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高與低——三峽工程防洪與水位方案之爭
“吵”出來的世界之最 作者：三峽纖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高與低。這裏指水位。
圍繞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問題，爭來論去數十年，而今總算取得基本一致，
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無須我在此饒舌。竊以為，水位限高低之爭，如同三峽工程其它問題一樣，我們認真迴顧一下，對我們，對子孫後代不無益處。
談三峽工程，沒有人不正視它的巨大經濟效益。其效益，與正常蓄水位達到什麽樣的高程直接相關。高水位，涉及淹沒線內田地損失、城鎮搬遷和人口移居量的增加；反之，則相對減小。但水庫尾部存在迴水變動區，客觀存在著泥沙淤積問題，萬裏長江乃黃金水道，通航是第一位的；因此，水位之高低又直接牽涉航道是否可以改善這一難題…… 看來，不爭論十年八年甚至幾十年，似乎無法解決。下麵，就如實地介紹專家學者們的“水位之爭”——
*國人和洋人的最早方案
第一個“三峽開發計劃”是1933年，由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發起、由電氣工
程師惲震等人勘測擬定的。他們的功績在於，正確地選擇了葛洲壩和黃陵廟（三
峽壩址所在地）兩處壩址。
揮震等人的《報告》 稱：
葛洲壩滾水壩提高水頭12。8 米，裝機容量32萬千瓦，黃陵廟滾水壩，提高水頭20 米，裝機容量50 萬千瓦……“
——這是中國人自擬的也是最早的“三峽方案”。
晚清時期，英國人波韋爾也曾指出了開發長江三峽。美國援華專家潘綏亦在國民黨政府公開鼓吹過“三峽開發計劃”，但他不是實幹家，提不出詳盡方案；
倒是另一位美國人薩凡奇博士對中國的三峽工程動真格的了。他是享譽全球的壩工專家，1944年9 月執拗地前往三峽考察，辛苦40 晝夜，完成了著名的《 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該《報告》被世界譽之為“空前偉大的計劃”，洋洋10萬言。
薩凡奇在南津關到石牌18 公裏的峽岩間選了5 條壩線，其第四壩線方案為：“壩高225 米，裝機容量1056 萬幹瓦，水庫總蓄水量617億立方米，可容洪水270 億立方米…… ”
*長辦：多災多難的“水位方案”
●235 方案
該方案是新中國成立後，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長辦”）提出的。“235
方案“出台情況是這樣的：
1953 年，毛澤東主席視察長江，航行途中聽取“長委”主任林一山關於三
峽樞紐和南水北調工程匯報。次年底，在戰勝長江特大洪水後，林一山再次向毛
澤東、周恩來匯報有關三峽工程的技術問題和壩址查勘情況，這一年至1955年間，“長委”曾多次組織中、蘇專家查勘長江和三峽壩址。到了1956 年，
正式成立“長辦”，請來蘇聯專家12人，正式進行長江流城規劃和三峽樞紐的設
計研究。當時，蘇聯專家對200、220 及230 三個水位方案進行了研究。
“長為”傾向於後者，故正式向國務院提交“235方案”：
“……有效庫容可達1150 ～1260 億立米…… 可以根本解決兩湖平原的水災。”
由於該方案迴水至滬州，重慶市大部份將被淹沒…… 1958年黨中央成都會議周恩來總理的報告，否定了該方案。他明確指出：“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的高程，應當控製在200米，不能再高於這個高程。”
●三期開發方案
1961 年，周恩來總理在接見越南水電代表團時談到：“我們設想在長江修個大壩，發電在世界第一。”
1963年，毛澤東在武漢聽取三峽工程匯報；
1964年，大三線需電急迫，林一山再向國務院寫報告請求上馬，未獲批準；
1966年，長辦又向黨中央提出一個折衷方案：主張蓄水位115 一150 一190 一200 三期開發，建議1968 年準備至1975 年開始發電。
這個方案，顯然是針對國家經濟承受能力和本著“先易後難”的思路設計的。三期開發的優點，從淹沒區域範圍的移民、工廠搬遷及投資方麵，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國際形勢不容中國人樂觀。當1969 年9 月，張體學向毛澤東請示三峽工程時，毛澤東憂心仲仲：“現在不考慮修三峽，要準備打仗，要考慮腦殼上頂200 億立米水的問題……”
