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拉開,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台灣海峽之間日暖風吹解凍澌。台胞返鄉探親潮滾滾而來,持續了四十年的兩岸鬥爭中場休息。

    用詩意的語言說,我的大伯父率先跨過海峽,踏浪而歸,而實際上他不是踏浪而是乘風(飛機)而歸的。

    在他歸來之前,我的家已發生了諸多變化,他離開時的那個舊家已在時間中風化,由我的母親大人統領的新家在文革後的廢墟裏艱難地重生。那時,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們家經曆了地主摘帽,房產退還,全家返城的時代三步曲,迴到了紫水城的方氏舊宅中,街道幹部對母親講:“現在你們隻能要迴前院,二進院和後院委實挪不出來,現在住房太緊張,總不能把居民扔到大街上去。”我母親一向是簡單大度的人,再加上當時冰雪剛剛消融,要平反的冤假錯案多不勝數,相關人員都忙不過來,母親隻得作罷。

    三十多年歲月慢慢淌走,風霜雨雪,日月輪迴,昔日的華宅,而今破敗不堪,那些精美的木雕,隔扇全都不翼而飛,屋裏屋外到處殘留著原來房客們搭建臨時建築留下的坑坑凹凹,海棠樹,菊花台,如意大門消失得無影無蹤,垮塌的垂花門披塊舊門板算是大門了。母親手裏沒錢,沒對房子作任何修理,簡單地收拾一下就帶領一家人住進去,好在房子雖破卻足夠寬大,祖母,我父母,我們兄妹三人(我後來又有了個小弟弟),住在這五大間正房,東西各三間廂房的大屋子裏,感覺比王圍孜村那所小土院寬敞多了,小弟弟興奮得蹦出蹦進。

    母親用賣掉鄉下舊房的錢開了一間小雜貨店,與我哥哥方之文共同經營,父親除了偶爾送送飯,基本上成了廢人一個,整天窩在西廂房裏用的大鏡照看他不知從哪裏撿來的廢書爛報,不叫三遍,莫指望他抬頭看人,等他抬眼看對方,白眼珠遲緩地一輪。總會令人想起老記錄片裏的西藏農奴,滿臉麻木的神情,看不出是愚鈍還是苦悲,頭發不整,一身皺巴巴的衣服,顯得瘦伶伶的。我對他又憐憫又不滿,憐憫他一個書生當了大半輩子農夫,犁田、挑糞,越怕吃苦越是受苦,不滿的是他受到打擊便從此一厥不振,整個人委頓消沉得如一個等死的囚犯,渾渾噩噩地耗了一生。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父親留給我最深的映象就是他直著五指從我頭上劈下來的僵巴掌,我完全不明白為何頭頂上會飛來一擊,在我正專心致誌地與小夥伴們玩抓子的時候,待要張口反擊,才發現父親那張僵化的癡臉上一雙直眼睛正瞪著我,我立即起身就走,直奔母親那裏告狀,有時我母親會把父親罵得狗血噴頭,有時她自己心煩,大叫三聲讓我滾遠些,而我母親發起脾氣來才是真正的可怕呀。

    中國人向來講究為尊者隱,為長者隱,我父母都是我的尊長,按理當為他們隱去缺點,隻講養育之恩,但平心而論,我父母並無大是大非的過失,他們隻是一對貧賤夫妻百事哀而已。

    我母親從城裏人變為鄉下人,一年四季辛苦勞作,得不到半點歇息,春種水稻,夏收小麥,秋播油菜,收稻穀,冬天農閑人不閑,公社把社員們組織起來上山挖樹,修築梯田,工地上的紅旗在寒風裏唿啦啦響,高音喇叭裏傳來宏亮的歌聲:學大寨,嘿,要大幹,千軍萬馬齊參戰,頂住狂風戰惡浪,江山萬裏宏圖展。……

    宏圖沒展開,綠樹全沒了。在這曠古未有的改天換地過程中,我母親落下腿疾,天陰時,腰腿痛得不能動,家裏的日子更加艱難,不如意的事層出不窮,她老人家的火氣日漸高升,動輒生氣鳴炮一百零八響,震得幾間舊房子地動山搖,我們三個孩子任何一點小錯她都爆跳如雷,哥哥上學丟了筆,打一頓,我和弟弟用了她的剪刀做木頭眼鏡,適逢她正要用剪刀裁剪德美姑媽寄來的舊衣服,為我們幾個改製衣裳,轉一圈沒找到,再瞅一眼剪刀在我倆手上,她的叱罵聲如一陣大雨點打在我們頭上,我和弟弟滿麵恐慌地雙手將剪刀奉給憤怒的母親,每個人的後腦勺仍少不了一巴掌,她打孩子不準孩子哭:

    “你哭!你哭!你再哭!我打死你!”

