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學道之人，自己的道德尚未養就，便去分辨善惡；自己的身心尚未清靜，便去揀擇別人。或妒賢嫉能，或爭名競利，抬手動腳，便掉入塵埃之境。舉心運念，不知大道之本，不知若稍有人我分別之心，便不是道；稍有不同之形跡，便不是德。修真之人，當於此處打點心身，放下人心，掃除四相，修到忘人、忘我、忘物的境地，方可謂真知大道之人。望同道共勉之!
“是謂玄同”。此句是總結上文之言。上文所言之“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皆是與世玄同之義。“玄同”者，玄即是道，也就是“無名”之同。是說聖人與天地萬物大同，而無跡可見，非同俗之同。聖人之同，妙應不測，渾然無跡，離分別心，忘名忘相，以道同於天下，以德同於世人。世人雖有貴有賤不一，雖有智有愚不同，聖人皆以道觀之。人人皆道所生，人人皆有道性，其道未有不同者。以德觀人，其德未有不一者。道德既同，其餘的表象不同之內，亦有玄同之處，故曰“是謂玄同”。
觀今世之人，或有同於事而不同於心者，或同於謀而不同於德者。少有乖違，便起分別之見。見物，則利欲心即動；見權貴名譽，便孜孜追求，此皆是世俗之“塵同”，而非“玄同”。果能塞其兌，內無泄漏，光炁充盈。果能閉其門，外無所入，拒賊於外。果能挫其銳，治之於內，蓄養德性。果能解其紛，理之於外，平和外道場。果能和其光，養之於己，而明之於人。果能同其塵，隨物付物，出汙泥而不染。若能心修到此等境界，無往而不玄，無往而不同，既玄又同，真可謂知天、知地、知大道之妙的人了。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此七句是說，既已修到與道玄同的境地，妙無妙有，妙動妙靜，心德之微不可測，玄同之妙不可知，心與太極同體用，與自然規律同變化。一切都是隨心所應，自然而然，不生分別之心。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有道之人，不以得到什麽而心生歡喜，而親其所得；也不因未得到什麽而心起怨尤，而疏遠於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無有親疏之別，得與不得，都是一心。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即不可因得利而動心，利中未嚐不藏害，得利而驕奢，就是害心。也不可因未得利而以為是害，不與人爭利，不與強爭氣，害中未必不是利。害裏能生恩，由害中舍去的是業障，得到的是真利。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不可因得貴而自以為貴，生高人一等之心，不可乘權自驕，以萬民為賤，成為昏君。亦不可因不得貴而失誌喪德，心不貪富貴，視貴與賤為一，守賤以為德。
“故為天下貴”一句，是總結親疏、利害、貴賤之義。世間任何事物，都是一個整體的兩麵，無一可加，無一可損。若能明此理，執中對待，便是天下之至貴者。天下最至貴者，即是道德。道之體為一，道生陰陽之後，事物才分為二，才有親與疏、利與害、貴與賤之兩端。執其親而遠其疏，得其利而忘其害，以其貴而賤於人，以及攀高厭下等等，皆是離開道“一”之整體，而失之偏頗。皆是不道的表現。貴處上位，不有自貴之心；貴而無位，心不知其貴；貴在天下，人不可見；貴在萬物，人不可知。此“貴”乃大道厚德之貴，所以強名曰“故為天下貴。”
修道之人，若能明此至貴之理，修此至貴之德，可與天地同其體，可與造化同其變，此即是“玄同”之境。
【本章說解】
此章經旨，是在示教修道之人，身處凡塵，塵中脫塵，處己不自炫露，處世外圓內方。以不同之妙，修之於己；以大同之妙，處之於世。以平等之心，混跡於世。以道德之明，明之於塵。如此，世間順逆之理，得失之情，皆不可得可得之也。
修心養性之道，必當和光同塵，因物付物，而不迷街物。與道玄同是謂至德，故河上公名之為“玄德”。徐靈胎在《道德經注》中說：“塞其多言之口，則不以議論招尤；閉其出入之門，則不以奔逐勞形；挫折銳氣，則柔弱自安；解除其紛亂，則清靜自守。和其光華，同其塵濁，不欲異物。此則與玄妙之道合為一體，無入而不得矣。”聖人行不言之道，無分別，忘名相，渾同於天地之間，而天地不知；妙用於萬物之中，而萬物不覺。無象無狀，體萬物而不遺，化萬物而不有。雖欲言之，無非強名而已。修道之人，果能從不言之中言此妙道，是謂無言之“大言”，而無所不言。果能從不聞之中聞此妙道，是謂無聞之“真聞”，而無所不聞。如此，方為妙知、妙言、妙見、妙解之人。若能到此等天地，貴賤親疏，非我所有；榮辱得失，非我所屬。文中所謂“不言”之妙，正是此義。
“玄同”就是“抱一”、“得一”。人與萬物處於無差別的“同一”大道之中。經過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消除人心的固蔽，泯滅彼此的分別，超越世俗偏狹的識見，以一中貫兩端。正如莊子所雲：“是以彼也，彼以是也。”故聖人以道心體物，不分人我，不陷是非，皆是以“一”觀天下萬物，故能與百姓“玄同”。
學道之人，“塞兌閉門”，在於養氣存性；“挫銳解紛”，在於定其神；“和光同塵”，在於處世應物，隨時俯仰，如愚如醉，若訥若癡。眾人昏昏，我亦昏昏，不標新，不立異；忘物我，混內外，與道玄同。未能玄同者，便生彼此分別之心。遂己願者，便親之、利之、貴之；不遂己願者，便疏之、害之、賤之。
“玄同”者，就是與道相同，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無極大道本是渾然一氣，本無內外之分，豈有親疏之別?本是無心無欲，哪有利害之別?本無高下之等，怎有貴賤之殊?所以為天下之最尊貴者。
世人隻知得利，而不知害與利同體；隻知“光貴”而“塵賤”，而不知“光塵同和”之理。太上教人塞兌以謹其出，閉門以閑其入，挫銳以製其內，解紛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己，同塵以隨其物。如此則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我無物，心地空明，與道合同，是謂“玄同”。既得其同，則以親為遠，以疏為近；見利而不喜，見害而不懼；得貴不為高，賤而不為低。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正治國”，“正”者，不偏不倚，居於中心之義。亦是指道德仁義，愛民親賢，持守正道之謂。古之治國，執政者皆以道德為本，遵循天道自然規律。故君臣父子，無不行之以倫理常情之正。民心之天德，由正而複；社會之風俗，由正而純，此皆是道德行於天下的必然。天下為公，仁義自然化於民，人人無私，端方正直，民風自純。此即“以正治國”之義。
“以奇用兵”，奇”者，詐也，詐在人即為巧智心，唯以兵戰而用。故有“兵不厭詐”之論。“奇”者，就是不以常道之規，而行變化莫測之術，以達到出奇製勝的目的。用兵與治國不同。兵之用，原為征伐侵略或平息叛亂，皆是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應之。兩軍相敵，兵戈對陣，必有虛實之變化，聲東擊西之策略，出奇製勝之戰術。即使正義之師，亦免不了施用奇詐之術。譬如湯武討伐之兵，亦是奇而用之，用奇則不使敵盡知我之所為。但是，此“奇”隻可用兵，而不能用於治國、處世之道。此即“治國”與“用兵”之相反也。對修道者來說，狡詐心一毫也用不得，一點也不敢有，否則將是損心害性，是喪失道德的“刀兵自伐”!
