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次整頓校園環境之後，於誌堅並沒有因此而感到輕鬆。賀大山的話以及群眾的議論使他陷入了沉思。他在想什麽是正事，他在想就那麽幾棟破瓦房教室和破瓦房寢室怎麽去發展？他在想學生在這麽艱苦的條件下怎麽安心學習，怎麽留得住學生的心？教師在這麽艱苦的條件下怎麽安居樂業？他在想老百姓把子女送到這裏我們又是怎樣管的，怎樣教的，怎樣提高教學質量的……。他不是思遷，而是思變。他要在這塊黃土地上做出前所未有的貢獻，他要使這貧脊的黃土地變成沃土。他要改善辦學條件，他要提高教學質量。
一九九三年暑期，他毅然決定興建教學樓。不少老同誌都不讚成，主要怕建不起來，又成半拉子工程。工會主席錢運成說：
“誌堅那，前任那麽多領導想都沒敢去想，就不提建了，你保證能建起來，用幾年？不要腦子一熱就蠻幹，建不起來可就難堪了！”
“錢主席，我們這個學校就永遠這樣？我們靠什麽發展，就憑這個亂攤子？我們不但建，還要很快地建起來！”於誌堅非常堅定地說。
還有一些人當麵不說，背後議論，古文武說：
“他當是吹糖人啊！這可不像建水塔，一棟樓房需要大幾十萬，就這樣的破學校，啥時能搞到幾十萬？猴年馬月了！我還不清楚，這麽多年了我們搞的錢在那裏，誰看到了？莫說建不起來，就是建起來了，頭給人家敲，債務也給學校拖垮了！”
不服於誌堅的胥編說：“這家夥就是想撈點兒政績拔腿跑，把包袱扔給別人。”
真正要跑的就是這個說別人的胥編。就在這年秋天，胥編依靠其老嶽父的關係調到市內一所中學任教。此人有一套非常拿手的看家本領，那就是坐在屋裏可以把一個落後分子編造出一個模範。他的妻子餘紅也是他坐在屋裏編造出來的模範。在北崗四中從領導到教師誰也不知道餘紅的事跡是什麽，是哪個方麵的模範，可到了關鍵時刻比如評職稱，模範稱號的證件拿出來了——省少兒工作先進個人。這東西關鍵時候作用就是大，胥編就是憑自己的那個模範稱號被推薦照顧免試上的中師，甩掉了民師帽子，端上了鐵飯碗，吃上了商品糧；之前，他就是農村學校一個臨時聘用教師。
不同的言論隻能增加於誌堅的思考，動搖不了他的決心。他在想，你們這些人老想過去，老是和過去比，為什麽就不能想想未來，向前看。過去沒聽說有個深圳，現在怎麽會出現個深圳，不是才發展起來的嗎？下層知識分子的封閉和單位的長期不變化，人們的思想也疆化了。於誌堅召開領導幹部會議，對興建教學樓這一決策要統一思想。他說：
“大家要解放思想，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用艱苦創業的思想解決問題。興建教學樓的關鍵是資金問題，關於籌集資金的辦法我們采取學校籌一點，教職工借一點，銀行貸一點，施工隊墊付一點的‘四點’辦法。難度肯定有，但創業就是要有一個艱難的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
就這樣，這年九月，經過設計院設計，通過招投標，規模為二十四個教室的教學樓動工興建了。
就在秋季開學沒幾天，一個無月光的晚上，晚自習下課時間，高三年級一個叫王老大、一個叫黃老二的站在學生上廁所的路上，像獵人狩獵一樣正在尋找對象。黃老二突然喊道：
“站住！哪個年級的！”
“高一年級的。”
“跟我們一起走！”
高一年級的這個學生叫陳浩，嚇得不知所措，老老實實地跟在王、黃二人一起來到到學校東南角圍牆邊，黃老二問陳浩：
“身上有錢嗎？”
“沒有，”
黃老二“砰”，“砰”兩腳踢在陳浩的小腿杆上，說：
“真的沒有？收出來可就對你不客氣了！”
陳浩慢慢地有點舍不得的樣子把十元錢從兜裏掏出來給黃老二。
“兄弟，夠意思，有事找我們。”他又指著王老大說：“這是我們老大，這件事不許說出去，若是走漏半點風聲，小心你的狗頭，滾！”
陳浩走後，他們又去尋找時機，尋找對象，再去勒索第二個、第三個……一些學生嚇得不讀書了，迴家了。
高一年級班主任向於誌堅反映：不知怎麽搞得，班上有少數學生才來了這麽短時間，讀得好好的突然提出不讀了，要迴家，問他們理由，也不說什麽理由。
