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溺於水，至是鑄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廟，則東莞陳伯陶碑文疑為楊太後弟楊亮節道死葬此，土人立廟以祀昭忠也。至白鶴山之遊仙岩畔，有交椅石，據故老傳聞，端宗嚐設行朝以此為禦座雲。是皆有關斯台史跡，因並及之，以備考證。
一九五七年歲次丁酉冬月，新會簡又文撰文，台山趙超書丹。而選材監刻，力助建碑，複刊行專集，以長留紀念者，則香港趙族宗親總會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這篇《碑記》中所說有關宋王台故實，大體上是不錯的。宋末二王駐蹕官富場，在宋人撰《填海錄》、《二王本末》、明人撰《壓山集》等史籍中都有記載，清康熙《新安縣誌》稱：官富山“在佛堂門內，急（汲）水門之東。宋景炎中，帝舟嚐幸於此，殿址猶存。”清嘉慶《新安縣誌》也稱：“官富駐蹕，宋行朝錄記載，丁醜年四月，帝舟次於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今土人將其址改北帝廟。宋王台在官富之東，有磐石方平數丈，昔帝囗駐蹕於此。台側巨石，舊有‘宋王台’三字。”按清《一統誌》。“官富山在新安縣東南七十裏，又東十裏有馬鞍山，脈皆出自大帽。”“官富巡檢司在新安縣東南八十裏古官富場，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於官富場，即此。”官富巡檢司的駐地，大體在今之九龍寨城一帶，所轄範圍也大體相當今之香港地區，所以，宋末二王曾駐蹕九龍，與香港地區的這一段因緣應是可信的。
但《碑記》中尚有可商榷之處。擇其要者，略述其二。
第一，《碑記》中說到“九月如淺灣”，隨即注明“即今之荃灣也”，而前麵一句“其年六月，移蹕古塔”，則語焉不詳，“古塔”者，何也？查《厓山集》所載“古塔”，《填海錄》則作“古墐”，據饒宗頤先生考證，“古塔”實為“古墐”之誤，而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馬頭圍”，如是，則為宋王台遺址又添一佐證。
第二，《碑記》中稱“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實沿元修宋史之謬”，因而改稱“宋皇台”，為其“正名”。我意以為，此舉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軍占領宋都臨安，益王趙囗和信王趙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不是“皇”。當年五月初一，益王趙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趙囗為廣王，後又改封為衛王，景炎二年四月駐曄官富場，趙囗為“皇”，而趙囗仍為“王”，他繼任帝位是景炎三年四月趙旱病逝囗州之後的事，所以在駐蹕
官富場時，人們仍沿用過去的習慣，並稱二人為“二王”，“二王殿村”亦即由此而來，若稱“二皇”則無論如何也說不通了。因此，我以為，“宋王台”之名並無不妥，無須強改古稱而“正名”。順便說一句，嘉慶《新安縣誌》中“昔帝囗駐蹕於此”一語也是錯誤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昔帝囗偕衛王囗駐蹕於此。
帝囗與衛王囗後來為元軍所迫，由官富場一路轉戰，流落於調州，帝囗病逝，衛王囗即位，改元祥興，後又轉戰於厓山，祥興二年二月初六，敗於元將張弘範，陸秀夫負少帝囗蹈海殉國，南宋的悲壯曆史至此結束。
但這裏又生出一樁公案：帝囗病逝的“囗州”在哪裏？對此，史家又有兩說，各持己見。
一為“囗州即大嶼山”說。此說的主要依據是，吳萊《南海人物古跡記》稱：“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囗州，有三十六嶼。”陳仲微《二王本末》稱：“大軍至次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囗州。囗州，廣之東莞縣，與州沿相對，但隔一水。”1926年興建石壁水塘時，在東湧、大澳一帶曾發掘出三大批宋代的銅錢和青瓷，其中有“淳佑”（1241—1253年）年號的銅錢，距帝囗入粵僅二十多年。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香港大嶼山即古之囗州，帝囗病逝在此，許地山、羅香林、葉靈鳳等諸位先生以及日本學者伊東忠太均主此說。如此說成立，則宋末二王與香港的關係就不僅是駐蹕官富場，而更加密切了。
一為“囗州在化州”說。饒宗頤先生力主此說，曾有專著《九龍與宋季史料》，其中列有多項佐證，竭力批駁“囗州即大嶼山”說，認為“囗州”在雷州半島旁邊，屬化州，即今之硇州。主要依據是，《填海錄》稱：“……欲往占城不果，遂駐調州，隸化州。”《壓山集》稱：“帝舟次於化之囗州。”鄧光薦《文丞相傳》稱：“化州之囗州。”周密《癸辛雜識》注稱：“囗州在化州。”
此二說各有所據，互不相讓，迄今尚未有定論，且留待識者作進一步考察。又，古籍稱二王行蹤尚有“丁醜正月，帝舟次於廣之梅蔚”一語，一些學者試圖證明“梅蔚”即今大嶼山之“梅窩”，亦尚未得確證。但無論囗州是不是大嶼山，梅蔚是不是梅窩，宋末二王曾駐蹕九龍、轉戰香港一帶則是毫無疑問的。
抗英誌士鄧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1899年“新界”人民武裝抗英鬥爭中，湧現了一批領袖人物，他們本是當地鄉紳，在族人和鄉鄰當中素有威望。當時擔任港府輔政
司的駱克曾開列一份《有關鄉紳及長老之保密名單》（見《關於展拓香港界址的函件及其他文書》第53頁，原載1899年4月24日殖民地秘書處密件第三號），其中的一些人即為抗英領袖，鄧菁士也在名單之內，列在“元朗洞”之“廈村”，英文名寫作“tang