“以無事取天下”，是說治理天下，當以無欲無為，任道任德，不可以法施治，也不能用私恩以致，而是以道治化於天下，百姓自歸；以德感之於天下，天下自治。實非有心、有為而能取之治之。要取得天下太平，執政者必須知足安分，不妄生事端，不擾亂百姓。故太上在“知足章”中指出：“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故以正治國，天下必無事；以奇而用兵，必能製勝；以道德化治天下，人心必自來歸。此即“以無事取天下”之意。
天下尚可以無事取得，修道之人，又豈可不以無事無為涵養天德，而去自作多為呢?治世之道，猶如治身。視聽言動，合乎無為。而逆修丹法，又如用兵，臨爐進火，務須因時而進，相機而行，采聚有時，烹煉有方。知治世之道，即知治身之法。取天下在於無為，守天下亦不可多事。否則識心亂動，勢必使陰神作弊，身中之民必廢，民必日貧。世上物寶極多，若貪心一起，欲壑難平，焉有不神昏氣濁之理。由此可知治國治身皆是一理。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此句是總結上三句之義。上文所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皆是無為之正，非有事之作為也。“此”，即今也。太上言：我今何以知此治天下之道哉?蓋以今日之所見所知也。觀此言，深知太上聖祖對當時社會的擔憂，有切切叮嚀後世引以為戒之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天下之道，隻是一道，萬事萬物，無不是此道的貫徹流行。所謂一本散為萬殊，萬殊（shu）仍歸一本。治身治世，都是大事。治世之道，莫過於國泰民安，天下太平。仁義禮智信，各循其天良本性。這些看起來都是體現在日用常行中之事，但又是天下之大經，萬古之大法。此即所謂常道、正道也。做人當盡的本分，就是人人固有的天良。為民之主者，就是人民的榜樣，若能躬行節儉，力盡孝慈，為天下表率，天下自會無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也。”一治一亂，循環相因。自古及今，同是此理。雖然治則用道德，亂則用兵戈，一旦兩軍對陣，大敵交鋒，國家安危，人民生死，全係於用兵之時。雖權謀之術，智巧之變，並非君子所貴。然而為了國家人民的安危，又不得不用之，此即是“道者反之動”之義。當天下太平之時，雖然萬事紛繁，為君者從容鎮靜，無欲無為，自然上與天通，下為民擁，天下悉歸道也。
【天下多忌諱（hui），而民彌貧；】
太上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人君已失道。各國君主兼並戰爭四起，強欺弱，大並小，烽火連年，死屍遍野。勞役賦稅，農事荒廢，人民苦難不堪，此皆是國君的私欲妄為之過。百姓最忌諱的就是日子不得安寧，天下愈亂，百姓愈不安，萬物皆不寧。這是百姓貧困的根本原因。
“忌諱”，又指禁忌，即法律政令所不允許之事。“天下多忌諱”，是說為政者勞役賦稅等法令繁多。令煩則奸生，禁多則詐起，此乃自然之理。如以強令禁止人民一切福利之事，強迫百姓做不願做之事，違背民心，這是百姓最不願意、最忌諱之事。明君在位，毫無私欲，以道施於天下，以德化於民心，以無為自然治國，此乃取天下、守天下之首要。
所謂“而民彌貧”，“彌”者，愈之意。上句是說為君者不搜刮民財，慈心養育民生，則國未有不富，民未有不足，何須以繁瑣的政令去禁民呢?禁民之事愈多，擾亂民之心愈煩，使民失去自然天性，為應酬為官者的禁令而煩惱。政令愈多，猶如捆住民之手腳的繩索愈多，使民陷入困惑，不能心安理得，不能盡心盡性，難以自富自足，民豈有不貧不怨者。賦稅愈增，妨害民利之事愈多，則民必然愈貧；人民貧窮，盜賊必起，必然形成社會的惡性循環。故曰“而民彌貧”。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民多利器”，“利器”者，權柄也。人若有權，猶如手握利器一般。握有利器者，若以利器造福人民，則是造善積德；若是以權利謀私，則是禍國殃民，犯罪造業。
聖人以厚德循天道之自然，順人倫之常情，默默然以道德利國益民，渾渾然以公心造福天下。故聖人是大道之利器。正如莊子所言：“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以明示天下。”此意是說，聖人的德行智慧行於天下，不是利器，勝似利器，可使民心潛移默化，而非昭昭炫露。
國之權柄利器，若是被不仁不義者竊取，必會興風作浪，使上下顛倒，是非混淆，橫施天下，害國禍民。倘若以手中的權利謀私妄為，則國家的尊嚴必被扭曲，下之權必僭（jià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義或禮儀、器物）之於上，上下相欺，綱紀法度，刑賞律令，皆可濫用妄為。這就是今人常言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社會現象。故手中執國家權柄“利器”的人，必須心誠持正，以利器造福於民，才是正途。假若以權謀私，欺上瞞下，人心必亂，國之道自此而不明，國之政未有不亂者。故曰“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觀今之世，貪權謀私者不少，權錢交易，以權謀私，滋生出許多腐敗之徒，害國害民，為百姓所怨恨。可見權利這個“利器”，如果不用道德製馭，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心，此“利器”不僅誤國害民，而且必然禍害自己的身心，有百害而無一利。故太上在十九章中提出“絕巧棄利”之誡，意即在此。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人多技巧”，“技”者，技能、巧智之意。人都愛慕技巧，而且互相效尤，於是千奇百怪之物，使人生貪有之心。春秋時期，銅器、玉器等製造技巧興起，人多追求，亦為上層君主所提倡，所貪愛，故成為當時百姓追求的奢華風尚。由於人君失道而有欲，追求新奇，故導致了天下百姓奢靡，欲心遂起。此罪在人君之無道。
上古之人，其性渾全，其情樸厚，凡物付之於自然，不用技巧去攫（jué）取貪占。世人好小技，小技再高明，豈能比擬於天地造物之神妙。今世之人，人心不古，機巧之心強盛，人皆仰慕奇巧，聰明人愈逞技巧之能，社會求巧之心愈興。能為象牙之箸者，必至於為玉杯，技巧愈妙，奇物愈多，追求虛華之心愈強，離道德之厚樸愈遠。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觀今之世，科技昌盛，人的聰明技巧數倍於古人。奇異之物滋盛，人心攀奇，工藝玉雕，金器珠寶，奇發異裝，日用百貨，無不機巧。雖則為人類生活增添了異彩，帶來了方便。但社會上離奇的事物，愈成為人們追奇的時尚。於是便出現了什麽“追星族”，“拜物圈”、“崇洋群”等等之類的怪異現象。外來的奇物比自己的好，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甚至把老祖宗視為“老土”，將民族傳統的瑰寶視為陳舊。