●200方案
1979年，當葛洲壩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後，“長辦”又提出一個正常蓄水位200 米，壩高205米，發電2500 萬千瓦，單機容量100 萬千瓦的新方案。
這個方案一提出，立即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在這年三峽選壩會議期間，收集了10 篇論文，林一山處於9：1 的劣勢。因此，該方案被理所當然地否定了。
否定該方案的原因很複雜，其主要理由是：
l 、三峽工程不能解決長江中下遊洪災問題；
2 、須加固加高荊江大堤。
3 、泥沙淤積將會礙航；4 、單機容量100 萬幹瓦的水輪機無法製造；
5 、製造12000 噸的升船機，目前世界上無法解決（蘇聯最大的升船機為世界之最，隻6700 噸）。
6 、移民難，蓄水至200 米高程時，成渝鐵路淹57 公裏，萬縣、重慶受不了。
●150方案
1983 年，長辦在編製三峽可行性報告時，著重考慮了150方案。這個可行性報告同年5 月由國家計委組織審查。6 月份，國家計委將該方案上報國務院。後經長辦、水電部組織再作論證和補充、修改，國務院於1984 年4 月5 日原則上批準了這份報告：“三峽工程按正常蓄水位150 米、壩頂高程175 米設計”。
正常蓄水位150 米，防洪水位135 米，死水位130 米，從防洪水位到正常蓄水位之間的防洪庫容為73 億立米。這樣，20 年一遇洪水可使沙市水位不超過44。5 米；遇100年一遇洪水，仍控製沙市水位44。5 米，荊江分洪工程不運用，則水庫要超蓄到160 米。
150方案的優點在於“總投資低，可以基本滿足防洪要求。該方案可裝機1300萬千瓦，年發電量677 億千瓦時，對解決華東華中地區2000 年前後用電要求有重要作用。
●180 方案：半道上殺出個“程咬金”
得知國務院已經原則批準了“150 方案”，重慶市急了。他們考慮並調查研究了150 方案對重慶市將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就搶在全國人大會議通過150 方案之前，於1984 年10 月向中央建議采用“180 方案”。
重慶市認為：150方案迴水變動段在重點以下100 公裏的長壽至忠縣一帶，不僅重慶港水深得不到改善，而且會因迴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造成礙航，卡住重慶的脖子，使重慶港變成死港。150 方案對航運的作用，僅僅是改善了三峽大壩到石寶寨300 公裏左右的航道。但三峽大壩到重慶約600 公裏，這種局部航運的改變，對整個川江航運來說作用並不大，不僅萬噸船隊到不了重慶，同時，還會因為迴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三峽大壩與葛洲壩之間因發電調峰而產生的不穩定流以及壩下河床下切等對航運的影響，而形成上下卡口，變成“駝背長江”。
重慶市認為：采用180 方案可使重慶主要港區處於深水庫區內，形成的600～700 公裏的深水航道，重慶以下的急流險灘全被淹沒，川江航運將得到根本改善，為西南三省未來經濟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顯然，重慶市提出的方案，是偏重於“西南三省”而考慮的。這裏提出一組數據（按1984 年計算）：
150方案，總投資143 億元，遷移人口33。3 萬人；
180方案，總投資198 億元，遷移人口105。5 萬人。22
重慶市的這個方案，比長辦的方案多投資55億元，更重要的是，多移民72。19萬人。這個方案是直接捅到北京的，中央能不重視？
加之，全國政協懂水的和不懂水的專家，一時間突然都對三峽工程特別關心起來，考察、訪問、講話、發表文章……甚至有人“哭諫”： 堅決反對三峽上馬或暫緩上馬。
於是，80 年代的“三峽熱”再度降溫。中央提出重新論證。
1985 年11月12日，由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簽發的文件，否定了長辦提出的“150 方案”。
*水位方案“大合唱”：誰當指揮？
1985年的三峽問題大爭論，導致長辦150 方案“擱淺”， 中央指定成立“三
