這不是數字遊戲，更不是鬧著玩的。嚴酷的現實是：庫區遍地開花似的1599家企業的病灶不適宜“技改遷建”這劑藥，必須痛下決心，使用“關停並轉”的猛藥，令其“涅盤”。今後，整個庫區再也見不到麵貌相似的小水泥廠、小酒廠、小機械加工企業了。
禍耶？福耶？人們拭目以待。
“關停並轉”四個字，好寫也好說，但要將其變為現實，則困難重重。廠子是死的，設備也是死的，把機器一停，廠門一鎖，就“關停並轉”了。可人呢，人怎麽辦？
下麵，讓我來簡單給大家算個帳：
一個小企業50人，1012家便是50600人；一個小企業100人，總數便是101200人；大家都知道，庫區內所有企業都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盡管我們人口多，廠子少但卻要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要使人人都有事做、有飯吃，因而在我們勞動密集型的各式各樣的廠子裏，從來都是超員——被地方官員或各種社會關係逼著超員。客觀地說，庫區各小型企業的廠長經理們沒一個是傻子，嚴格地按工廠企業定員指標組織生產，他虧不了。可廠長經理是任命製，他得唯命事從，你“既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快些跑”，他企業裏的各種負擔年年加碼，企業這匹“馬”還能跑嗎？走都走不動了——這就是現實。
既然你的企業屬安置型，人就少不到哪裏去，“安置”不也是效益麽？我到過許多水泥廠、、化肥廠，這類廠子平均人數不會低於300人；象酒廠、鞋廠、床單廠、印刷廠及各類食品加工廠、商工貿公司等，平均人數也不會低於200人。也就是說，庫區1012家“關停並轉”企業裏，少說也有200000人。
200000人下崗，意味著什麽？
我當然不是悲觀主義者。這200000人中的一部分將被新組建的企業或公司吸收，成為新的就業者。而他們中的大多數，將從此失業，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新的就業崗位上崗的前提條件是：年輕、有知識素養。這兩條，他們永遠地失去了——都不再年輕、都不可能再去讀大學弄文憑。
如此一來，怨氣和怨言也就多了。無論我走到庫區的哪個角落，都能聽到下崗工人們哀怨。他們要求不高，想法也不過份：隻要有一份工作，有一個地方可以用自己誠實的勞動換取報酬，足矣。
勞動的權力被剝奪，是一個成年人最大的心痛。
“對口支援”，引發生機與活力
讓我們擱下這個沉重話題，講講“對口支援”吧！
“對口支援”無論講形式還是說內容，都是值得稱道的。
它發端於1992年，全國共有20個省（市）、10個大中城市、中央50多個部委本著“優勢互補、互利互惠、長期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對三峽庫區實施傾斜性支援。作為國務院三峽工程建委會主任的國務院總理李鵬，敦促全國各地名優企業對庫區企業實施“對口支援”，著實功不可沒。有一年在湖北宜昌市召開移民暨對口支援表彰會，他就在會上“牽線搭橋”當“紅娘”，提議“格力空調”、“春都火腿”等名優企業與萬州企業“聯姻”，一時傳為美談。
所謂“對口”，即是指相關省市定點支援庫區某縣或某市。
如萬州市，其援助方定為上海市；巫山縣，援助方指定為廣東省；奉節縣，援肋方為浙江省……截止2001年底，三峽工程移民對口支援共為庫區引入外來資金112.3億元，其中經濟合作類資金99.8億元，合作項且2191個，公益類項目資金12.5億元。
這是了不起的成效！
記得1986年我受命考察庫區150米水位文物古跡受淹情況，各個縣城的通訊條件極為糟糕，大部分地方使用的還是老古董：手搖式電話機。90年代初，也才逐步有所改善。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對口支援，單講庫區通訊設施建設也屬“紙上談兵”。
人們記得，最先涉足庫區的知名企業是“娃哈哈”集團、“白貓”、“常柴”集團等，它們的名字三峽人婦孺皆知。步其後塵，“匯源”、“森達”、“春都”、“格力”等知名企業，亦相繼與庫區企業“聯姻”，闖出了一條合資合作、共同發展的新路。
截止2001年底，庫區遷建企業巳得到移民補償資金56.88億元，占國家給予包幹資金總額的70%.根據規劃，庫區135米水位線共有820戶企業搬遷，要破產關閉440戶，其中湖北132戶，重慶308戶；已進入破產關閉程序的160戶，其中湖北34戶，重慶市126戶。
應該說，庫區企業遷建是極其困難的。庫區各級政府期盼遷建企業能陣痛中“涅盤”，企業員工們又何嚐不希望自己的企業在遷建中菝得新生呢？
機遇與挑戰共存，庫區企業所麵臨的窘境客觀存在，建不建三峽工程它都要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事實上，是因為三峽工程上馬，給予了它們改變命運的曆史機會，這一點，庫區人心知肚明。
企業如何辦，路該怎麽走，沒有人能真正幫上庫區的忙。