tsing—sz”，漢文名寫作“鄧菁士”，這是在港英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現鄧菁士的名字，後來的一些有關香港拓界的函件中也曾幾次出現。由於港英官方文件的“先入為主”，目前我們見到的出版物多數沿用“鄧菁士”字樣，也有的寫作“鄧清士”。
鄧菁士的事跡流傳甚為簡略，在我所能找到的有關香港拓界的史料性著作和普及讀物中均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不止一本書把他的居住地也弄錯了，把他當作吉慶圍的人，說吉慶圍出了個鄧清士，他振臂一唿：“鄉親們……”如何如何。這是曆史造成的缺憾，因為在“新界”鄉民武裝抗英失敗之後，港英政府進行了瘋狂的報複，在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新界”人民處於港英統治之下，那段悲壯的曆史被埋沒、被歪曲，以至於大量史料散失，如今要弄清曆史的本來麵目，自然是困難重重。
我在采訪中得到鄧氏後人的幫助，據廈村籍鄧兆棠醫生提供的材料，鄧菁士為廈村新圍人氏，係鄧氏二十四世祖，《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如下記載：
國學公名芝槐，字弼才，號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庫誕獻公長子也。補國學生。娶仇氏，生一子，曰錫齡。公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終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卯時，享壽五十二歲。
由是可知，“鄧菁士”、“鄧清士”的寫法都是不準確的，應為“鄧菁士”，而且“菁士”既非名，也非字，而是他的號。
鄧菁士卒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換算為公曆應是1899年7月31日。根據第十二任港督卜力的報告，在港英當局的武裝鎮壓之下，“新界”人民的抗英鬥爭截止1899年4月26日已全部平息，此後“新界”地區歸於港英管轄之下，港英並且於5月16日將九龍城、深圳和沙頭角同時強行占領。那麽，鄧菁士在7月31日由於何因死於何地？鄧氏族譜中並沒有記載。就我所看到的材料，鄧菁士在領導抗英鬥爭失敗之後的下落，有兩種說法。
一為“逃亡”說。劉存寬編著的《香港曆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說：“上村之戰後，……抗英武裝事實上已無力組織一場
戰鬥，一部分人被迫撤退到深圳河以北，抵抗運動領袖鄧菁士、鄧儀石等逃奔廣州、南頭，另一部分人則藏匿在本地。”餘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一書也用此說，據該二書注解，此說源於安德葛著《香港史》。
此說在港英的英文檔案中也可以找到依據。1899年4月19日駱克報告說：“下午1：3o，我們前往廈村……我要他們將叛亂的首領交出來，他們說，那些人都逃跑了，其中一人去了南頭，另一人去了廣東。”廈村是鄧菁士、鄧儀石、鄧植亭的家鄉，此處所指何人，是顯而易見的。駱克在1899年4月24日給卜力報告中也曾說到：“在廈村，鄧菁士和鄧植亭這些人看來在誘使當地的老人和村民參加他們的抵抗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我把這些名字列了一個名單，但幾乎所有提到的人都已逃離。”
一為“絞殺”說。“新界”黃建五先生在《新界租借漫談》一文中說：“港英追捕領袖人物，結果，鄧菁士執行絞刑，鄧儀石逃亡西鄉……”
以上兩說雖不一致，但也並不矛盾，因為“逃亡”並不是結果，在逃亡之中為港英逮捕、最後被絞殺仍是可能的，所以兩說可以並存，而鄧菁士的卒期為1899年7月31日則是可以肯定的，《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應是確證。
抗英領袖之一鄧植亭，是鄧菁士的三弟，《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載：
郡庠名芝培，字甄才，號植亭，乳名茂槐，乃郡庠誕獻公三子也。補郡文庠。生於鹹豐元年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娶黃氏，生三子，長曼廷，次咱添，三燮堂。續娶陳氏，生一子，曰沂添。
關於這兩位抗英誌士的後代，據《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所載，鄧菁士之獨生子鄧錫齡，字永周，號夢餘，生於同治戊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壽五十二歲。娶李氏，無子，以鄧德桑承嗣，鄧德桑係鄧祖添之子、鄧芝林之孫，鄧芝林字敏才，號毓生，乳名秀槐，係鄧菁士之二弟。
鄧植亭之長子燮廷，未娶早卒。次子咱添，娶廖氏，生一子，曰德成。三子燮堂，娶朱氏，無子；續娶吳氏，妾鍾氏，生子德剛、德毅、德強，德強早卒。四子沂添，娶關氏，生子德康早卒，次子德嶽。
據鄧兆棠醫生、鄧聖時先生介紹，抗英領袖鄧儀石（又名惠麟）係廈村西山村人，為鄧氏二十五世祖；鄧芳卿係屏山人，為鄧氏二十三世祖，1853年生。
另據黃建五先生撰文介紹，抗英誌士伍其昌，別號星埠，原籍南邊圍
，生於鹹豐九年乙未（1859年），1881年中秀才，1892年補增庠生。生平膽識過人，辦事勇敢，在鄉間排難解紛，任勞任怨。在1899年抗英鬥爭中，挺身而出，捍衛鄉閻。當時有一通敵泄密者被鄉民處死，抗英鬥爭失敗後，死者家屬向英軍“訴冤”，指證抗英領袖人物，伍星墀不肯“畏罪潛逃”，從容被捕，港英欲處以極刑，後因各鄉紳耆極力環保，判為終身監禁。後因英國王子愛德華訪港而“大赦”出獄，已度過十三年鐵窗生涯，時年五十三歲矣。村民們燃放爆竹，夾道歡迎，整個月裏盛宴款待，譽為民族英雄。伍星墀出獄後改號醒遲，在西邊圍築“作新書室”，設館授徒，賦詩明誌，與當地名流唱和，轟動一時。黃建五先生曾輯錄其遺詩三首：
其一
今吾猶是故吾身，底事吾廬號作新。
黃種魂醒初認夏，綠楊甲柝甫迴春；