    我們嚇得垂眼抹淚,抽動著嘴角,停止聲息,盛怒中的母親女高音又嚴厲三度:“你不哭!你不哭!跟我對著幹是不是!心裏恨我是不是!我叫你不哭!我叫你不哭!”

    這迴是鞋底或椅子砸將下來,口中大罵:“你這姓方的一家什麽東西!你們從前當地主享了福!今日我來受這樣的罪!”

    祖母聽到這話,臉一沉,拄著拐棍出去了,瑞蘭等鄰居聽見她的罵聲都偷偷地抿嘴笑,挨了打的我們被母親拎著耳朵罰跪在堂屋中間,罰跪時間的長短以及給不給飯吃全憑母親當日的心情,她的心情大部分時間是惡劣的。我們 倔強地接受懲罰,也不特別傷心。

    也有極少的時候,母親坐在太陽地裏納鞋底,一針一針地把白線嘎嘎地抽出來,很慈愛地向我們講白雪公主、賣火柴的小女孩,蘇聯人民英雄卓婭和舒拉。這時,我就會認為母親是一個了不起的媽媽,與村裏那些隻會打罵孩子,開粗俗玩笑的婦人不能相提並論。

    我始終認為是清貧勞累的生活導致母親性情爆戾。她原本是一個善良、簡單的人。那時,生產隊分糧食的人年年增加,糧食卻不增加,家家戶戶的日子都像捆了繩子,越勒越緊,每年春夏之際,全村絕大多數人沒糧食吃。東挪西借,小孩子們餓得在田埂上找茅草根吃,黃土、酷日、貧脊的秧田,寂然默立的一個個土屋小村莊,是 那個時代留在我心底的大部分記憶。

    等改革的風聲化雨,母親比從農村大逃亡迴城的知青還溜得快,扶老攜幼地迴到紫水城,雖然在城裏開店作生意也辛苦不易,總算逃離了她日夜盼望離開的農村,兒子長大,可助自己一臂之力,她心頭的火焰自動變小。尤其當我在千軍萬馬中擠過兩次,終於通過獨木橋,考上醫學院後,母親覺得她頭上迎來了一片陽光,她老人家很少再高聲咒罵,嘴角也掛上了笑意,好像變了一個人,甚至我還聽到她獨自哼著五十年代的蘇聯歌曲。

    讓她暢意的日子逐漸接上,我哥哥方之文結了婚,嫂子小鳳接替了母親的辛苦,與哥哥一同打理小店,母親隻在家照管一家人的生活洗煮之類,不用再操心生意,肩頭的擔子輕了一大半,越發地喜歡起來,就等著抱孫子。

    我哥哥是八十年代的時髦青年,穿高領毛衣,藍牛仔褲,分發頭,白淨的方臉兒,大眼睛溫和有禮,一個清爽漂亮的小夥子,早年家裏窮,父親弱,他沒念過幾年書,就下來給生產隊放鴨子掙工分。有一迴悄悄拿迴幾個鴨蛋,被母親打了一頓,說就咱家這個成份,你膽子也太大了,咋敢跟貧農們一樣把公家的東西往迴拿呢。他絕望得要死,頂撞母親道:“你們幹嘛把我生下來,頭上頂個地主帽子,就像頂個大王八,處處矮人半截,給生產隊放鴨子,還低人三分。”母親大罵:“是兒不死,是財不舍!”那迴母子間爆發了一場衝突,還是我去請來瑞蘭老大娘才平息了烽火。哥哥平時話不多,愛看書,當他在鄉下麵朝黃土背朝天幹農活時,心裏總渴望到外麵去。現在迴了城,他也沒有資格考公務員,錯過了待業青年分配工作的最佳年齡,與母親一起開店,他認為也不錯,雖然他並不熱衷於做買賣,當生活告訴他,這是他比較可行的一條路時,他便認真地做起來。

    哥哥的小店擠在一大排櫛鄰比次的店鋪中很不起眼,一間屋子的門麵,進門口橫陳著小型的玻璃櫃,裏麵擺滿五顏六色的煙酒,閃著微光,櫃後有一張高椅,離椅不到五尺遠聳立著木製大貨架,層層地擱滿大紅、淺棕、金黃、明綠……色彩斑斕的各色煙酒盒子,櫃頂堆著落了一層灰的紅字黃紙殼。房間較深,高貨架隔得後半間光線不明,一副小床鋪順東牆搭著。沒顧客時,哥哥雙手肘在櫃台上,翻看些雜誌小報,聽聽鄧麗君的歌,無腔無板地跟著唱:“小城故事多……”有人進來,他立馬站起,態度不冷不熱,碰上還價厲害的,他搖搖頭不爭吵,客人走出門口若有迴頭的意思,他便苦笑道:“迴來,迴來,隻要給我本錢,算了,就算給你帶的。”有時店裏一下子擠滿了人,他眼捷手快,盡量不讓顧客從他店裏空手走掉,買賣完畢,他嘴裏又輕輕哼起“小城故事多……”