因為，命運隻能掌握在自己手上！
唇亡齒寒：怎一個愁字了得？
在秭歸，我曾慕名去過橙汁廠和酒廠。
橙汁廠在80年代風光過好幾年，員工人數多時達到過千人，一度被認定為排名第一的利稅大戶，秭歸乃臍橙之鄉，搞果品深加工應該是很有發展前途的，沒想到竟垮了；
酒廠冠以屈原名號，其實也是徒有其表，始終未能上規模，更沒弄出一瓶好酒。
巴東縣呢，過去象樣點的企業隻有水泥廠。可辦著辦著便資不抵債，在企業嚴重虧損的無奈情況下被迫拍賣；近幾年刮旅遊風，巴東搗騰出一種打“三峽”牌的酒，酒廠在著名的“野三關”，廠長掛上縣委常委的頭衍，酒呢，似也曾風光一時，可現如今，連近在咫尺的宜昌人也很少喝它了。
巫山縣，過去搞移民試點時，其煙廠曾作為工礦企業移民安置試點單位，為安置移民作過“貢獻”。曾幾何時，該廠廠長也曾榮耀地宣稱一年生產多少多少萬箱，如何走南闖北，煙“香”得供不應求。可後來呢？後來雖沒人瞎吹了，但這個廠確實安置了100多移民，僅此一舉也夠縣領導在北京來這兒考察視察的首長們麵前表功了。好在首長們聽匯報慣了，安置了多少移民是要受表揚的，而安置的結果及被安置者後來的命運誰個關心？
奉節縣乃三峽門戶，是旅遊較“熱”的地方。近年我跑那裏，關注的並非旅遊，而是企業搬遷和移民。有好幾次，我都撞上數百名企業員工在縣政府“討飯”，攪得縣政府無法正常辦公，縣長出不了辦公室、吃不上飯、睡不成覺。
萬州市僅街市就要淹沒掉三分之一，小型企業多，情況更複雜。撇開城市居民搬遷這個沉重話題，單單理出小型企業狀況調查報告就頗費周折。
據調查，按照三峽工程庫175米正常蓄水位標準，庫區受淹工礦企業總共有1599家（含商貿運輸企業215家）。除6家為大型企業、26家為中型企業外，其餘1567家均係小型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8%；按移民補償靜態資金計算：200萬元以下企業為1156家，占72%；100萬元以下企業為784家，占48.3%.庫區小型企業的共同特點是：所有製結構單一，產品結構雷同，如小水泥、小化肥、小磚廠、小酒廠、小機械加工廠等；絕大多數企業管理落後、設備陳舊且汙染環境，產品無競爭力，長期虧損，平均資產負債率達113%.
現實是嚴酷的，庫區受淹企業將如何生存呢？
江水上漲，企業搬遷是必然。
可往哪裏搬呢？搬到新地方後又怎麽辦呢？這裏的破爛機械一拆一搬，折騰後還能用嗎？即使能派上用場，可依舊重複生產那些賣不出去的產品嗎？
——政府和職能部門的官員們在思考，廠長經理們在思考，老百姓也在思考著、憧憬著……
“關停並轉”，千家企業走向末路
三峽工程正式開工已是第9個年頭了。
伴隨著工程施工，庫區受淹企業也在謀劃著未來，探索著如何搬遷和發展之路。1999年前的數年間，庫區各級政府本著中央給予的“技改遷建”政策，花氣力選擇合適的企業“試點”，實施個案調查和全過程跟蹤服務，取得了一些成效，應該說功不可沒。但問題是：“個案”畢竟隻是個別例案，它往往是基礎條件相對較好，產品相對較有銷路且資可抵債、入能敷出的當地最優企業。換句話說，這樣的“成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因為它不能推廣。眾多小型企業設備陳舊老化，實施技術改造投入大量資金後，依舊隻能生產原先那些產品，產生新的積壓，形成新的浪費。錢花了，廠子狀況依舊，效益從何而來？員工利益國家利益從何談起？
鑒於此，1999年5月，國務院調整了三峽庫區移民安置政策和受淹工礦企業遷建改策，即我們通常說的“兩個調整”。
庫區受淹工礦企業廠遷建政策由“技改遷建”變為“結構調整”，其含義是：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企業組織結構、所有製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上，不搞原樣搬遷、重複建設；對汙染嚴重、產品無市場和資不抵債的國有或集體搬遷企業，堅決實施破產或關閉；對產品有市場、資產質量好且領導班子強的搬遷企業，則通過與全國各名優對口支援企業合作或合資，進行組合搬遷。
為鼓勵和調動庫區搬遷工礦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積極性，國家專門製定了一係列優惠政策。客觀地說，每一項優惠政策均具有很高的含金量，將非常有利於庫區經濟可持續發展。
重慶市把工礦企業結構調整的“試驗田”選在了奉節。
奉節搬遷工礦企業共有114家，原規劃組合搬遷為72家。重新修訂規劃後，準備破產、關閉67家，而相對較好的57家，打算合並為20家與對口支援名優企業“聯姻”。國務院有關領導得知該縣情況後，認為調整力度還不夠。為此，湖北省、重慶市再次修訂規劃，擬將庫區1599家企業破產、關閉1012家，抹去總數的63.3%；保留的587家，合並重組為406家。
這不是數字遊戲，更不是鬧著玩的。嚴酷的現實是：庫區遍地開花似的1599家企業的病灶不適宜“技改遷建”這劑藥，必須痛下決心，使用“關停並轉”的猛藥，令其“涅盤”。今後，整個庫區再也見不到麵貌相似的小水泥廠、小酒廠、小機械加工企業了。