湯銘康誥追前度，美而歐風漸隔鄰；
願與眾生除舊染，冰壺一片見天真。
其二
近來時局喜推陳，我亦隨人日作新。
三麵開通空夙障，一堂活潑有餘春；
梅花曲繞窗為壁，蓬蓽陰連眷比鄰；
昔歎歸與今已慰，願從吾黨證前因。
其三
天涯零落複何之，倦鳥飛還得一枝。
屋小盡堪容我席，簷低終不寄人籬；
幼安有閣仍居魏，尼父乘桴不陋夷；
最好黃花開放後，陶然醉讀歸來辭。
烈士暮年，劫後餘生，作淡泊之人，出蒼涼之語，“今吾猶是故吾身”，“黃種魂醒初認夏”，“願從吾黨證前因”等句，隱隱可見壯心不已，無愧無悔。伍氏事跡因時間跨度較大，沒有在小說中以真人真事采用，但因資料珍貴，也錄以留存，供後人追念。
又據劉崇先生《港英在新界秋後算賬》一文中所載，駱克在搜捕抗英人士時向卜力呈報的黑名單中提到的姓名有：吳基祥、鄧清持、鄧清宏、鄧亞清、吳豐祥、麥鴻文、陳天寶、李天良、文大龍、李培基、林源發、陳容。因為這些姓名均係據英文音譯，漢字書寫不一定準確，我懷疑其中的“吳基祥”可能就是伍其昌，“鄧清持”則疑為鄧菁士，錄此備考。
以鄧菁士為代表的一批抗英誌士，在異邦入侵、國難當頭之際所表現出的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值得我們
永遠景仰、永遠紀念，他們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不以成敗論英雄
鄧菁士等人領導的抗英武裝力量，直接參戰人數達二千六百人之眾，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包括從民間購置的大炮、原各圍村防盜自衛的抬槍、從各種渠道購買的長槍、短槍（其中有些是太平天國繳獲的“洋槍隊”武器，太平天國失敗後，這些武器失落民間）、大刀、長矛、三叉戟、匕首，與港英的正規軍隊和警察部隊相比，武器裝備低劣，人員軍事素質不足，然而他們不畏強暴，敢於以弱戰強，先後組織了1899年4月15日的首戰大埔、4月17日的再戰大埔和伏擊林村穀、4月18日的反攻石頭圍等多次戰鬥，雖均未能獲勝，但屢敗屢戰，寧死不屈，可歌可泣，而且在軍事上、心理上都給英軍造成了重大打擊。港府輔政司兼“新界”專員駱克曾在1899年4月19日的報告中說：“要是他們有近代化的武器，我軍恐怕就更加為難了。即使如此，他們用原始武器開火的那股勁頭，也顯出他們渾身是膽。”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少將在1899年5月5日的報告中說：“如果叛亂不被及時製止，很可能蔓延成一種可怕的規模。目前我們發現，他們的行動都是經過周密的部署，哪怕是一次小小的勝利，都會使情況日益複雜。”英軍奧格爾曼中校在1899年5月6日的報告中也說：“我相信敵軍的數量一定非常可觀，而且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這上麵了，他們希望以占絕對優勢的人數來壓倒我們，但中國人對近代化武器的威力並沒有任何概念。”從英方當時的許多函件和報告都可看出，抗英武裝力量的人數眾多，鬥誌昂揚，領導者也具有相當的軍事指揮才能，但武器低劣是他們的致命弱點，而且在兩國已經簽訂《專條》，清政府軟弱無能、處處退讓的情況下，民間抵抗運動最後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在以往的一些史料性著作中，曾有過鄉民大敗英軍的記述。如了又著《香港初期史話》（1958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稱：“4月18日，群眾2500人在上湧與英軍激戰，把英軍打敗”；“5月，英軍大舉反攻，炮轟錦田圍，奪去鐵門作為戰利品。”李宏著《香港大事記》（1988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也稱：“4月18日，新界人民2500多人在上湧與英兵激戰，挫敗英軍。”
劉存寬在《香港曆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1995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一書中曾指出上述說法不確之處有三：其一，4月18日激戰的發生地在上村石頭圍而非“上湧”；其二
，當日戰事的勝負恰恰相反，26o0名抵抗者向上村石頭圍的英軍發起反攻，遭到英軍伏擊，抵抗者受到重大損失，此後已無力進行戰鬥；其三，英軍奪走吉慶圍鐵門，發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戰的當日，而非5月。
我在當地采訪時曾經得到關幹“石頭圍鄉民大戰殖民軍”的一些素材，據說：太平公局將主力集中在雞公山，前麵及左右兩翼分布戰鬥部隊，完成對石頭圍英軍的包圍態勢，另派數支突擊小組，引誘敵人迷失方向，並分段截擊敵人的補給線。4月18日，大埔大約七十多條村落的武裝分別抵達石頭圍外圍陣地，深圳、東莞、惠州的團練由太平公局派人引導，一部分上雞公山與主力會合，一部分散人各圍村，包圍已被困在叢林中的近五百名殖民軍。豪雨中殖民軍幾次突圍，都未能衝出密集的火力網，糧食陷入恐慌，運輸用的軍馬被宰殺，連中毒生病的軍大也宰來吃。抗英武裝以“八爪魚戰術”，於4月19日淩晨全麵出擊，先從觀音山對麵的各條戰線展開攻擊，“引蛇出洞”，分散敵人兵力，然後由主力搗其巢穴。在滿天火光、殺聲震地的原野上，殖民軍指揮官六神無主，手忙腳亂，武裝鄉民前仆後繼，殺入叢林中，殖民軍死傷一百多人（一說二百多人），武裝鄉民犧牲三百多人，4月19日午後，石頭圍之戰結束。
這一說法當然令人振奮，我在小說中也極願意描寫一場抗英鄉民大敗英軍的戰鬥，但反複研究其他有關文獻，總覺得上述說法缺乏足夠的依據。英軍奧格爾曼上校在1899年5月6日發出的報告中曾詳細描述了上村之戰：“在下午約2：30的時候，我得到報告說中國人正在向這方靠近。觀察局勢之後，我看到了不少中國人向我們逼近，意圖可能是想襲擊我們。我馬上命令伯傑上尉去作準備，我不知道哪些沒有參加昨天戰鬥的應派出去，哪些疲勞的士兵應該休整。大概下午3：00，伯傑布置他的士兵各就各位，然後我們在那裏等待敵人的到來。敵人排成三列，隊形非常整齊，他們越過幹涸的被犁過的田地，揮動著旗幟，大聲地叫喊著向我們衝過來，很顯然這是中國人一項計劃好的行動。他們開始從遠處射擊，3.5英寸口徑的槍彈在我們身旁落下，我們聽到了一些來福槍射擊的聲音，但是好像數量不多。當他們行進到500碼之內，伯傑開始向他們開火，以便保證射程，而且能看清楚射擊的效果如何。伯傑然後開始前進，看見他們馬上掉頭狂奔，也忘了開槍。我們繼續追擊，一直向他們開火，直到他們跑出我們的射程之外。”
