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的建造分為南端和北端,分界點就是處於中心位置的工廠西門,南端為男宿舍區,北端為女宿舍區,此時已經在南北兩端各建造好了二百座房屋,最多可以容納兩萬名女工和兩萬名男工。


    經過一個月的不間斷招募,整個工廠此時已經有男工四萬多人,不過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隻有一萬多人,另外還有一千多名建築方麵的師傅,當然識字的更少。


    徐衛前期的一千人護衛隊就是從一萬多名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青壯中選取的,其中有一半的人是識文斷字的讀書人。


    之所以有這麽多的讀書人進入徐衛開設的工廠,並不是說清末的社會已經達到很高的識字率了,個中緣由還要從清政府廢除科舉開始說起。


    1905年在日俄戰爭的重大刺激下,國人要求立即廢除科舉的唿聲大為高漲,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會同張之洞、周馥、岑春煊、趙爾巽、與端方等地方督撫大員一起上奏朝廷,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


    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舉的意見,於是清廷隨後發布諭旨,宣布從光緒三十二年開始,停止各級科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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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製度中外媒體一致誇獎,清廷奉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於是乎,中國曆史上延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製度,就這樣突然結束了。


    詔令既出,舉國上下,有喜有憂,五天以後,上海維新派《時報》發文,盛讚此舉為革千年沉痼之積弊,新四海臣民之視聽,驅天下人士使各奮其精神才力,鹹出於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興中國者,其在斯乎。


    但是在輿論普遍讚揚的同時,廢除科舉製度對當時乃至現在的中國產生了異常深刻的影響。


    首先,廢除了科舉,等於是廢除了讀書人階層的精神支柱,傳統的平民上升孔道被關閉了。


    以前的科舉考試盡管因為名額有限實際考上的並不多,但是製度的開放,給人們一種希望、一種鼓勵,而且這是一種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參考書可以用幾十年,隻要不是所謂赤貧,一般人也還可以負擔,再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體製的支持,對貧寒子弟來說,上升性社會變動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


    科舉製廢除後,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所謂的士就沒有來源了,以後的讀書人,就是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必須出自新學堂,而新學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錢之外,還有年齡的限製。


    以前百歲也能做童生,並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個盛舉,而新學堂基本上三十歲以上就進不來了,再後來是二十五歲、二十歲,年齡逐步往下降。


    習慣了新體製的現代人是不易領會年齡限製帶來的影響,但是當時個人若在很小的時候因為各種條件未能進入新的教育體製,他一生也就基本沒有機會走讀書上進之路了,這對當年所有懷揣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齡外,廢科舉興學堂之後,通過讀書改變身份的上升性社會變動,還產生了兩個根本的變化:一個是貧富的決定性增強,另一個是資源日益集中在城市,鄉村慢慢衰落。


    以前念書的人主要都住在鄉村,沒有多少人需要到城裏去為考試而複習,後來學校集中在城裏,還要有錢的人才念得起,這樣對於鄉下的窮人來說這條路基本就已封閉了,然而中國人口中數量最大的恰恰就是這一群體。


    年齡的限製、城鄉的差別和貧富的差距,導致讀書人群向著特定的方向轉變。


    士沒有了,產生了很多知識分子,以及更多的邊緣知識分子。


    不少年輕人,讀過一些書,又無法繼續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鄉村的家裏,在城裏又找不到工作,還看到國家民族在世界競爭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個人和國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這樣的人最後就寄希望於革命。


    另外,對於士紳們來說,廢科舉以後,他們叩官無路,紳權開始拋棄皇權,於是士紳們不再關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緊緊盯住所在的當地以及他們自身的利益,從而使得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害衝突日益加劇。


    科舉製的廢除,將士紳從傳統官僚隊伍中剝離出來,而預備立憲,又為士紳提供了一個擴張政治勢力、謀求合法地位的舞台,於是全國一夜之間每一個省份都出現了資議局,這些議員們為了能夠參與政事,多次進京上書,要求召開國會,但這正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滿清貴族所不希望看到的,於是地方士紳與中央的關係更加緊張。