在科技昌盛，物質豐富，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的今天，奇物更是繁紛無窮，電腦等現代電器已進入千家萬戶，人類在享受著現代物質文明的同時，人性本有的厚樸之德卻愈來愈散。人類大腦潛意識中儲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智慧，卻被深深地壓抑和埋藏著。人類在追求奇智虛華，享受短暫幸福的同時，卻丟失了最寶貴的淳樸道德，損害著先天本性，實在可歎可惜!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令滋彰”，是說法律的繁多與普遍的應用。“法令”者，即治國之法，度律之令。聖人以道德仁義施於國家天下，並非專恃政令法律。後世設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正是不得已之治。
“盜賊多有”，偷物曰“盜”，害人曰“賊”。“盜賊”的概念，在古時是比喻一切不正當的行為，並非隻是偷物之賊。太上所處的時代，人君漸昏，民心漸亂，世風日下，盜賊日多。不得不設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為了約束民之行為，君主法令繁多。法令愈嚴，而盜賊卻愈多。何以法不能治盜賊?皆因治人不治心，治表不治本之故。大利行之天下，必有大盜出。盜賊隻見大利，不見法令，其根本原因，是人君帶頭“貴難得之貨”。隻講物質享受，不講道德精神，從而誘使民貪欲之心膨脹。所以，以法治國是不得已之事。治國重在教民心。
以法治世，其要仍在人心。法若用之不善，或出之不當，必會產生負麵影響。法太過，則民心離；令太急，則民不堪。故流為盜者，亂為賊者，皆在所難免。況且法在實行中，亦難免偏差走樣，造成新的惡果。此皆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原因。
聖人治世，教民內修道德，外行仁義，曉人倫以常規，使民心自覺地符合天理人情。故《論語·為政》中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民若修道德於內，行仁義於外，就不會違法亂紀。民若無道德仁義，沒有羞恥之心，必淪為亡命之徒，不怕犯法治罪。此即七十四章所講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法令愈嚴，盜賊卻愈多，其根本原因，就是治國之策的本末倒置所致。
社會學家將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分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製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現今人類社會的治世，被統稱為“民主法製社會”。按馬克思預言，人類最終必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亦即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社會要求人人具有高度的思想覺悟，社會物質極大豐富，天下太平，人民幸福。這是人類社會的自然迴歸，從純樸原始的三皇道德治世，複返到道德更文明、物質更先進的共產主義大公社會，也就是道治社會。這是曆史的必然。
人類社會離古聖以道治世的時代已經太久太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法。可見人類社會離大道相去之遠。“以法治國”是人類社會喪失道德仁義後的不得已之治，是為了約束人們的心身，維護社會秩序的不得已之為。江澤民主席提出的“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舉的治國方略，是符合當代規律的英明之舉，是避免單一法製弊端的良方，它必將為中華民族的道德文明和偉大複興，奠定良好的基礎。
以上八句，皆是闡述以有為治國之害。
【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
此以下五句，乃是太上引古聖之言，以傷感於今世的時政之弊。
“故聖人雲”，是太上自聞上古聖人之訓：“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
“我無為而民自化”，古聖之無為，造道入德，絕無人欲之私。修己正人，渾全天理之自然。君臣無事，上下相安，順乎天而應乎人。不施異政而眩天下之民，因其時而勤其事。不用有為，而以無為大德感化天下之眾。所以天下萬民，仰之以瑞日祥雲，感之如和風細雨，化之於聖人的盛德之中。所以聖人不教而民自化，不令而民自歸。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上古之時，君皆聖德，民盡淳良，雖有令而不用，雖有法而不施，所以稱為盛世。後世以法治世，法網密如羅，但何以法愈嚴而奸愈出，令愈繁而盜愈多？蓋因人君之德不足於化民心，法不足於畏民誌。為政者若能居敬行簡，不以苛政擾民，不以妄動誤國，心在九重之上，身居無為之宮，則民必日日遷善而不知。君能淡定為懷，潛默自守，惟以正心誠意持己。孰知正一己即正百官，正百官即正萬民，皆來自為君者的道德靜鎮。故古聖雲：“天以無為而尊，人以無為而貴。”
我無事而民自富，
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並非為君者飽食終日，昏庸無能，無所事事，不理朝政。而是指心常處靜中，無欲無私，不妄作妄為，不妄勞民力，不貴難得之貨，不縱私欲之情，不作越軌之事。上古之聖王，不求榮貴自身，不妨百姓農事，以安閑自處，以養民為心。天下萬民歸之於正，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安居樂業。於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築屋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陶冶而用，自食其力，倉箱有餘，自給自足，而民自富矣。國無困民，家無怨婦，不聞饑寒呻吟之聲，沒有多餘之擾，歌舞升平，國泰民安。這都是聖人行無為之事，施無為之德，無事無為之妙化所致。此即是“我無事而民自富”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好靜而民自正”，是說上古聖人，虛心恬淡，篤守無為，不言不教，民皆自化為忠正。聖人據天下人之性情，施德於無聲無形之中；以天下之耳目，齊之於不見不聞之間。其靜也，因天地之造化，由靜而得之；萬物之紛紜，由靜而一之。百姓之善惡，由靜而正之。