在同一天
晚上10：oo，駱克的報告說：“自從我上封報告（指同日下午3：oo的報告，引者注）發出後不久，中國人就襲擊了我們的軍隊。我方無傷亡，中國人的傷亡情況還不清楚。整個戰鬥期間我都在場。戰鬥結束之後，我們去錦田，拆下了兩個村莊（引者注：指吉慶圍和泰康圍）的大門。然後我們迴到上村，今晚將在此過夜。明天我們將去元朗和屏山。”
奧格爾曼是上村之戰的指揮者，駱克是目擊者，他們對這場戰鬥的記述應該是基本可靠的。如果說這場戰鬥是抗英鄉民大獲全勝，英軍死傷一二百人，而且戰鬥到次日午後才結束，那麽又怎麽解釋英軍在上村之戰的當天去錦迴拆下了吉慶、泰康兩圍的鐵門然後又迴上村過夜呢？我反複考慮，似無這個可能。所以，民間傳說的素材雖然激動人心，也隻好割愛，沒有采用，而按照比較可信的依據，寫了抗英鄉民反攻石頭圍，中了英軍的埋伏而失利。
劉存寬在《香港曆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評述上村之戰說：“新界人民的武裝抗英，譜寫了一頁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壯烈史詩。新界地域、人口有限，在抗英作戰中猶能動員數千之眾，兩戰於大埔，再戰於林村、上村，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雖屢經失敗，付出重大犧牲，仍然萬眾一心，英勇頑強，百折不撓，戰鬥到最後關頭，可歌可泣。”“此外，抗英隊伍作為農民武裝，所表現出的高度組織性也是驚人的。”“然而，這次武裝抗英是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首先，在抗英發動之前，《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已經簽訂，租借新界已是既成事實，英國的接管勢在必行。當時清政府正因列強紛紛宰割中國而疲於奔命，無力也不敢支持新界人民的抗英義舉。這種狀況使新界人民失去抗英的後盾和大後方，孤立無援，直接導致了鬥爭的失敗。”“其次，新界抗英隊伍的主體是當地的團練，敵方是英國的正規軍，抗英者在作戰經驗、作戰訓練和組織的嚴密程度上顯然遠遜於英方。武器裝備上的懸殊劣勢也是抗英作戰失敗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這一番分析和評述是實事求是的。
“新界”人民抗英鬥爭的失敗是由曆史條件所決定的，然而這場鬥爭的愛國主義性質卻不因失敗而改變，抗英誌士雖敗猶榮，雖死猶榮！
關於吉慶圍保衛戰
根據前引的駱克報告，可知英軍進攻吉慶圍、拆走鐵門的行動發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戰的同一天，而不是其他時間。
以往有些書中說到英軍
攻占吉慶圍，往往采用“炮轟”的說法，這也是不確的。據劉崇先生向我提供的材料，可知英軍攻破吉慶圍是在密集的火力掩護下，強迫民工架起浮梯，由工兵運載強力炸藥，在圍之東北角牆身挖孔填入，將圍牆爆破出洞口，而後爆破隊和衝鋒隊攻入。據劉崇先生介紹，吉慶圍村民當時曾進行英勇抵抗，與英軍展開激烈的巷戰，在殖民軍優勢火力下，橫街直巷，灑滿鮮血，屍體縱橫交錯。吉慶圍當時隻有三十多戶人家，男丁被屠殺者達六七十人，有些係全家被殺。殖民軍入室奸淫擄掠，無所不為，頻頻傳出婦女淒厲的叫聲，被強奸的婦女多數披發跌足，用布帶自盡在竹梯上。
時隔二十六年，到了公元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香港經濟陷入停頓，這是繼1921年香港海軍船塢工人和電車工人罷工、1922年海員罷工、1924年手車夫和轎夫罷工之後一次規模空前浩大的總罷工，香港各界人民抗英鬥爭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新界”各區鄉民代表一百零二人也於1924年8月24日在大埔文武廟集會，反對港英實施農地建屋補價政策，成立“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不久改名“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後又改名“新界鄉議局”。在此背景之下，港英當局為解決“新界”施政存在的民族仇恨、宗法組織、田土觀念三大問題，采取淡化民族仇恨的策略，乃有“發還吉慶圍鐵門”之舉。
事情的起因是錦田鄧氏後人鄧伯裘代表全族鄉人向港英政府提出，鐵門是先人遺物，一旦失存，不但體麵攸關，而且愧對祖宗，要求查迴失物。當時在任的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又譯文塔士）應鄧族要求，報告英國政府，將鐵門追迴。
1925年5月26日，吉慶圍鄉民舉行盛典，慶祝鐵門迴自，鄧氏宗親及地方名流到場祝賀，港督司徒拔親自主持了這一典禮。當日吉慶圍大門懸掛賀聯一副：“南國仰屏藩，恩留郇黏；北門重鎖鑰，譽羨寇萊。”上款是：“伯裘、偉堂、禎祥列位宗叔台，吉慶圍重光紀慶”；下款是：‘！屏山房宗侄英生、日騰、鬥星同鞠躬”。據黃建五先生介紹，這副賀聯是由他的父親黃子律老先生為屏山鄉紳鄧英生代作的。
吉慶圍鐵門迴歸後在門右嵌石碑一塊，碑文如下：
溯我鄧族符協祖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卜居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於明成化時分居吉慶、泰康兩圍，四周均深溝高壘，複加連環鐵門，想前人立意，欲築固吾圍，以防禦囗符耳。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即西曆一千