禍耶？福耶？人們拭目以待。
“關停並轉”四個字，好寫也好說，但要將其變為現實，則困難重重。廠子是死的，設備也是死的，把機器一停，廠門一鎖，就“關停並轉”了。可人呢，人怎麽辦？
下麵，讓我來簡單給大家算個帳：
一個小企業50人，1012家便是50600人；一個小企業100人，總數便是101200人；大家都知道，庫區內所有企業都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盡管我們人口多，廠子少但卻要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要使人人都有事做、有飯吃，因而在我們勞動密集型的各式各樣的廠子裏，從來都是超員——被地方官員或各種社會關係逼著超員。客觀地說，庫區各小型企業的廠長經理們沒一個是傻子，嚴格地按工廠企業定員指標組織生產，他虧不了。可廠長經理是任命製，他得唯命事從，你“既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快些跑”，他企業裏的各種負擔年年加碼，企業這匹“馬”還能跑嗎？走都走不動了——這就是現實。
既然你的企業屬安置型，人就少不到哪裏去，“安置”不也是效益麽？我到過許多水泥廠、、化肥廠，這類廠子平均人數不會低於300人；象酒廠、鞋廠、床單廠、印刷廠及各類食品加工廠、商工貿公司等，平均人數也不會低於200人。也就是說，庫區1012家“關停並轉”企業裏，少說也有200000人。
200000人下崗，意味著什麽？
我當然不是悲觀主義者。這200000人中的一部分將被新組建的企業或公司吸收，成為新的就業者。而他們中的大多數，將從此失業，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新的就業崗位上崗的前提條件是：年輕、有知識素養。這兩條，他們永遠地失去了——都不再年輕、都不可能再去讀大學弄文憑。
如此一來，怨氣和怨言也就多了。無論我走到庫區的哪個角落，都能聽到下崗工人們哀怨。他們要求不高，想法也不過份：隻要有一份工作，有一個地方可以用自己誠實的勞動換取報酬，足矣。
勞動的權力被剝奪，是一個成年人最大的心痛。
“對口支援”，引發生機與活力
讓我們擱下這個沉重話題，講講“對口支援”吧！
“對口支援”無論講形式還是說內容，都是值得稱道的。
它發端於1992年，全國共有20個省（市）、10個大中城市、中央50多個部委本著“優勢互補、互利互惠、長期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對三峽庫區實施傾斜性支援。作為國務院三峽工程建委會主任的國務院總理李鵬，敦促全國各地名優企業對庫區企業實施“對口支援”，著實功不可沒。有一年在湖北宜昌市召開移民暨對口支援表彰會，他就在會上“牽線搭橋”當“紅娘”，提議“格力空調”、“春都火腿”等名優企業與萬州企業“聯姻”，一時傳為美談。
所謂“對口”，即是指相關省市定點支援庫區某縣或某市。
如萬州市，其援助方定為上海市；巫山縣，援助方指定為廣東省；奉節縣，援肋方為浙江省……截止2001年底，三峽工程移民對口支援共為庫區引入外來資金112.3億元，其中經濟合作類資金99.8億元，合作項且2191個，公益類項目資金12.5億元。
這是了不起的成效！
記得1986年我受命考察庫區150米水位文物古跡受淹情況，各個縣城的通訊條件極為糟糕，大部分地方使用的還是老古董：手搖式電話機。90年代初，也才逐步有所改善。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對口支援，單講庫區通訊設施建設也屬“紙上談兵”。
人們記得，最先涉足庫區的知名企業是“娃哈哈”集團、“白貓”、“常柴”集團等，它們的名字三峽人婦孺皆知。步其後塵，“匯源”、“森達”、“春都”、“格力”等知名企業，亦相繼與庫區企業“聯姻”，闖出了一條合資合作、共同發展的新路。
截止2001年底，庫區遷建企業巳得到移民補償資金56.88億元，占國家給予包幹資金總額的70%.根據規劃，庫區135米水位線共有820戶企業搬遷，要破產關閉440戶，其中湖北132戶，重慶308戶；已進入破產關閉程序的160戶，其中湖北34戶，重慶市126戶。
應該說，庫區企業遷建是極其困難的。庫區各級政府期盼遷建企業能陣痛中“涅盤”，企業員工們又何嚐不希望自己的企業在遷建中菝得新生呢？
機遇與挑戰共存，庫區企業所麵臨的窘境客觀存在，建不建三峽工程它都要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事實上，是因為三峽工程上馬，給予了它們改變命運的曆史機會，這一點，庫區人心知肚明。
企業如何辦，路該怎麽走，沒有人能真正幫上庫區的忙。
因為，命運隻能掌握在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