雖說“我好靜”，而“好”非為自私而好，“靜”亦非為一己而靜。好之以靜，則靜中天理定矣。天道之理既定，則天下之理亦定。以理而導百姓，天下之民未有不正者。能取法自然無為，清靜體性，虛心恬淡，自然而然，事事物物，皆順其理，各得其所，各有所用，各有所適。故鳥不教，而自在空中飛翔；獸不馴，自在山上奔跑；魚不學，自在水中漫遊；人不教，自然父慈子孝，君正臣忠。此即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之義。
【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無欲而民自樸”，私念所起謂之“欲”。“樸”者，心性樸實渾厚之意。聖人之在上，如日月之明高懸，無物不照，無物不明。天下雖大，不出聖人的理會之中；萬民雖多，盡在聖人善德涵養之內。以無欲修之於己，即是以無欲教之於民。萬民之耕食鑿飲，盡出於無心的自在作為。忠孝友悌，皆出於本德之自然，歸於天秩天序的規律。不生機巧之心，不使聰明小技，一切皆出自純樸天然。天下萬民萬事之樸，皆是聖人的無欲無為之德所化也。《書》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其機伏於隱微，其效在於天地。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無情而民自清。】
“我無情而民自清”。此句在一些版本中未列，但在敦煌唐寫本及道藏河上本上卻載有。這是一些後世傳抄者以“義無可取”而刪除了。其實此句的含義，與全文緊密相關，甚為重要。
喜怒哀樂愛惡欲，皆是情之所動。動之有理，則無所不正；動之於私，則無所不妄。但聖人之情沒有分別，不生好惡，無有一絲一毫的我私，不起一點一滴的物欲，故以“無情”言之。
俗人有凡情，聖人有道情。一私一公，界然分明。聖人之情即天道之情。“天道無情勝有情”，“天道無親，惟與善人”。這是一種自然規律之情，是大道生養萬物的慈母之情。聖人之情從德性中出，世人不能見其動；聖人之情從天理處用，俗人不能知其用。聖人之情，因時順理，自然而然。
在上者，無為無欲，既不以有情的私智用之於天下。在下者，如響如應，必不以私情之智奉之於上。於是乎，聖人之道情與百姓之真情同歸於一；民之性情必歸之於純清，此乃聖人之無情所化而致也。此即“我無情而民自清”之義。
【本章說解】
本章是太上主論治國之道。治國必用政，用兵必用奇。此二者皆是有為之作，並非無為之治。“以無事取天下”，才是無為之治。
“有為”與“無為”之治，有著本質與層次的不同。凡有心作為者，其機不密，其事不常。有為之治，是以人心主觀意識為用；無為之治，是以先天無心而化。有為，則受人心的種種局限，難免有偏；無為，則是隨性順理，更符合自然天德。
聖人治國，以正為奇；聖君用兵，則以奇為正。用兵於無形，治國於無為，故不忌諱而民自富，無利器而國自清，不立法令而盜賊不有。假若以有為治國，或以多事理政，則道德廢而私巧必出，雖有法製而盜賊腐敗不絕。故以有為治天下，其事日為日煩多，天下之民愈禁思想愈複雜。
本章太上以自然大道的思想，論述治國之道，反複強調用“正”道治國，用“奇”道用兵，用“無欲”、“無事”、“無為”治天下的主張。使天下百姓各遂其性，各順其長，積善立德，迴歸大道。
今世之人，對《道德經》十分陌生。對“道德”二字的真正含義，無識無知。對太上悲憫世人遠離道德之苦心甚不理解。一些注釋《道德經》的現代本，亦不乏批評之辭。冠之以“虛無主義”、“唯心論”。說太上的“無為”之道是“複古倒退”，是“烏托邦式的社會構幻”。將太上“不貴難得之貨”、“絕利棄智”等等論點，說成是“反對工藝技術”，是“否定經濟發展與一切新事物”，是“貴族破落戶思想”等。進而認為，太上的論點不僅是“消極落後”的，而且是“反動”的。對這些以今人的觀點，去套用圖解聖人的大智慧者，這些誤解、曲解、不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自春秋戰國時起，大道已逐漸遠離世間。太上恐後人遺失道德，故留此五千言，以拯救子孫後代之本性。太上所處的時代，距三皇治世的道治社會為去已遠，他感歎當時國君欲心日增，世事日變，道德日薄，人心昏亂。所以在經中苦口婆心，反複類比，喻示治國治身之理，要人守“清靜無為”，以複歸於道本。
太上著《道德經》，是站在自然大道的高度上，立於宇宙核心的本源之顛，以“一氣含三”的“三元”、“三源”和“一元四素”理論，運用全息觀、立體觀、微觀、玄觀、妙觀、宏觀、宇觀等多維方法。以顯隱結合，隱顯共觀，智觀與慧觀相結合的科學方法；以人世間日常所見的現象，深入淺出地千比萬喻，以啟示人們認識大道之理。怎奈世人離道太久，先天智慧盡喪，故難識難聞大道之奧。僅以眼見耳聞為據的主觀意識，以及後天所積累的淺薄智識，去妄評太上所論的宇宙大法則、大真理。無疑，這好似螞蟻窺大象一般，隻能看到微乎之微的皮毛，永難窺見大象之整體，更難看透它的本質。
人類在自然大道麵前，顯得十分幼稚無知，也十分脆弱可憐。即使在科技昌盛，宇宙飛船上天的今日，人類的智慧，距離認識天道規律，還相差甚遠。怎敢妄自尊大?怎敢以片紙的文字知識，去猜度如此浩翰的宇宙大真理?怎敢以孩子般的智慧，去否定大智慧之大聖人所驗證的大道真理呢?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人類在認識宇宙，在認識道德真理的態度問題上，還缺乏最基本的誠信；距離道德之門，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應該始終以一個小學生的態度，去誠信，去學習，去體悟道德，方不負天地養育之恩，方不負太上所著此五千言之苦心。
本章雖論治國之道，也在教人修身修心。治國治身，其事雖異，其理相同。知治國之道，即可知修心之道。修道人細悟之即可得。
為政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其政悶悶”，“悶悶”者，寬厚之意。即政事寬大，不立機巧，看似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之貌，其實個中自有無為大道。自古以來，有國必有民，有民必有政。善者獎賞，惡者懲罰。抑惡揚善之政令，自古有之。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看起來無政可舉，悶悶然好似無治，其實這是一種無為德化的大治。
唯古之聖人，其政雖設而不用，君聖臣賢，在位無事。不作多事擾民之政，不講華表形式，隻是默默地為民辦造福的實事。聖王以道德化世，不以私智施用；以德養民為重，不出異政治民。惟知修德省身，不為自己的享受而勞民，心懷百姓，為政寬容，渾渾悶悶。在旁觀者視之，似有昏晦不明之貌，但其心德之光卻朗然普照。此即“其政悶悶”之義。