一九五七年歲次丁酉冬月，新會簡又文撰文，台山趙超書丹。而選材監刻，力助建碑，複刊行專集，以長留紀念者，則香港趙族宗親總會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這篇《碑記》中所說有關宋王台故實，大體上是不錯的。宋末二王駐蹕官富場，在宋人撰《填海錄》、《二王本末》、明人撰《壓山集》等史籍中都有記載，清康熙《新安縣誌》稱：官富山“在佛堂門內，急（汲）水門之東。宋景炎中，帝舟嚐幸於此，殿址猶存。”清嘉慶《新安縣誌》也稱：“官富駐蹕，宋行朝錄記載，丁醜年四月，帝舟次於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今土人將其址改北帝廟。宋王台在官富之東，有磐石方平數丈，昔帝囗駐蹕於此。台側巨石，舊有‘宋王台’三字。”按清《一統誌》。“官富山在新安縣東南七十裏，又東十裏有馬鞍山，脈皆出自大帽。”“官富巡檢司在新安縣東南八十裏古官富場，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於官富場，即此。”官富巡檢司的駐地，大體在今之九龍寨城一帶，所轄範圍也大體相當今之香港地區，所以，宋末二王曾駐蹕九龍，與香港地區的這一段因緣應是可信的。
但《碑記》中尚有可商榷之處。擇其要者，略述其二。
第一，《碑記》中說到“九月如淺灣”，隨即注明“即今之荃灣也”，而前麵一句“其年六月，移蹕古塔”，則語焉不詳，“古塔”者，何也？查《厓山集》所載“古塔”，《填海錄》則作“古墐”，據饒宗頤先生考證，“古塔”實為“古墐”之誤，而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馬頭圍”，如是，則為宋王台遺址又添一佐證。
第二，《碑記》中稱“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實沿元修宋史之謬”，因而改稱“宋皇台”，為其“正名”。我意以為，此舉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軍占領宋都臨安，益王趙囗和信王趙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不是“皇”。當年五月初一，益王趙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趙囗為廣王，後又改封為衛王，景炎二年四月駐曄官富場，趙囗為“皇”，而趙囗仍為“王”，他繼任帝位是景炎三年四月趙旱病逝囗州之後的事，所以在駐蹕
官富場時，人們仍沿用過去的習慣，並稱二人為“二王”，“二王殿村”亦即由此而來，若稱“二皇”則無論如何也說不通了。因此，我以為，“宋王台”之名並無不妥，無須強改古稱而“正名”。順便說一句，嘉慶《新安縣誌》中“昔帝囗駐蹕於此”一語也是錯誤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昔帝囗偕衛王囗駐蹕於此。
帝囗與衛王囗後來為元軍所迫，由官富場一路轉戰，流落於調州，帝囗病逝，衛王囗即位，改元祥興，後又轉戰於厓山，祥興二年二月初六，敗於元將張弘範，陸秀夫負少帝囗蹈海殉國，南宋的悲壯曆史至此結束。
但這裏又生出一樁公案：帝囗病逝的“囗州”在哪裏？對此，史家又有兩說，各持己見。
一為“囗州即大嶼山”說。此說的主要依據是，吳萊《南海人物古跡記》稱：“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囗州，有三十六嶼。”陳仲微《二王本末》稱：“大軍至次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囗州。囗州，廣之東莞縣，與州沿相對，但隔一水。”1926年興建石壁水塘時，在東湧、大澳一帶曾發掘出三大批宋代的銅錢和青瓷，其中有“淳佑”（1241—1253年）年號的銅錢，距帝囗入粵僅二十多年。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香港大嶼山即古之囗州，帝囗病逝在此，許地山、羅香林、葉靈鳳等諸位先生以及日本學者伊東忠太均主此說。如此說成立，則宋末二王與香港的關係就不僅是駐蹕官富場，而更加密切了。
一為“囗州在化州”說。饒宗頤先生力主此說，曾有專著《九龍與宋季史料》，其中列有多項佐證，竭力批駁“囗州即大嶼山”說，認為“囗州”在雷州半島旁邊，屬化州，即今之硇州。主要依據是，《填海錄》稱：“……欲往占城不果，遂駐調州，隸化州。”《壓山集》稱：“帝舟次於化之囗州。”鄧光薦《文丞相傳》稱：“化州之囗州。”周密《癸辛雜識》注稱：“囗州在化州。”
此二說各有所據，互不相讓，迄今尚未有定論，且留待識者作進一步考察。又，古籍稱二王行蹤尚有“丁醜正月，帝舟次於廣之梅蔚”一語，一些學者試圖證明“梅蔚”即今大嶼山之“梅窩”，亦尚未得確證。但無論囗州是不是大嶼山，梅蔚是不是梅窩，宋末二王曾駐蹕九龍、轉戰香港一帶則是毫無疑問的。
抗英誌士鄧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1899年“新界”人民武裝抗英鬥爭中，湧現了一批領袖人物，他們本是當地鄉紳，在族人和鄉鄰當中素有威望。當時擔任港府輔政
司的駱克曾開列一份《有關鄉紳及長老之保密名單》（見《關於展拓香港界址的函件及其他文書》第53頁，原載1899年4月24日殖民地秘書處密件第三號），其中的一些人即為抗英領袖，鄧菁士也在名單之內，列在“元朗洞”之“廈村”，英文名寫作“tang
tsing—sz”，漢文名寫作“鄧菁士”，這是在港英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現鄧菁士的名字，後來的一些有關香港拓界的函件中也曾幾次出現。由於港英官方文件的“先入為主”，目前我們見到的出版物多數沿用“鄧菁士”字樣，也有的寫作“鄧清士”。