    每隔一段時間,他先是與母親後來與嫂子仔細地核一次賬目,查看收支情況。日複一日,他也沒發財,漸漸地他讓家裏人覺得日子輕鬆起來,不再節衣縮食。為了這不挨餓和不挨打的生活,我們中國人進行了多少次革命,一直到鄧小平登上曆史舞台,每一個中國人麵前才掙來一碗可以吃飽的飯。

    哥哥不但保證一家人過上衣食飽暖的日子,自己也開始買一些奢侈品,大錄音機、海鷗表、康巴斯石英鍾,最後非常自豪地買迴一台十四英寸的日立牌彩色電視機,放在我們寬舊的大房子裏,那電視機像小火柴盒似的,日本的電視機播放著日本連續劇《血凝》,三浦友和山口百惠在屏幕上恩愛纏綿。哥哥方之文在他的店鋪前也認識了鄉下姑娘小鳳,她代表自己的雇主前來給哥哥送貨時,兩人見的麵。小鳳算不上好看,打扮著的時候,仍帶幾分土氣,紫色的外衣領口露出一大截紅毛衣,藍褲子下麵踩雙白球鞋,身材卻很好,不高不矮,胖瘦適中,頭發剪短了,燙得亂蓬蓬的,斜掠下來掩住她膚色略暗的半邊麵頰,說話時夾帶著成串的鄉下土語。她與哥哥見麵的次數多了,慢慢地知道他的家庭情況,看他的眼神閃動著戀戀的光,哥哥明白這鄉下姑娘那一點柔嫩可憐的溫情中裹著想作城裏人的強烈意念,他自己也是剛恢複商品糧,當然理解農村人對城鎮戶口的無限向往和頂禮膜拜。不知是誰製定了將農村糧和商品糧區別開來的偉大政策,其割裂農村和城市,讓農村人長久地淪為二等公民的曆史現象直到進入新世紀才被發展的腳步踢進垃圾堆。那時候,城裏有缺憾的男人才娶農村姑娘。我說過我哥哥是善良本份人,做生意不會坑蒙拐騙,做假摻假,因此難發大財。做人也正直心軟,他丟不開小鳳對他愛慕的戀情,看她今日給自己買雙襪子,明日又給他織件毛衣,他便也送她一麵可以開合的小圓鏡,一條粉紅的毛絨圍巾等作為答複,兩人再逛逛大街,看看電影,水到渠成地結婚了。

    小鳳進門後,對我祖母和母親都曲意承歡,她作飯前總先問問祖母:“奶奶,你想吃麵條還是吃米飯?”

    我祖母彎腰背駝地坐在黑膠皮沙發裏,雖沒到口涎垂胸的地步,卻時常一陣輕微的胡塗,看見孫媳婦問話,她怔怔地答道:“我不熱,不用扇電扇”。

    一家子全笑彎了腰,祖母枯萎的臉上起了疑惑,母親附在她耳邊大聲地解釋,等她明白過來,自己也訕笑:“不是老了嗎!聽不清楚了!”

    祖母是老了,白發蒼蒼,手腳如枯枝,可我總覺得她始終不甘心地在期盼著某種氣息,特別是每當我梁二媽來看她時,一對上了年紀的婆媳在劫後餘生的平靜中追懷往事,你一言,我一語,蒼老和半蒼老的臉上悲辛交織地變化著表情。她倆互相傾訴,噓稀不已,仿佛站得遠遠的看一所舊宅,裏麵灰塵朦朦地堆滿了老式家俱,代表某一個時代:遙遠、驚慌、逃離、筆直地看過去,隔著幽微不可辯色的桌櫃床賬,看見窗戶背後彤紅的天,太陽落下去,一切都沒有了之後——早都沒有了,她們還自己傷嗟著。

    在春天的故事之前,對我們兄妹來講,台灣的兩位伯伯是忽略不計的小數點後若幹數字,我的長輩們咬緊牙關,以革命的名義在內心深處主動把他們的親人打入另冊,絕不向不諳世事的孩子透露關於他們的一鱗半爪。梁二媽和夢青大姐的存在隱隱提示我,這家裏還有某根牽滕瑩繞的兩枝。他們是誰?他們過什麽樣的生活?我從來沒想過,我偶爾費力地想象一下,也不能勾勒出他們的輪廓,他們有限的幾張照片都在文革中被祖母和二媽銷毀了,於是他們在我心裏等於一片空白。但無論如何,我都無法把兩位伯伯想象成電影裏那些麵目猙獰的國民黨反動派;相反,在祖母和梁二媽的口中,他們是美哉少年郎。聽她倆那談話的口氣,今生今世是沒指望再見到那至愛的親人,可是,她們為什麽還不肯放棄漫長如人生一樣的牽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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