又一天晚上，王老大帶著一個女生從學校後門溜出去。他們二人就在離後門不遠處靠在圍牆旁邊站著，抱得緊緊地接吻。學校一個老教師人們都稱他“書呆子”，他走到那兒發現這二人在一起後，就像發現了新大陸，非要看個究竟不可。他眼睛又不好，於是就湊到跟前去看，王老大伸手就是一拳打過去，“書呆子”的眼立刻變成了熊貓眼。他找到於誌堅說：
“我被打了，你看眼都被打腫了。”
“什麽原因，誰打的？”
“我不認識”
“書呆子”隻說不認識，也不說原因。
他跟於誌堅說罷之後，接著就到處跟別人說他被打了。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就小題大做，說：
“教師被打沒人管，教師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怎麽教學呀！不行了找上邊去！”
“書呆子”實際名字叫蘇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一個大山區，“文革”後調到北崗四中。文革期間，大腦受到刺激，一直沒有結婚，經常拿個照相機專給女生照像。一般都不要錢，要錢也是象征性的要一點。他一個人，工資又高，哥哥是個外商，在新加坡，經常還給他寄錢。錢對他來講沒有多大用處，他照像純屬取樂，找事幹。照完像自己親自騎自行車跑到百裏之外的市區去洗照片，從不打車。身體素質非常好，六十多歲的人了還經常給別人說他的肌肉一點都沒鬆馳。
從蘇鶴身上可以悟出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都有追求，都有實現自己價值的一麵。像他除了一天三頓飯，什麽都可以不幹，照什麽像，騎什麽自行車進城呀。可是不行，因為金錢和一日三餐不能給他帶來幸福和歡樂，隻是為了活著，這樣，活著跟死了差不多；所以，魯迅說：“有些人死了，但他還活著；有些人活著，但他已經死了。”
高一年級班主任匯報新生的流失，蘇鶴匯報他的被打，這兩件事，於誌堅進行了冷靜地分析，再結合以前發生的一些問題，他覺得學生當中還存在著沒有暴露出來的深層次問題。特別是管理還停留在表麵上，或者知道又不敢大膽地深入到學生中間去管。多少年來，下邊的初中教師和學生以及群眾對北崗四中的學生管理意見很大。若不再認真抓好學生的管理，對學校今後的招生尤其是發展影響很大。他親自深入到教師及學生中座談，訪問；深入到教室、寢室、校園的各個部位尤其是死角——人們經常不去的地方。觀察甚至蹲點。一天晚上，他和管理人員一道親自抓到又一個勒索別人錢物的學生叫楊彪，外號叫楊老三。於誌堅對楊老三做了深入細致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從正反兩個方麵去說服他，感化他。楊老三不僅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還揭發了其他違規違紀的學生。如王老大、黃老二們勒索高一新生的錢物，王老大那天晚上毆打蘇鶴。他們都是一路的貨色，通過楊老三才知道學生中有“八大金剛”。有時單獨做案，有時勾結在一起做案，在學生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於誌堅針對這種情況，分別召開了領導幹部會和班主任會，製訂了《北崗四中德育教育實施方案》和《北崗四中學生違規違紀處分條例》。又召開了幾次學生大會，請司法公安部門領導進行法製教育，學校領導及教師對學生進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日常行為規範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學習《違規違紀處分條例》和《中學生守則》。在此基礎上要求領導、班主任、老師加強對學生的管理，實行治安保衛人員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製。對“八大金剛”給予相應處分，作為反麵教材教育學生。但又從正麵教育入手，按他當年任班主任那樣，讓年級主任班主任給這些學生安排管理任務，讓他們參與管理，既管理別人又約束自己，形成自立、自律。經過一個時期的整頓，校風有了一個大轉變，取得了良好地效果。“八大金剛”一個也沒有開除，通過思想教育和他們自立、自律，都轉變過來了。