鄧菁士的事跡流傳甚為簡略，在我所能找到的有關香港拓界的史料性著作和普及讀物中均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不止一本書把他的居住地也弄錯了，把他當作吉慶圍的人，說吉慶圍出了個鄧清士，他振臂一唿：“鄉親們……”如何如何。這是曆史造成的缺憾，因為在“新界”鄉民武裝抗英失敗之後，港英政府進行了瘋狂的報複，在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新界”人民處於港英統治之下，那段悲壯的曆史被埋沒、被歪曲，以至於大量史料散失，如今要弄清曆史的本來麵目，自然是困難重重。
我在采訪中得到鄧氏後人的幫助，據廈村籍鄧兆棠醫生提供的材料，鄧菁士為廈村新圍人氏，係鄧氏二十四世祖，《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如下記載：
國學公名芝槐，字弼才，號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庫誕獻公長子也。補國學生。娶仇氏，生一子，曰錫齡。公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終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卯時，享壽五十二歲。
由是可知，“鄧菁士”、“鄧清士”的寫法都是不準確的，應為“鄧菁士”，而且“菁士”既非名，也非字，而是他的號。
鄧菁士卒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換算為公曆應是1899年7月31日。根據第十二任港督卜力的報告，在港英當局的武裝鎮壓之下，“新界”人民的抗英鬥爭截止1899年4月26日已全部平息，此後“新界”地區歸於港英管轄之下，港英並且於5月16日將九龍城、深圳和沙頭角同時強行占領。那麽，鄧菁士在7月31日由於何因死於何地？鄧氏族譜中並沒有記載。就我所看到的材料，鄧菁士在領導抗英鬥爭失敗之後的下落，有兩種說法。
一為“逃亡”說。劉存寬編著的《香港曆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說：“上村之戰後，……抗英武裝事實上已無力組織一場
戰鬥，一部分人被迫撤退到深圳河以北，抵抗運動領袖鄧菁士、鄧儀石等逃奔廣州、南頭，另一部分人則藏匿在本地。”餘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一書也用此說，據該二書注解，此說源於安德葛著《香港史》。
此說在港英的英文檔案中也可以找到依據。1899年4月19日駱克報告說：“下午1：3o，我們前往廈村……我要他們將叛亂的首領交出來，他們說，那些人都逃跑了，其中一人去了南頭，另一人去了廣東。”廈村是鄧菁士、鄧儀石、鄧植亭的家鄉，此處所指何人，是顯而易見的。駱克在1899年4月24日給卜力報告中也曾說到：“在廈村，鄧菁士和鄧植亭這些人看來在誘使當地的老人和村民參加他們的抵抗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我把這些名字列了一個名單，但幾乎所有提到的人都已逃離。”
一為“絞殺”說。“新界”黃建五先生在《新界租借漫談》一文中說：“港英追捕領袖人物，結果，鄧菁士執行絞刑，鄧儀石逃亡西鄉……”
以上兩說雖不一致，但也並不矛盾，因為“逃亡”並不是結果，在逃亡之中為港英逮捕、最後被絞殺仍是可能的，所以兩說可以並存，而鄧菁士的卒期為1899年7月31日則是可以肯定的，《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應是確證。
抗英領袖之一鄧植亭，是鄧菁士的三弟，《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載：
郡庠名芝培，字甄才，號植亭，乳名茂槐，乃郡庠誕獻公三子也。補郡文庠。生於鹹豐元年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娶黃氏，生三子，長曼廷，次咱添，三燮堂。續娶陳氏，生一子，曰沂添。
關於這兩位抗英誌士的後代，據《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所載，鄧菁士之獨生子鄧錫齡，字永周，號夢餘，生於同治戊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壽五十二歲。娶李氏，無子，以鄧德桑承嗣，鄧德桑係鄧祖添之子、鄧芝林之孫，鄧芝林字敏才，號毓生，乳名秀槐，係鄧菁士之二弟。
鄧植亭之長子燮廷，未娶早卒。次子咱添，娶廖氏，生一子，曰德成。三子燮堂，娶朱氏，無子；續娶吳氏，妾鍾氏，生子德剛、德毅、德強，德強早卒。四子沂添，娶關氏，生子德康早卒，次子德嶽。
據鄧兆棠醫生、鄧聖時先生介紹，抗英領袖鄧儀石（又名惠麟）係廈村西山村人，為鄧氏二十五世祖；鄧芳卿係屏山人，為鄧氏二十三世祖，1853年生。
另據黃建五先生撰文介紹，抗英誌士伍其昌，別號星埠，原籍南邊圍
，生於鹹豐九年乙未（1859年），1881年中秀才，1892年補增庠生。生平膽識過人，辦事勇敢，在鄉間排難解紛，任勞任怨。在1899年抗英鬥爭中，挺身而出，捍衛鄉閻。當時有一通敵泄密者被鄉民處死，抗英鬥爭失敗後，死者家屬向英軍“訴冤”，指證抗英領袖人物，伍星墀不肯“畏罪潛逃”，從容被捕，港英欲處以極刑，後因各鄉紳耆極力環保，判為終身監禁。後因英國王子愛德華訪港而“大赦”出獄，已度過十三年鐵窗生涯，時年五十三歲矣。村民們燃放爆竹，夾道歡迎，整個月裏盛宴款待，譽為民族英雄。伍星墀出獄後改號醒遲，在西邊圍築“作新書室”，設館授徒，賦詩明誌，與當地名流唱和，轟動一時。黃建五先生曾輯錄其遺詩三首：
其一
今吾猶是故吾身，底事吾廬號作新。
黃種魂醒初認夏，綠楊甲柝甫迴春；
湯銘康誥追前度，美而歐風漸隔鄰；
願與眾生除舊染，冰壺一片見天真。
其二
近來時局喜推陳，我亦隨人日作新。
三麵開通空夙障，一堂活潑有餘春；
梅花曲繞窗為壁，蓬蓽陰連眷比鄰；
昔歎歸與今已慰，願從吾黨證前因。
其三
天涯零落複何之，倦鳥飛還得一枝。