雖雲“悶悶”，實非“悶悶”。雖不像今之治世者那麽外在精明，但其大智慧之光卻無處不明。聖人以“無事”為事，不作勞民之事；似有悶悶之狀，實則其政如日月之明。此正是“善治天下”之妙處，故難為今之世人所理悟。
“其民淳淳”，“淳淳”者，淳樸厚實，忠誠寬大之貌。此句是說民之天性，本自淳善，惟恐不逢太平盛世，不遇明君寬厚之政，而熏染不良之風。為政者果能以民為心，以道德修之於己，以仁義施之於民。其寬厚之德，自然化溢於四表；其無為之德，自然恩被於天下。百姓相忘於大化之下，共樂於道德之中，不識不知，無憂無慮。人們無私欲竟爭，沒有狡詐之心，似有淳淳篤厚之貌。雖雲“淳淳”，在百姓自己並不知覺，全是自然而然。這才是善於為政治民之道。此即“其民淳淳”之義。
天地無心而化育，聖王無為而德化。無為之道，是聖人開天辟地，綜天理物理之大經大法。人君統攝萬民，調治萬物，也不能離開於此。若行於有為，則其政難正，其治難治。故上太曰：“政者正也”，以己之正而正人之正。自古治世者，修人紀，整天常，有知若無知，有作若無作，一任天機之自然。不妄作聰明，而是以一德相感，默喻於語言之表。故其政悶悶，似若愚樸而無知。然而百姓卻從其德行中，感化於淳淳太古之風。上以無為自治，下以無為自化，上下共安於無事之天，豈不是太平盛世嗎？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其政察察”，“察察”者，即為政者的狹小肚量，無寬厚之德，對民苛刻，動則以權壓民，使社會沒有寬鬆的政治環境。為政者視民如臨大敵，任智使法，對百姓的自由限製過多，容不得毫發不同之見，此便謂之“察察”。
施政者以私心治國，政令煩多，不順民情，不隨時務，強加民意。以私智妄用，以私心妄為，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種自己為所欲為，將百姓當作阿鬥，秋毫不容，毫無愛民之心的為政者，便是“察察”之政。
“其民缺缺”，“缺缺”者，即缺然若失之意。為政者對百姓實行高壓政策，民心澆漓，盡不聊生，畏官無措，難以應酬，人人自危，心中恐惶不已，是以謂之“缺缺”。察察之政一立，民必生分辨之心，比較法令之得失，莫不以私智巧心以求逃脫，莫不用詭詐之計設立對策。在這種苛政嚴刑的治理下，百姓人人恐慌，好似嬰兒失母，又如行人遇寇。常常提心吊膽，時懷恐懼不安，若有“缺缺”之狀。民之“缺缺”困境，皆是為政者失去好生之德，政令煩苛，榮辱不共，貴賤有殊，脫離群眾，上下相隔，這是為政者行“察察”之政所造成的惡果。故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在上者勵精圖治，竭力謀事，小善必錄，小過必罰，賞罰察若冰鏡，監視儼若神明。其政雖察察，豈不知上好苛求，下必化為機巧，民皆以缺缺然小聰明而自矜，必然喪失混沌厚樸之德。上以察察導之，下必以缺缺應之。可見民心之最難治也。上不清其源，下亦難正其本。所以無為是先天厚樸之真，有為是後天人為之偽。悶悶與察察之治，其效果卻絕然不一。由此可知，道唯一而已，及至於二，則已為非道了。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者，災禍兇害之事。“倚”者，因也，原由也。“福”者，福德吉祥之事。“伏”者，潛藏之義。此兩句，是從顯態中而說禍福之無常，其變化係之於倚伏之間。世間之人，隻知以機巧心去追求福貴之事，隻知以智巧避其禍害之端。卻不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之理。禍福之事，表象看似從外而來，但其根源卻本自於心。心為萬法之主，心為善惡之源。此心一善，而無所不是善，無所不是福；此心一惡，無所不為惡，無時不是禍。故禍福源於心。禍福本同體。
“孰知其極”，是說禍福的來去，生之於心念的一瞬之間，潛伏於本性八識田中，待到時機成熟，則會發芽結果。禍與福是辯證的統一，看似為禍，而福之機卻倚藏於內，至心中的德善累修到一定量級，即可轉禍為福。看似是福，而禍之兆已潛伏其中。人若有福而不惜福，心不知足，為私欲而妄作亂為者，未有福不變為禍者。由此可知，禍中有福，福中有禍；禍可變福，福可變禍。其至極之理，全係於一念的正邪之間。
“其無正耶”之“正”，即定之意。禍因心轉，福由心作。能知禍畏禍而不招禍，禍自不會臨身；得其福而不損其福，福亦不會離身。禍福之變，惟在“正心”二字。人若能審其倚伏之機，自握其趨避之道，即可逢兇化吉，轉禍為福，此機全在於正心。所以聖人平日處事，先謹義利之判，次守退讓之心。人若遭禍而能悔過自責，修善行德，則禍去福來。假若得福而驕恣縱福，則必福盡而禍來。
“其無正耶”，是說人君不正其身，即喪失其國。所以人不敢縱欲而敗度，為政者不敢察察而任智，高貴者不敢慢賢而傲下，有福者不敢肆誌而恣情。如此，才可以終身遠禍，福履無窮。
先天太極未判之初，淳樸未分，陰陽為一，無善惡禍福可見。《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道之所以可大可久，其理即此。人都是太樸不全，陰陽貫於始終，所以禍福互為倚伏，禍中藏福，福中潛禍，循環不息。有為之為，未必不善；但物極則變，時極則反。陰陽反複之機，本來就是如此。唯有修善累德，知機應變，顛倒陰陽，執中而待，才能永立於逢兇化吉、趨吉避兇之福地。
【正複為奇，善複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正複為奇”，是講正與邪、善與妖的變化關係。“奇”，詐也。“妖”，邪惡也。此四句是接上句之義。天下沒有絕對之事，福可以轉之為禍，禍可以轉之為福。
在上者若不知“倚伏極至”的相互轉化之理，必然不能持正，自食由福轉禍的惡果。正可以複轉為奇，善也可以複變為妖。人民都有善性，全在當政者如何引導。假人君若不正，下民雖正，但終將為上所化，而轉為奸詐。正性的本質本來不該化而為奇，但因人不靜心，不執中道，正之不久，而奇自生。“奇正”也是“倚伏至極”之理。故君子皆守中道，而不敢自忽。
“善複為妖”，求善之人，本不想為妖，但若善心不純，或太過與不及，妖邪即生，此亦是倚伏至極之理。君子明乎此理，故而不敢自逸。人生禍福無定，正奇相演，善妖互變，皆有其因果報應的必然規律。此即“陰極生陽，陽極生陰”之順道。聖人知陰陽逆反之理，守中靜心，跳出陰陽，以陰陽反克之理，化兇為吉，化禍為福。
“人之迷，其日固久”。人離正道時間太久，對宇宙自然法則昧而不明。世人性迷太久，不知大道的淺深，不明陰陽變化之奧機，不知退進存亡之理。本心中的靈竅不開，故禍福突然降臨時，而往往不知所措。隻知其果，不知其因。前輩曾雲：“菩薩畏因，俗人畏果”，此正是世人顛倒之所在。