一九九三年暑期，他毅然決定興建教學樓。不少老同誌都不讚成，主要怕建不起來，又成半拉子工程。工會主席錢運成說：
“誌堅那，前任那麽多領導想都沒敢去想，就不提建了，你保證能建起來，用幾年？不要腦子一熱就蠻幹，建不起來可就難堪了！”
“錢主席，我們這個學校就永遠這樣？我們靠什麽發展，就憑這個亂攤子？我們不但建，還要很快地建起來！”於誌堅非常堅定地說。
還有一些人當麵不說，背後議論，古文武說：
“他當是吹糖人啊！這可不像建水塔，一棟樓房需要大幾十萬，就這樣的破學校，啥時能搞到幾十萬？猴年馬月了！我還不清楚，這麽多年了我們搞的錢在那裏，誰看到了？莫說建不起來，就是建起來了，頭給人家敲，債務也給學校拖垮了！”
不服於誌堅的胥編說：“這家夥就是想撈點兒政績拔腿跑，把包袱扔給別人。”
真正要跑的就是這個說別人的胥編。就在這年秋天，胥編依靠其老嶽父的關係調到市內一所中學任教。此人有一套非常拿手的看家本領，那就是坐在屋裏可以把一個落後分子編造出一個模範。他的妻子餘紅也是他坐在屋裏編造出來的模範。在北崗四中從領導到教師誰也不知道餘紅的事跡是什麽，是哪個方麵的模範，可到了關鍵時刻比如評職稱，模範稱號的證件拿出來了——省少兒工作先進個人。這東西關鍵時候作用就是大，胥編就是憑自己的那個模範稱號被推薦照顧免試上的中師，甩掉了民師帽子，端上了鐵飯碗，吃上了商品糧；之前，他就是農村學校一個臨時聘用教師。
不同的言論隻能增加於誌堅的思考，動搖不了他的決心。他在想，你們這些人老想過去，老是和過去比，為什麽就不能想想未來，向前看。過去沒聽說有個深圳，現在怎麽會出現個深圳，不是才發展起來的嗎？下層知識分子的封閉和單位的長期不變化，人們的思想也疆化了。於誌堅召開領導幹部會議，對興建教學樓這一決策要統一思想。他說：
“大家要解放思想，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用艱苦創業的思想解決問題。興建教學樓的關鍵是資金問題，關於籌集資金的辦法我們采取學校籌一點，教職工借一點，銀行貸一點，施工隊墊付一點的‘四點’辦法。難度肯定有，但創業就是要有一個艱難的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
就這樣，這年九月，經過設計院設計，通過招投標，規模為二十四個教室的教學樓動工興建了。
就在秋季開學沒幾天，一個無月光的晚上，晚自習下課時間，高三年級一個叫王老大、一個叫黃老二的站在學生上廁所的路上，像獵人狩獵一樣正在尋找對象。黃老二突然喊道：
“站住！哪個年級的！”
“高一年級的。”
“跟我們一起走！”
高一年級的這個學生叫陳浩，嚇得不知所措，老老實實地跟在王、黃二人一起來到到學校東南角圍牆邊，黃老二問陳浩：
“身上有錢嗎？”
“沒有，”
黃老二“砰”，“砰”兩腳踢在陳浩的小腿杆上，說：
“真的沒有？收出來可就對你不客氣了！”
陳浩慢慢地有點舍不得的樣子把十元錢從兜裏掏出來給黃老二。
“兄弟，夠意思，有事找我們。”他又指著王老大說：“這是我們老大，這件事不許說出去，若是走漏半點風聲，小心你的狗頭，滾！”
陳浩走後，他們又去尋找時機，尋找對象，再去勒索第二個、第三個……一些學生嚇得不讀書了，迴家了。
高一年級班主任向於誌堅反映：不知怎麽搞得，班上有少數學生才來了這麽短時間，讀得好好的突然提出不讀了，要迴家，問他們理由，也不說什麽理由。
又一天晚上，王老大帶著一個女生從學校後門溜出去。他們二人就在離後門不遠處靠在圍牆旁邊站著，抱得緊緊地接吻。學校一個老教師人們都稱他“書呆子”，他走到那兒發現這二人在一起後，就像發現了新大陸，非要看個究竟不可。他眼睛又不好，於是就湊到跟前去看，王老大伸手就是一拳打過去，“書呆子”的眼立刻變成了熊貓眼。他找到於誌堅說：
“我被打了，你看眼都被打腫了。”