屋小盡堪容我席，簷低終不寄人籬；
幼安有閣仍居魏，尼父乘桴不陋夷；
最好黃花開放後，陶然醉讀歸來辭。
烈士暮年，劫後餘生，作淡泊之人，出蒼涼之語，“今吾猶是故吾身”，“黃種魂醒初認夏”，“願從吾黨證前因”等句，隱隱可見壯心不已，無愧無悔。伍氏事跡因時間跨度較大，沒有在小說中以真人真事采用，但因資料珍貴，也錄以留存，供後人追念。
又據劉崇先生《港英在新界秋後算賬》一文中所載，駱克在搜捕抗英人士時向卜力呈報的黑名單中提到的姓名有：吳基祥、鄧清持、鄧清宏、鄧亞清、吳豐祥、麥鴻文、陳天寶、李天良、文大龍、李培基、林源發、陳容。因為這些姓名均係據英文音譯，漢字書寫不一定準確，我懷疑其中的“吳基祥”可能就是伍其昌，“鄧清持”則疑為鄧菁士，錄此備考。
以鄧菁士為代表的一批抗英誌士，在異邦入侵、國難當頭之際所表現出的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值得我們
永遠景仰、永遠紀念，他們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不以成敗論英雄
鄧菁士等人領導的抗英武裝力量，直接參戰人數達二千六百人之眾，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包括從民間購置的大炮、原各圍村防盜自衛的抬槍、從各種渠道購買的長槍、短槍（其中有些是太平天國繳獲的“洋槍隊”武器，太平天國失敗後，這些武器失落民間）、大刀、長矛、三叉戟、匕首，與港英的正規軍隊和警察部隊相比，武器裝備低劣，人員軍事素質不足，然而他們不畏強暴，敢於以弱戰強，先後組織了1899年4月15日的首戰大埔、4月17日的再戰大埔和伏擊林村穀、4月18日的反攻石頭圍等多次戰鬥，雖均未能獲勝，但屢敗屢戰，寧死不屈，可歌可泣，而且在軍事上、心理上都給英軍造成了重大打擊。港府輔政司兼“新界”專員駱克曾在1899年4月19日的報告中說：“要是他們有近代化的武器，我軍恐怕就更加為難了。即使如此，他們用原始武器開火的那股勁頭，也顯出他們渾身是膽。”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少將在1899年5月5日的報告中說：“如果叛亂不被及時製止，很可能蔓延成一種可怕的規模。目前我們發現，他們的行動都是經過周密的部署，哪怕是一次小小的勝利，都會使情況日益複雜。”英軍奧格爾曼中校在1899年5月6日的報告中也說：“我相信敵軍的數量一定非常可觀，而且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這上麵了，他們希望以占絕對優勢的人數來壓倒我們，但中國人對近代化武器的威力並沒有任何概念。”從英方當時的許多函件和報告都可看出，抗英武裝力量的人數眾多，鬥誌昂揚，領導者也具有相當的軍事指揮才能，但武器低劣是他們的致命弱點，而且在兩國已經簽訂《專條》，清政府軟弱無能、處處退讓的情況下，民間抵抗運動最後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在以往的一些史料性著作中，曾有過鄉民大敗英軍的記述。如了又著《香港初期史話》（1958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稱：“4月18日，群眾2500人在上湧與英軍激戰，把英軍打敗”；“5月，英軍大舉反攻，炮轟錦田圍，奪去鐵門作為戰利品。”李宏著《香港大事記》（1988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也稱：“4月18日，新界人民2500多人在上湧與英兵激戰，挫敗英軍。”
劉存寬在《香港曆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1995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一書中曾指出上述說法不確之處有三：其一，4月18日激戰的發生地在上村石頭圍而非“上湧”；其二
，當日戰事的勝負恰恰相反，26o0名抵抗者向上村石頭圍的英軍發起反攻，遭到英軍伏擊，抵抗者受到重大損失，此後已無力進行戰鬥；其三，英軍奪走吉慶圍鐵門，發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戰的當日，而非5月。
我在當地采訪時曾經得到關幹“石頭圍鄉民大戰殖民軍”的一些素材，據說：太平公局將主力集中在雞公山，前麵及左右兩翼分布戰鬥部隊，完成對石頭圍英軍的包圍態勢，另派數支突擊小組，引誘敵人迷失方向，並分段截擊敵人的補給線。4月18日，大埔大約七十多條村落的武裝分別抵達石頭圍外圍陣地，深圳、東莞、惠州的團練由太平公局派人引導，一部分上雞公山與主力會合，一部分散人各圍村，包圍已被困在叢林中的近五百名殖民軍。豪雨中殖民軍幾次突圍，都未能衝出密集的火力網，糧食陷入恐慌，運輸用的軍馬被宰殺，連中毒生病的軍大也宰來吃。抗英武裝以“八爪魚戰術”，於4月19日淩晨全麵出擊，先從觀音山對麵的各條戰線展開攻擊，“引蛇出洞”，分散敵人兵力，然後由主力搗其巢穴。在滿天火光、殺聲震地的原野上，殖民軍指揮官六神無主，手忙腳亂，武裝鄉民前仆後繼，殺入叢林中，殖民軍死傷一百多人（一說二百多人），武裝鄉民犧牲三百多人，4月19日午後，石頭圍之戰結束。
這一說法當然令人振奮，我在小說中也極願意描寫一場抗英鄉民大敗英軍的戰鬥，但反複研究其他有關文獻，總覺得上述說法缺乏足夠的依據。英軍奧格爾曼上校在1899年5月6日發出的報告中曾詳細描述了上村之戰：“在下午約2：30的時候，我得到報告說中國人正在向這方靠近。觀察局勢之後，我看到了不少中國人向我們逼近，意圖可能是想襲擊我們。我馬上命令伯傑上尉去作準備，我不知道哪些沒有參加昨天戰鬥的應派出去，哪些疲勞的士兵應該休整。大概下午3：00，伯傑布置他的士兵各就各位，然後我們在那裏等待敵人的到來。敵人排成三列，隊形非常整齊，他們越過幹涸的被犁過的田地，揮動著旗幟，大聲地叫喊著向我們衝過來，很顯然這是中國人一項計劃好的行動。他們開始從遠處射擊，3.5英寸口徑的槍彈在我們身旁落下，我們聽到了一些來福槍射擊的聲音，但是好像數量不多。當他們行進到500碼之內，伯傑開始向他們開火，以便保證射程，而且能看清楚射擊的效果如何。伯傑然後開始前進，看見他們馬上掉頭狂奔，也忘了開槍。我們繼續追擊，一直向他們開火，直到他們跑出我們的射程之外。”