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組織數百名專家，對涉及三峽工程的14 個重大問題進
行大規模論證。
這14 個專題分別是：
1 、地質。地震專家組
2 、樞紐建築物專家組
3 、水文專家組
4 、防洪專家組
5 、泥沙專家組
6 、航運專家組
7 、電力係統專家組
8 、機械設備專家組
9 、移民專家組
10 、生態與環境專家組
11 、綜合規劃與水位方案專家組
12 、施工專家組
13、投資估算專家組
14 、綜合經濟評價專家組
14 個專家組，彈奏“三峽工程大合唱”，自然熱鬧非凡。無論哪個組從事哪項題課的調查、研究和舉辦會議，其規模、陣式都不可能以“小”而論。國家下決心投入大量專家、人力和財力實施某項工程的從宏觀到微觀的空前論證，洋人莫不驚歎。各個專題組的專家和技術人員，這些年到底跑了多少地方、開過多少會議，恐伯沒有誰記得清楚。
當然，問題是越討論越多，觀點卻是越爭越明。三峽工程的防洪、航運、發電及灌溉效益，是舉世公認的。問題是何時興建？該不該建？壩，到底建多高？正常蓄水位，究竟定到什麽樣的高程為最佳？
前麵說過：長辦有長辦的水位線設想方案，重慶有重慶的“算盤”；這個認為這樣合適，那位認為那樣有理…… 究竟該聽誰的？
“大合唱”，該聽指揮的。這個指揮，就是錢正英。她，站在全國大江大流治理、水能開發利用的高度看三峽，協調工作堪稱行家。
我們還要提到一個人。他，站在國民經濟全麵均衡發展的戰略高度來考慮問題、處理問題。
他，就是李鵬。
麵對爭議，李鵬在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第三次（擴大）會議上，就水位問題作了如下設想：
“水位問題有很多技術方麵的問題，但歸根到底主要是經濟問題”。“定得高一點，從技術上看是合理的，從長遠看也是合理的，解決問題也比較徹底，但是國家財力、物力有限，最後結果是，合理雖然合理，就是上不了馬”。“定得高了，也得分期施工，不是一下子就達到這個效益，二、三十年後給子孫後代留個條件，不能把路堵死，最後可能是這個情況。如果選用現有的經過論證的方案，l75 米壩高，對150 米的水位做適當的調整，正常蓄水位160米甚至再高一點，也不失為一個比較現實、比較靈活、與國力相適應的方案。這樣，壩高沒有變，隻是水位運用上的變化，初步設計就沒有多大的改變，主要是牽涉到移民多少問題。可能這個方案比較現實，要進一步論證。”
毋須置疑，李鵬設想的水位方案，將會作為“大合唱”的主旋律。
反複論證結果證明：這一設想最適合“國情”。專家學者即便學術觀點偏頗，
但誰不願幹最合國情的事？於是，三峽工程水位方案，最終趨於一致——
“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
這個方案，是在分別對150 、170 、180 ，以及“一級升發、分期建設”等
三種類型共6 個方案進行了全麵的經濟和技術論證後，被專家們一致推薦的。
方案確定：大壩壩頂高程為l85米、一次建成；初期運行水位為156m ，最
終正常蓄水位為175m ，移民不間斷地進行，20 年移完。
大壩壩址距已建成的葛洲壩約40 公裏，控製流域麵積100 萬平方米公裏，
多年平均經流量4510億立方米，水庫總庫容393 億立米，其中，防洪庫容221。5
億立米，興利庫容165 億立米，與防洪共用。
水庫迴水可改善川江航道約600公裏；
水電站裝機總容量為1768 萬千瓦，年發電840億千瓦時；
總投資361。1 億元（其中移民費110。6 億元）；
總工期18 年，其中準備3 年，從主體工程開發到第一批機組發電的工期為9 年。
下麵，著重介紹一下該方案的防洪作用：
1、對荊江地區、遇百年一遇洪水或1931、1935 、1954 年型洪水，可不啟
用荊江分洪區；遇百年以上到千年一遇或類似1870 年型洪水，可控製枝城最大泄量不超過71700 ～ 77000 立米／秒，配合荊江分洪工程，可保證荊江兩岸安全。
2 、對城陵磯附近地區，包括洞庭湖和洪湖地區，遇一般洪水可基本不分洪，遇1931、1935 、1954 年洪水，可大量減少分蓄洪量和淹沒損失；
3 、對武漢地區、由於上遊洪水得到有效控製，可避免荊江大堤潰決對武漢的威脅，提高武漢市防洪和調度運行的可靠性和靈活性。
4 、為鬆滋口、藕池口等地建閘控製創造條件，減輕幹流洪水對洞庭湖地區的威脅，並減少入洞庭湖的泥沙，延緩洞庭湖的淤積和消亡，從長遠觀點講，可部份替代洞庭湖的功能。
水位方案既定，這篇介紹“高與低”爭論的文章就此打住。筆者近日欣喜的獲悉“三峽工程前期準備工作已經拉開戰幕，1996年，三峽工程全麵開工！