“是謂玄同”。此句是總結上文之言。上文所言之“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皆是與世玄同之義。“玄同”者，玄即是道，也就是“無名”之同。是說聖人與天地萬物大同，而無跡可見，非同俗之同。聖人之同，妙應不測，渾然無跡，離分別心，忘名忘相，以道同於天下，以德同於世人。世人雖有貴有賤不一，雖有智有愚不同，聖人皆以道觀之。人人皆道所生，人人皆有道性，其道未有不同者。以德觀人，其德未有不一者。道德既同，其餘的表象不同之內，亦有玄同之處，故曰“是謂玄同”。
觀今世之人，或有同於事而不同於心者，或同於謀而不同於德者。少有乖違，便起分別之見。見物，則利欲心即動；見權貴名譽，便孜孜追求，此皆是世俗之“塵同”，而非“玄同”。果能塞其兌，內無泄漏，光炁充盈。果能閉其門，外無所入，拒賊於外。果能挫其銳，治之於內，蓄養德性。果能解其紛，理之於外，平和外道場。果能和其光，養之於己，而明之於人。果能同其塵，隨物付物，出汙泥而不染。若能心修到此等境界，無往而不玄，無往而不同，既玄又同，真可謂知天、知地、知大道之妙的人了。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此七句是說，既已修到與道玄同的境地，妙無妙有，妙動妙靜，心德之微不可測，玄同之妙不可知，心與太極同體用，與自然規律同變化。一切都是隨心所應，自然而然，不生分別之心。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有道之人，不以得到什麽而心生歡喜，而親其所得；也不因未得到什麽而心起怨尤，而疏遠於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無有親疏之別，得與不得，都是一心。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即不可因得利而動心，利中未嚐不藏害，得利而驕奢，就是害心。也不可因未得利而以為是害，不與人爭利，不與強爭氣，害中未必不是利。害裏能生恩，由害中舍去的是業障，得到的是真利。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不可因得貴而自以為貴，生高人一等之心，不可乘權自驕，以萬民為賤，成為昏君。亦不可因不得貴而失誌喪德，心不貪富貴，視貴與賤為一，守賤以為德。
“故為天下貴”一句，是總結親疏、利害、貴賤之義。世間任何事物，都是一個整體的兩麵，無一可加，無一可損。若能明此理，執中對待，便是天下之至貴者。天下最至貴者，即是道德。道之體為一，道生陰陽之後，事物才分為二，才有親與疏、利與害、貴與賤之兩端。執其親而遠其疏，得其利而忘其害，以其貴而賤於人，以及攀高厭下等等，皆是離開道“一”之整體，而失之偏頗。皆是不道的表現。貴處上位，不有自貴之心；貴而無位，心不知其貴；貴在天下，人不可見；貴在萬物，人不可知。此“貴”乃大道厚德之貴，所以強名曰“故為天下貴。”
修道之人，若能明此至貴之理，修此至貴之德，可與天地同其體，可與造化同其變，此即是“玄同”之境。
【本章說解】
此章經旨，是在示教修道之人，身處凡塵，塵中脫塵，處己不自炫露，處世外圓內方。以不同之妙，修之於己；以大同之妙，處之於世。以平等之心，混跡於世。以道德之明，明之於塵。如此，世間順逆之理，得失之情，皆不可得可得之也。
修心養性之道，必當和光同塵，因物付物，而不迷街物。與道玄同是謂至德，故河上公名之為“玄德”。徐靈胎在《道德經注》中說：“塞其多言之口，則不以議論招尤；閉其出入之門，則不以奔逐勞形；挫折銳氣，則柔弱自安；解除其紛亂，則清靜自守。和其光華，同其塵濁，不欲異物。此則與玄妙之道合為一體，無入而不得矣。”聖人行不言之道，無分別，忘名相，渾同於天地之間，而天地不知；妙用於萬物之中，而萬物不覺。無象無狀，體萬物而不遺，化萬物而不有。雖欲言之，無非強名而已。修道之人，果能從不言之中言此妙道，是謂無言之“大言”，而無所不言。果能從不聞之中聞此妙道，是謂無聞之“真聞”，而無所不聞。如此，方為妙知、妙言、妙見、妙解之人。若能到此等天地，貴賤親疏，非我所有；榮辱得失，非我所屬。文中所謂“不言”之妙，正是此義。
“玄同”就是“抱一”、“得一”。人與萬物處於無差別的“同一”大道之中。經過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消除人心的固蔽，泯滅彼此的分別，超越世俗偏狹的識見，以一中貫兩端。正如莊子所雲：“是以彼也，彼以是也。”故聖人以道心體物，不分人我，不陷是非，皆是以“一”觀天下萬物，故能與百姓“玄同”。
學道之人，“塞兌閉門”，在於養氣存性；“挫銳解紛”，在於定其神；“和光同塵”，在於處世應物，隨時俯仰，如愚如醉，若訥若癡。眾人昏昏，我亦昏昏，不標新，不立異；忘物我，混內外，與道玄同。未能玄同者，便生彼此分別之心。遂己願者，便親之、利之、貴之；不遂己願者，便疏之、害之、賤之。
“玄同”者，就是與道相同，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無極大道本是渾然一氣，本無內外之分，豈有親疏之別?本是無心無欲，哪有利害之別?本無高下之等，怎有貴賤之殊?所以為天下之最尊貴者。
世人隻知得利，而不知害與利同體；隻知“光貴”而“塵賤”，而不知“光塵同和”之理。太上教人塞兌以謹其出，閉門以閑其入，挫銳以製其內，解紛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己，同塵以隨其物。如此則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我無物，心地空明，與道合同，是謂“玄同”。既得其同，則以親為遠，以疏為近；見利而不喜，見害而不懼；得貴不為高，賤而不為低。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以正治國”，“正”者，不偏不倚，居於中心之義。亦是指道德仁義，愛民親賢，持守正道之謂。古之治國，執政者皆以道德為本，遵循天道自然規律。故君臣父子，無不行之以倫理常情之正。民心之天德，由正而複；社會之風俗，由正而純，此皆是道德行於天下的必然。天下為公，仁義自然化於民，人人無私，端方正直，民風自純。此即“以正治國”之義。
“以奇用兵”，奇”者，詐也，詐在人即為巧智心，唯以兵戰而用。故有“兵不厭詐”之論。“奇”者，就是不以常道之規，而行變化莫測之術，以達到出奇製勝的目的。用兵與治國不同。兵之用，原為征伐侵略或平息叛亂，皆是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而應之。兩軍相敵，兵戈對陣，必有虛實之變化，聲東擊西之策略，出奇製勝之戰術。即使正義之師，亦免不了施用奇詐之術。譬如湯武討伐之兵，亦是奇而用之，用奇則不使敵盡知我之所為。但是，此“奇”隻可用兵，而不能用於治國、處世之道。此即“治國”與“用兵”之相反也。對修道者來說，狡詐心一毫也用不得，一點也不敢有，否則將是損心害性，是喪失道德的“刀兵自伐”!