    當然,廢除科舉後日子還要繼續,人也還是要尋找出路,於是我們能非常明顯的看到1905年以後留學海外的人數暴漲,而徐衛正好趕上了這個隊伍的頭班車,因為留學無異於最好的鍍金,迴國之後稍微運作就可以當官了。


    這是對於像徐衛這樣架子不菲的人才能選擇的一條路,然而對於那些沒錢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費的知識分子而言,加入新軍也是一個選擇。


    於是自1905年以後,全國的新軍都招收了很大一批知識分子,當然作為辛亥革命的首義之地湖北新軍也是如此。


    由於這些人都是一些有文化的知識分子,進入軍營後很快就被提拔為低級軍官,這本來應該是一件歌功頌德的事情,但是這些有文化的軍官對此並不感激,反而視此為賤業,從而心中充滿了對政府的不滿。


    總之科舉的廢除不僅導致士子人心的渙散,且由於損害到其具體利益,使他們生出挫折與不滿心理,這必然會摧毀立憲運動的社會基礎。


    清末立憲本有“固結民心,保全邦本”之目的,然而廢除科舉卻首先離散了士子之心,欲實現“朝野一氣”怕也隻是統治者的一廂情願。


    科舉廢除與留**動,意味著政治係統與社會精英的傳統聯係已經割斷,諸多舊式知識分子的內心固然充滿了無奈的怨恨,而新式知識分子也在感情與行動上轉向立憲或者革命,形成為對政府的巨大威脅。


    科舉製度有很多弊病,但畢竟是廣大士子讀書做官的主要途徑,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為士子所不齒。


    廢科舉等於絕了士子向上發展的路,這樣他們就沒有奔頭了,隻得找新的出路,而從新式學堂出來的學生也要找出路,讀書能幹什麽?


    讀書可以經商,更重要讀書可以做官,但是自1905年以後,做官的路就絕了,辛亥革命某種意義上就是知識分子找出路的一場運動,包括個人出路、國家出路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向,士紳和近代知識分子是當時社會群體中最有影響、最有活力的群體,他們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統治秩序的安危。


    可以說,辛亥革命就是知識分子包括士紳叛離和反對清王朝的一場政治運動,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鋒和橋梁作用,但不可否認也有不少人是為了參加革命後能在新政府裏做官,獲得權力。


    所以民國成立後,士紳也好,新式知識分子也好,都爭相當官去了,所以在民國以後,國民黨大佬胡漢民在一次聚會中說了一句話非常具有代表意義:“如果科舉不廢,誰還來革命!”


    曆史走到徐衛這裏突然產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變故,那些沒錢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費的知識分子在一個省內何止數萬人,但是一個省內的新軍又能有多少,像湖北這種重鎮也就一個鎮一萬人左右,而湖南這種不算太重要的地方隻有一個混成協,而且至今都還沒有開始招募士兵,於是許多衣食無著的貧困書生轉投到工錢還算豐厚的徐衛的紡織廠。


    知識分子與文盲最大的區別在於知識分子能夠明白準確的領悟長官的指令,並且認真正確的執行下去,於是這些文化兵很快就在訓練中脫衣而出,甚至有的人能夠讓徐衛聘請的洋教官記住他們的名字。


    這些學生兵裏麵還有當年教會學校免費培養的一批學生,這些學上大多都是在教會學校開始收學費的時候退學的,所以學到的隻是比較有限,但是有的人竟然能夠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甚至和洋教官交談都沒有問題。


    這些人都是家境貧寒之人,想要出人頭地隻能依靠徐衛,這也正是徐衛所希望看到的,所以在平時訓練的時候,徐衛經常與他的一起訓練,並且在訓練之餘也喜歡和他們一起聊天,多接觸一些他們內心的東西,同時還向他們講述一些自己在歐洲的見聞以及歐洲的曆史。


    徐衛雖然在行為和態度上親近並了解他們,但並不是像普通朋友之間的那種平等的交往,更不可能互相嘻嘻怒罵,而是以一種上位者的態度與他們相處,讓自己這個同齡人在他們的心中永遠保持著一種敬畏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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