但願，再不會有人“哭諫”。因為，圍繞著“三峽工程該不該上馬、何時上馬”的爭論，實在是太久太久了……
（1991 年春季於葛洲壩廢思堂）
圍繞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問題，爭來論去數十年，而今總算取得基本一致，
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無須我在此饒舌。竊以為，水位限高低之爭，如同三峽工程其它問題一樣，我們認真迴顧一下，對我們，對子孫後代不無益處。
談三峽工程，沒有人不正視它的巨大經濟效益。其效益，與正常蓄水位達到什麽樣的高程直接相關。高水位，涉及淹沒線內田地損失、城鎮搬遷和人口移居量的增加；反之，則相對減小。但水庫尾部存在迴水變動區，客觀存在著泥沙淤積問題，萬裏長江乃黃金水道，通航是第一位的；因此，水位之高低又直接牽涉航道是否可以改善這一難題…… 看來，不爭論十年八年甚至幾十年，似乎無法解決。下麵，就如實地介紹專家學者們的“水位之爭”——
*國人和洋人的最早方案
第一個“三峽開發計劃”是1933年，由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發起、由電氣工
程師惲震等人勘測擬定的。他們的功績在於，正確地選擇了葛洲壩和黃陵廟（三
峽壩址所在地）兩處壩址。
揮震等人的《報告》 稱：
葛洲壩滾水壩提高水頭12。8 米，裝機容量32萬千瓦，黃陵廟滾水壩，提高水頭20 米，裝機容量50 萬千瓦……“
——這是中國人自擬的也是最早的“三峽方案”。
晚清時期，英國人波韋爾也曾指出了開發長江三峽。美國援華專家潘綏亦在國民黨政府公開鼓吹過“三峽開發計劃”，但他不是實幹家，提不出詳盡方案；
倒是另一位美國人薩凡奇博士對中國的三峽工程動真格的了。他是享譽全球的壩工專家，1944年9 月執拗地前往三峽考察，辛苦40 晝夜，完成了著名的《 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該《報告》被世界譽之為“空前偉大的計劃”，洋洋10萬言。
薩凡奇在南津關到石牌18 公裏的峽岩間選了5 條壩線，其第四壩線方案為：“壩高225 米，裝機容量1056 萬幹瓦，水庫總蓄水量617億立方米，可容洪水270 億立方米…… ”
*長辦：多災多難的“水位方案”
●235 方案
該方案是新中國成立後，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長辦”）提出的。“235
方案“出台情況是這樣的：
1953 年，毛澤東主席視察長江，航行途中聽取“長委”主任林一山關於三
峽樞紐和南水北調工程匯報。次年底，在戰勝長江特大洪水後，林一山再次向毛
澤東、周恩來匯報有關三峽工程的技術問題和壩址查勘情況，這一年至1955年間，“長委”曾多次組織中、蘇專家查勘長江和三峽壩址。到了1956 年，
正式成立“長辦”，請來蘇聯專家12人，正式進行長江流城規劃和三峽樞紐的設
計研究。當時，蘇聯專家對200、220 及230 三個水位方案進行了研究。
“長為”傾向於後者，故正式向國務院提交“235方案”：
“……有效庫容可達1150 ～1260 億立米…… 可以根本解決兩湖平原的水災。”
由於該方案迴水至滬州，重慶市大部份將被淹沒…… 1958年黨中央成都會議周恩來總理的報告，否定了該方案。他明確指出：“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的高程，應當控製在200米，不能再高於這個高程。”
●三期開發方案
1961 年，周恩來總理在接見越南水電代表團時談到：“我們設想在長江修個大壩，發電在世界第一。”
1963年，毛澤東在武漢聽取三峽工程匯報；
1964年，大三線需電急迫，林一山再向國務院寫報告請求上馬，未獲批準；
1966年，長辦又向黨中央提出一個折衷方案：主張蓄水位115 一150 一190 一200 三期開發，建議1968 年準備至1975 年開始發電。
這個方案，顯然是針對國家經濟承受能力和本著“先易後難”的思路設計的。三期開發的優點，從淹沒區域範圍的移民、工廠搬遷及投資方麵，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國際形勢不容中國人樂觀。當1969 年9 月，張體學向毛澤東請示三峽工程時，毛澤東憂心仲仲：“現在不考慮修三峽，要準備打仗，要考慮腦殼上頂200 億立米水的問題……”
●200方案