在同一天
晚上10：oo，駱克的報告說：“自從我上封報告（指同日下午3：oo的報告，引者注）發出後不久，中國人就襲擊了我們的軍隊。我方無傷亡，中國人的傷亡情況還不清楚。整個戰鬥期間我都在場。戰鬥結束之後，我們去錦田，拆下了兩個村莊（引者注：指吉慶圍和泰康圍）的大門。然後我們迴到上村，今晚將在此過夜。明天我們將去元朗和屏山。”
奧格爾曼是上村之戰的指揮者，駱克是目擊者，他們對這場戰鬥的記述應該是基本可靠的。如果說這場戰鬥是抗英鄉民大獲全勝，英軍死傷一二百人，而且戰鬥到次日午後才結束，那麽又怎麽解釋英軍在上村之戰的當天去錦迴拆下了吉慶、泰康兩圍的鐵門然後又迴上村過夜呢？我反複考慮，似無這個可能。所以，民間傳說的素材雖然激動人心，也隻好割愛，沒有采用，而按照比較可信的依據，寫了抗英鄉民反攻石頭圍，中了英軍的埋伏而失利。
劉存寬在《香港曆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評述上村之戰說：“新界人民的武裝抗英，譜寫了一頁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壯烈史詩。新界地域、人口有限，在抗英作戰中猶能動員數千之眾，兩戰於大埔，再戰於林村、上村，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雖屢經失敗，付出重大犧牲，仍然萬眾一心，英勇頑強，百折不撓，戰鬥到最後關頭，可歌可泣。”“此外，抗英隊伍作為農民武裝，所表現出的高度組織性也是驚人的。”“然而，這次武裝抗英是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首先，在抗英發動之前，《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已經簽訂，租借新界已是既成事實，英國的接管勢在必行。當時清政府正因列強紛紛宰割中國而疲於奔命，無力也不敢支持新界人民的抗英義舉。這種狀況使新界人民失去抗英的後盾和大後方，孤立無援，直接導致了鬥爭的失敗。”“其次，新界抗英隊伍的主體是當地的團練，敵方是英國的正規軍，抗英者在作戰經驗、作戰訓練和組織的嚴密程度上顯然遠遜於英方。武器裝備上的懸殊劣勢也是抗英作戰失敗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這一番分析和評述是實事求是的。
“新界”人民抗英鬥爭的失敗是由曆史條件所決定的，然而這場鬥爭的愛國主義性質卻不因失敗而改變，抗英誌士雖敗猶榮，雖死猶榮！
關於吉慶圍保衛戰
根據前引的駱克報告，可知英軍進攻吉慶圍、拆走鐵門的行動發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戰的同一天，而不是其他時間。
以往有些書中說到英軍
攻占吉慶圍，往往采用“炮轟”的說法，這也是不確的。據劉崇先生向我提供的材料，可知英軍攻破吉慶圍是在密集的火力掩護下，強迫民工架起浮梯，由工兵運載強力炸藥，在圍之東北角牆身挖孔填入，將圍牆爆破出洞口，而後爆破隊和衝鋒隊攻入。據劉崇先生介紹，吉慶圍村民當時曾進行英勇抵抗，與英軍展開激烈的巷戰，在殖民軍優勢火力下，橫街直巷，灑滿鮮血，屍體縱橫交錯。吉慶圍當時隻有三十多戶人家，男丁被屠殺者達六七十人，有些係全家被殺。殖民軍入室奸淫擄掠，無所不為，頻頻傳出婦女淒厲的叫聲，被強奸的婦女多數披發跌足，用布帶自盡在竹梯上。
時隔二十六年，到了公元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香港經濟陷入停頓，這是繼1921年香港海軍船塢工人和電車工人罷工、1922年海員罷工、1924年手車夫和轎夫罷工之後一次規模空前浩大的總罷工，香港各界人民抗英鬥爭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新界”各區鄉民代表一百零二人也於1924年8月24日在大埔文武廟集會，反對港英實施農地建屋補價政策，成立“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不久改名“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後又改名“新界鄉議局”。在此背景之下，港英當局為解決“新界”施政存在的民族仇恨、宗法組織、田土觀念三大問題，采取淡化民族仇恨的策略，乃有“發還吉慶圍鐵門”之舉。
事情的起因是錦田鄧氏後人鄧伯裘代表全族鄉人向港英政府提出，鐵門是先人遺物，一旦失存，不但體麵攸關，而且愧對祖宗，要求查迴失物。當時在任的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又譯文塔士）應鄧族要求，報告英國政府，將鐵門追迴。
1925年5月26日，吉慶圍鄉民舉行盛典，慶祝鐵門迴自，鄧氏宗親及地方名流到場祝賀，港督司徒拔親自主持了這一典禮。當日吉慶圍大門懸掛賀聯一副：“南國仰屏藩，恩留郇黏；北門重鎖鑰，譽羨寇萊。”上款是：“伯裘、偉堂、禎祥列位宗叔台，吉慶圍重光紀慶”；下款是：‘！屏山房宗侄英生、日騰、鬥星同鞠躬”。據黃建五先生介紹，這副賀聯是由他的父親黃子律老先生為屏山鄉紳鄧英生代作的。
吉慶圍鐵門迴歸後在門右嵌石碑一塊，碑文如下：
溯我鄧族符協祖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卜居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於明成化時分居吉慶、泰康兩圍，四周均深溝高壘，複加連環鐵門，想前人立意，欲築固吾圍，以防禦囗符耳。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即西曆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