“以無事取天下”，是說治理天下，當以無欲無為，任道任德，不可以法施治，也不能用私恩以致，而是以道治化於天下，百姓自歸；以德感之於天下，天下自治。實非有心、有為而能取之治之。要取得天下太平，執政者必須知足安分，不妄生事端，不擾亂百姓。故太上在“知足章”中指出：“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故以正治國，天下必無事；以奇而用兵，必能製勝；以道德化治天下，人心必自來歸。此即“以無事取天下”之意。
天下尚可以無事取得，修道之人，又豈可不以無事無為涵養天德，而去自作多為呢?治世之道，猶如治身。視聽言動，合乎無為。而逆修丹法，又如用兵，臨爐進火，務須因時而進，相機而行，采聚有時，烹煉有方。知治世之道，即知治身之法。取天下在於無為，守天下亦不可多事。否則識心亂動，勢必使陰神作弊，身中之民必廢，民必日貧。世上物寶極多，若貪心一起，欲壑難平，焉有不神昏氣濁之理。由此可知治國治身皆是一理。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此句是總結上三句之義。上文所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皆是無為之正，非有事之作為也。“此”，即今也。太上言：我今何以知此治天下之道哉?蓋以今日之所見所知也。觀此言，深知太上聖祖對當時社會的擔憂，有切切叮嚀後世引以為戒之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天下之道，隻是一道，萬事萬物，無不是此道的貫徹流行。所謂一本散為萬殊，萬殊（shu）仍歸一本。治身治世，都是大事。治世之道，莫過於國泰民安，天下太平。仁義禮智信，各循其天良本性。這些看起來都是體現在日用常行中之事，但又是天下之大經，萬古之大法。此即所謂常道、正道也。做人當盡的本分，就是人人固有的天良。為民之主者，就是人民的榜樣，若能躬行節儉，力盡孝慈，為天下表率，天下自會無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也。”一治一亂，循環相因。自古及今，同是此理。雖然治則用道德，亂則用兵戈，一旦兩軍對陣，大敵交鋒，國家安危，人民生死，全係於用兵之時。雖權謀之術，智巧之變，並非君子所貴。然而為了國家人民的安危，又不得不用之，此即是“道者反之動”之義。當天下太平之時，雖然萬事紛繁，為君者從容鎮靜，無欲無為，自然上與天通，下為民擁，天下悉歸道也。
【天下多忌諱（hui），而民彌貧；】
太上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人君已失道。各國君主兼並戰爭四起，強欺弱，大並小，烽火連年，死屍遍野。勞役賦稅，農事荒廢，人民苦難不堪，此皆是國君的私欲妄為之過。百姓最忌諱的就是日子不得安寧，天下愈亂，百姓愈不安，萬物皆不寧。這是百姓貧困的根本原因。
“忌諱”，又指禁忌，即法律政令所不允許之事。“天下多忌諱”，是說為政者勞役賦稅等法令繁多。令煩則奸生，禁多則詐起，此乃自然之理。如以強令禁止人民一切福利之事，強迫百姓做不願做之事，違背民心，這是百姓最不願意、最忌諱之事。明君在位，毫無私欲，以道施於天下，以德化於民心，以無為自然治國，此乃取天下、守天下之首要。
所謂“而民彌貧”，“彌”者，愈之意。上句是說為君者不搜刮民財，慈心養育民生，則國未有不富，民未有不足，何須以繁瑣的政令去禁民呢?禁民之事愈多，擾亂民之心愈煩，使民失去自然天性，為應酬為官者的禁令而煩惱。政令愈多，猶如捆住民之手腳的繩索愈多，使民陷入困惑，不能心安理得，不能盡心盡性，難以自富自足，民豈有不貧不怨者。賦稅愈增，妨害民利之事愈多，則民必然愈貧；人民貧窮，盜賊必起，必然形成社會的惡性循環。故曰“而民彌貧”。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民多利器”，“利器”者，權柄也。人若有權，猶如手握利器一般。握有利器者，若以利器造福人民，則是造善積德；若是以權利謀私，則是禍國殃民，犯罪造業。
聖人以厚德循天道之自然，順人倫之常情，默默然以道德利國益民，渾渾然以公心造福天下。故聖人是大道之利器。正如莊子所言：“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以明示天下。”此意是說，聖人的德行智慧行於天下，不是利器，勝似利器，可使民心潛移默化，而非昭昭炫露。
國之權柄利器，若是被不仁不義者竊取，必會興風作浪，使上下顛倒，是非混淆，橫施天下，害國禍民。倘若以手中的權利謀私妄為，則國家的尊嚴必被扭曲，下之權必僭（jiàn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義或禮儀、器物）之於上，上下相欺，綱紀法度，刑賞律令，皆可濫用妄為。這就是今人常言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社會現象。故手中執國家權柄“利器”的人，必須心誠持正，以利器造福於民，才是正途。假若以權謀私，欺上瞞下，人心必亂，國之道自此而不明，國之政未有不亂者。故曰“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觀今之世，貪權謀私者不少，權錢交易，以權謀私，滋生出許多腐敗之徒，害國害民，為百姓所怨恨。可見權利這個“利器”，如果不用道德製馭，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心，此“利器”不僅誤國害民，而且必然禍害自己的身心，有百害而無一利。故太上在十九章中提出“絕巧棄利”之誡，意即在此。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人多技巧”，“技”者，技能、巧智之意。人都愛慕技巧，而且互相效尤，於是千奇百怪之物，使人生貪有之心。春秋時期，銅器、玉器等製造技巧興起，人多追求，亦為上層君主所提倡，所貪愛，故成為當時百姓追求的奢華風尚。由於人君失道而有欲，追求新奇，故導致了天下百姓奢靡，欲心遂起。此罪在人君之無道。
上古之人，其性渾全，其情樸厚，凡物付之於自然，不用技巧去攫（jué）取貪占。世人好小技，小技再高明，豈能比擬於天地造物之神妙。今世之人，人心不古，機巧之心強盛，人皆仰慕奇巧，聰明人愈逞技巧之能，社會求巧之心愈興。能為象牙之箸者，必至於為玉杯，技巧愈妙，奇物愈多，追求虛華之心愈強，離道德之厚樸愈遠。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
觀今之世，科技昌盛，人的聰明技巧數倍於古人。奇異之物滋盛，人心攀奇，工藝玉雕，金器珠寶，奇發異裝，日用百貨，無不機巧。雖則為人類生活增添了異彩，帶來了方便。但社會上離奇的事物，愈成為人們追奇的時尚。於是便出現了什麽“追星族”，“拜物圈”、“崇洋群”等等之類的怪異現象。外來的奇物比自己的好，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甚至把老祖宗視為“老土”，將民族傳統的瑰寶視為陳舊。
在科技昌盛，物質豐富，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的今天，奇物更是繁紛無窮，電腦等現代電器已進入千家萬戶，人類在享受著現代物質文明的同時，人性本有的厚樸之德卻愈來愈散。人類大腦潛意識中儲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智慧，卻被深深地壓抑和埋藏著。人類在追求奇智虛華，享受短暫幸福的同時，卻丟失了最寶貴的淳樸道德，損害著先天本性，實在可歎可惜!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令滋彰”，是說法律的繁多與普遍的應用。“法令”者，即治國之法，度律之令。聖人以道德仁義施於國家天下，並非專恃政令法律。後世設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正是不得已之治。