1979年，當葛洲壩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後，“長辦”又提出一個正常蓄水位200 米，壩高205米，發電2500 萬千瓦，單機容量100 萬千瓦的新方案。
這個方案一提出，立即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在這年三峽選壩會議期間，收集了10 篇論文，林一山處於9：1 的劣勢。因此，該方案被理所當然地否定了。
否定該方案的原因很複雜，其主要理由是：
l 、三峽工程不能解決長江中下遊洪災問題；
2 、須加固加高荊江大堤。
3 、泥沙淤積將會礙航；4 、單機容量100 萬幹瓦的水輪機無法製造；
5 、製造12000 噸的升船機，目前世界上無法解決（蘇聯最大的升船機為世界之最，隻6700 噸）。
6 、移民難，蓄水至200 米高程時，成渝鐵路淹57 公裏，萬縣、重慶受不了。
●150方案
1983 年，長辦在編製三峽可行性報告時，著重考慮了150方案。這個可行性報告同年5 月由國家計委組織審查。6 月份，國家計委將該方案上報國務院。後經長辦、水電部組織再作論證和補充、修改，國務院於1984 年4 月5 日原則上批準了這份報告：“三峽工程按正常蓄水位150 米、壩頂高程175 米設計”。
正常蓄水位150 米，防洪水位135 米，死水位130 米，從防洪水位到正常蓄水位之間的防洪庫容為73 億立米。這樣，20 年一遇洪水可使沙市水位不超過44。5 米；遇100年一遇洪水，仍控製沙市水位44。5 米，荊江分洪工程不運用，則水庫要超蓄到160 米。
150方案的優點在於“總投資低，可以基本滿足防洪要求。該方案可裝機1300萬千瓦，年發電量677 億千瓦時，對解決華東華中地區2000 年前後用電要求有重要作用。
●180 方案：半道上殺出個“程咬金”
得知國務院已經原則批準了“150 方案”，重慶市急了。他們考慮並調查研究了150 方案對重慶市將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就搶在全國人大會議通過150 方案之前，於1984 年10 月向中央建議采用“180 方案”。
重慶市認為：150方案迴水變動段在重點以下100 公裏的長壽至忠縣一帶，不僅重慶港水深得不到改善，而且會因迴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造成礙航，卡住重慶的脖子，使重慶港變成死港。150 方案對航運的作用，僅僅是改善了三峽大壩到石寶寨300 公裏左右的航道。但三峽大壩到重慶約600 公裏，這種局部航運的改變，對整個川江航運來說作用並不大，不僅萬噸船隊到不了重慶，同時，還會因為迴水變動段的泥沙淤積，三峽大壩與葛洲壩之間因發電調峰而產生的不穩定流以及壩下河床下切等對航運的影響，而形成上下卡口，變成“駝背長江”。
重慶市認為：采用180 方案可使重慶主要港區處於深水庫區內，形成的600～700 公裏的深水航道，重慶以下的急流險灘全被淹沒，川江航運將得到根本改善，為西南三省未來經濟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顯然，重慶市提出的方案，是偏重於“西南三省”而考慮的。這裏提出一組數據（按1984 年計算）：
150方案，總投資143 億元，遷移人口33。3 萬人；
180方案，總投資198 億元，遷移人口105。5 萬人。22
重慶市的這個方案，比長辦的方案多投資55億元，更重要的是，多移民72。19萬人。這個方案是直接捅到北京的，中央能不重視？
加之，全國政協懂水的和不懂水的專家，一時間突然都對三峽工程特別關心起來，考察、訪問、講話、發表文章……甚至有人“哭諫”： 堅決反對三峽上馬或暫緩上馬。
於是，80 年代的“三峽熱”再度降溫。中央提出重新論證。
1985 年11月12日，由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簽發的文件，否定了長辦提出的“150 方案”。
*水位方案“大合唱”：誰當指揮？
1985年的三峽問題大爭論，導致長辦150 方案“擱淺”， 中央指定成立“三
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組織數百名專家，對涉及三峽工程的14 個重大問題進
行大規模論證。
這14 個專題分別是：
1 、地質。地震專家組
2 、樞紐建築物專家組
3 、水文專家組
4 、防洪專家組
5 、泥沙專家組