“什麽原因，誰打的？”
“我不認識”
“書呆子”隻說不認識，也不說原因。
他跟於誌堅說罷之後，接著就到處跟別人說他被打了。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就小題大做，說：
“教師被打沒人管，教師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怎麽教學呀！不行了找上邊去！”
“書呆子”實際名字叫蘇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一個大山區，“文革”後調到北崗四中。文革期間，大腦受到刺激，一直沒有結婚，經常拿個照相機專給女生照像。一般都不要錢，要錢也是象征性的要一點。他一個人，工資又高，哥哥是個外商，在新加坡，經常還給他寄錢。錢對他來講沒有多大用處，他照像純屬取樂，找事幹。照完像自己親自騎自行車跑到百裏之外的市區去洗照片，從不打車。身體素質非常好，六十多歲的人了還經常給別人說他的肌肉一點都沒鬆馳。
從蘇鶴身上可以悟出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都有追求，都有實現自己價值的一麵。像他除了一天三頓飯，什麽都可以不幹，照什麽像，騎什麽自行車進城呀。可是不行，因為金錢和一日三餐不能給他帶來幸福和歡樂，隻是為了活著，這樣，活著跟死了差不多；所以，魯迅說：“有些人死了，但他還活著；有些人活著，但他已經死了。”
高一年級班主任匯報新生的流失，蘇鶴匯報他的被打，這兩件事，於誌堅進行了冷靜地分析，再結合以前發生的一些問題，他覺得學生當中還存在著沒有暴露出來的深層次問題。特別是管理還停留在表麵上，或者知道又不敢大膽地深入到學生中間去管。多少年來，下邊的初中教師和學生以及群眾對北崗四中的學生管理意見很大。若不再認真抓好學生的管理，對學校今後的招生尤其是發展影響很大。他親自深入到教師及學生中座談，訪問；深入到教室、寢室、校園的各個部位尤其是死角——人們經常不去的地方。觀察甚至蹲點。一天晚上，他和管理人員一道親自抓到又一個勒索別人錢物的學生叫楊彪，外號叫楊老三。於誌堅對楊老三做了深入細致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從正反兩個方麵去說服他，感化他。楊老三不僅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還揭發了其他違規違紀的學生。如王老大、黃老二們勒索高一新生的錢物，王老大那天晚上毆打蘇鶴。他們都是一路的貨色，通過楊老三才知道學生中有“八大金剛”。有時單獨做案，有時勾結在一起做案，在學生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於誌堅針對這種情況，分別召開了領導幹部會和班主任會，製訂了《北崗四中德育教育實施方案》和《北崗四中學生違規違紀處分條例》。又召開了幾次學生大會，請司法公安部門領導進行法製教育，學校領導及教師對學生進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日常行為規範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學習《違規違紀處分條例》和《中學生守則》。在此基礎上要求領導、班主任、老師加強對學生的管理，實行治安保衛人員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製。對“八大金剛”給予相應處分，作為反麵教材教育學生。但又從正麵教育入手，按他當年任班主任那樣，讓年級主任班主任給這些學生安排管理任務，讓他們參與管理，既管理別人又約束自己，形成自立、自律。經過一個時期的整頓，校風有了一個大轉變，取得了良好地效果。“八大金剛”一個也沒有開除，通過思想教育和他們自立、自律，都轉變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