6 、航運專家組
7 、電力係統專家組
8 、機械設備專家組
9 、移民專家組
10 、生態與環境專家組
11 、綜合規劃與水位方案專家組
12 、施工專家組
13、投資估算專家組
14 、綜合經濟評價專家組
14 個專家組，彈奏“三峽工程大合唱”，自然熱鬧非凡。無論哪個組從事哪項題課的調查、研究和舉辦會議，其規模、陣式都不可能以“小”而論。國家下決心投入大量專家、人力和財力實施某項工程的從宏觀到微觀的空前論證，洋人莫不驚歎。各個專題組的專家和技術人員，這些年到底跑了多少地方、開過多少會議，恐伯沒有誰記得清楚。
當然，問題是越討論越多，觀點卻是越爭越明。三峽工程的防洪、航運、發電及灌溉效益，是舉世公認的。問題是何時興建？該不該建？壩，到底建多高？正常蓄水位，究竟定到什麽樣的高程為最佳？
前麵說過：長辦有長辦的水位線設想方案，重慶有重慶的“算盤”；這個認為這樣合適，那位認為那樣有理…… 究竟該聽誰的？
“大合唱”，該聽指揮的。這個指揮，就是錢正英。她，站在全國大江大流治理、水能開發利用的高度看三峽，協調工作堪稱行家。
我們還要提到一個人。他，站在國民經濟全麵均衡發展的戰略高度來考慮問題、處理問題。
他，就是李鵬。
麵對爭議，李鵬在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第三次（擴大）會議上，就水位問題作了如下設想：
“水位問題有很多技術方麵的問題，但歸根到底主要是經濟問題”。“定得高一點，從技術上看是合理的，從長遠看也是合理的，解決問題也比較徹底，但是國家財力、物力有限，最後結果是，合理雖然合理，就是上不了馬”。“定得高了，也得分期施工，不是一下子就達到這個效益，二、三十年後給子孫後代留個條件，不能把路堵死，最後可能是這個情況。如果選用現有的經過論證的方案，l75 米壩高，對150 米的水位做適當的調整，正常蓄水位160米甚至再高一點，也不失為一個比較現實、比較靈活、與國力相適應的方案。這樣，壩高沒有變，隻是水位運用上的變化，初步設計就沒有多大的改變，主要是牽涉到移民多少問題。可能這個方案比較現實，要進一步論證。”
毋須置疑，李鵬設想的水位方案，將會作為“大合唱”的主旋律。
反複論證結果證明：這一設想最適合“國情”。專家學者即便學術觀點偏頗，
但誰不願幹最合國情的事？於是，三峽工程水位方案，最終趨於一致——
“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
這個方案，是在分別對150 、170 、180 ，以及“一級升發、分期建設”等
三種類型共6 個方案進行了全麵的經濟和技術論證後，被專家們一致推薦的。
方案確定：大壩壩頂高程為l85米、一次建成；初期運行水位為156m ，最
終正常蓄水位為175m ，移民不間斷地進行，20 年移完。
大壩壩址距已建成的葛洲壩約40 公裏，控製流域麵積100 萬平方米公裏，
多年平均經流量4510億立方米，水庫總庫容393 億立米，其中，防洪庫容221。5
億立米，興利庫容165 億立米，與防洪共用。
水庫迴水可改善川江航道約600公裏；
水電站裝機總容量為1768 萬千瓦，年發電840億千瓦時；
總投資361。1 億元（其中移民費110。6 億元）；
總工期18 年，其中準備3 年，從主體工程開發到第一批機組發電的工期為9 年。
下麵，著重介紹一下該方案的防洪作用：
1、對荊江地區、遇百年一遇洪水或1931、1935 、1954 年型洪水，可不啟
用荊江分洪區；遇百年以上到千年一遇或類似1870 年型洪水，可控製枝城最大泄量不超過71700 ～ 77000 立米／秒，配合荊江分洪工程，可保證荊江兩岸安全。
2 、對城陵磯附近地區，包括洞庭湖和洪湖地區，遇一般洪水可基本不分洪，遇1931、1935 、1954 年洪水，可大量減少分蓄洪量和淹沒損失；
3 、對武漢地區、由於上遊洪水得到有效控製，可避免荊江大堤潰決對武漢的威脅，提高武漢市防洪和調度運行的可靠性和靈活性。
4 、為鬆滋口、藕池口等地建閘控製創造條件，減輕幹流洪水對洞庭湖地區的威脅，並減少入洞庭湖的泥沙，延緩洞庭湖的淤積和消亡，從長遠觀點講，可部份替代洞庭湖的功能。
水位方案既定，這篇介紹“高與低”爭論的文章就此打住。筆者近日欣喜的獲悉“三峽工程前期準備工作已經拉開戰幕，1996年，三峽工程全麵開工！
但願，再不會有人“哭諫”。因為，圍繞著“三峽工程該不該上馬、何時上馬”的爭論，實在是太久太久了……
（1991 年春季於葛洲壩廢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