“盜賊多有”，偷物曰“盜”，害人曰“賊”。“盜賊”的概念，在古時是比喻一切不正當的行為，並非隻是偷物之賊。太上所處的時代，人君漸昏，民心漸亂，世風日下，盜賊日多。不得不設法以治民，行令以禁民。為了約束民之行為，君主法令繁多。法令愈嚴，而盜賊卻愈多。何以法不能治盜賊?皆因治人不治心，治表不治本之故。大利行之天下，必有大盜出。盜賊隻見大利，不見法令，其根本原因，是人君帶頭“貴難得之貨”。隻講物質享受，不講道德精神，從而誘使民貪欲之心膨脹。所以，以法治國是不得已之事。治國重在教民心。
以法治世，其要仍在人心。法若用之不善，或出之不當，必會產生負麵影響。法太過，則民心離；令太急，則民不堪。故流為盜者，亂為賊者，皆在所難免。況且法在實行中，亦難免偏差走樣，造成新的惡果。此皆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原因。
聖人治世，教民內修道德，外行仁義，曉人倫以常規，使民心自覺地符合天理人情。故《論語·為政》中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民若修道德於內，行仁義於外，就不會違法亂紀。民若無道德仁義，沒有羞恥之心，必淪為亡命之徒，不怕犯法治罪。此即七十四章所講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法令愈嚴，盜賊卻愈多，其根本原因，就是治國之策的本末倒置所致。
社會學家將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分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製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現今人類社會的治世，被統稱為“民主法製社會”。按馬克思預言，人類最終必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亦即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社會要求人人具有高度的思想覺悟，社會物質極大豐富，天下太平，人民幸福。這是人類社會的自然迴歸，從純樸原始的三皇道德治世，複返到道德更文明、物質更先進的共產主義大公社會，也就是道治社會。這是曆史的必然。
人類社會離古聖以道治世的時代已經太久太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法。可見人類社會離大道相去之遠。“以法治國”是人類社會喪失道德仁義後的不得已之治，是為了約束人們的心身，維護社會秩序的不得已之為。江澤民主席提出的“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舉的治國方略，是符合當代規律的英明之舉，是避免單一法製弊端的良方，它必將為中華民族的道德文明和偉大複興，奠定良好的基礎。
以上八句，皆是闡述以有為治國之害。
【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
此以下五句，乃是太上引古聖之言，以傷感於今世的時政之弊。
“故聖人雲”，是太上自聞上古聖人之訓：“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
“我無為而民自化”，古聖之無為，造道入德，絕無人欲之私。修己正人，渾全天理之自然。君臣無事，上下相安，順乎天而應乎人。不施異政而眩天下之民，因其時而勤其事。不用有為，而以無為大德感化天下之眾。所以天下萬民，仰之以瑞日祥雲，感之如和風細雨，化之於聖人的盛德之中。所以聖人不教而民自化，不令而民自歸。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上古之時，君皆聖德，民盡淳良，雖有令而不用，雖有法而不施，所以稱為盛世。後世以法治世，法網密如羅，但何以法愈嚴而奸愈出，令愈繁而盜愈多？蓋因人君之德不足於化民心，法不足於畏民誌。為政者若能居敬行簡，不以苛政擾民，不以妄動誤國，心在九重之上，身居無為之宮，則民必日日遷善而不知。君能淡定為懷，潛默自守，惟以正心誠意持己。孰知正一己即正百官，正百官即正萬民，皆來自為君者的道德靜鎮。故古聖雲：“天以無為而尊，人以無為而貴。”
我無事而民自富，
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並非為君者飽食終日，昏庸無能，無所事事，不理朝政。而是指心常處靜中，無欲無私，不妄作妄為，不妄勞民力，不貴難得之貨，不縱私欲之情，不作越軌之事。上古之聖王，不求榮貴自身，不妨百姓農事，以安閑自處，以養民為心。天下萬民歸之於正，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安居樂業。於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築屋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陶冶而用，自食其力，倉箱有餘，自給自足，而民自富矣。國無困民，家無怨婦，不聞饑寒呻吟之聲，沒有多餘之擾，歌舞升平，國泰民安。這都是聖人行無為之事，施無為之德，無事無為之妙化所致。此即是“我無事而民自富”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好靜而民自正”，是說上古聖人，虛心恬淡，篤守無為，不言不教，民皆自化為忠正。聖人據天下人之性情，施德於無聲無形之中；以天下之耳目，齊之於不見不聞之間。其靜也，因天地之造化，由靜而得之；萬物之紛紜，由靜而一之。百姓之善惡，由靜而正之。
雖說“我好靜”，而“好”非為自私而好，“靜”亦非為一己而靜。好之以靜，則靜中天理定矣。天道之理既定，則天下之理亦定。以理而導百姓，天下之民未有不正者。能取法自然無為，清靜體性，虛心恬淡，自然而然，事事物物，皆順其理，各得其所，各有所用，各有所適。故鳥不教，而自在空中飛翔；獸不馴，自在山上奔跑；魚不學，自在水中漫遊；人不教，自然父慈子孝，君正臣忠。此即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之義。
【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無欲而民自樸”，私念所起謂之“欲”。“樸”者，心性樸實渾厚之意。聖人之在上，如日月之明高懸，無物不照，無物不明。天下雖大，不出聖人的理會之中；萬民雖多，盡在聖人善德涵養之內。以無欲修之於己，即是以無欲教之於民。萬民之耕食鑿飲，盡出於無心的自在作為。忠孝友悌，皆出於本德之自然，歸於天秩天序的規律。不生機巧之心，不使聰明小技，一切皆出自純樸天然。天下萬民萬事之樸，皆是聖人的無欲無為之德所化也。《書》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其機伏於隱微，其效在於天地。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無情而民自清。】
“我無情而民自清”。此句在一些版本中未列，但在敦煌唐寫本及道藏河上本上卻載有。這是一些後世傳抄者以“義無可取”而刪除了。其實此句的含義，與全文緊密相關，甚為重要。
喜怒哀樂愛惡欲，皆是情之所動。動之有理，則無所不正；動之於私，則無所不妄。但聖人之情沒有分別，不生好惡，無有一絲一毫的我私，不起一點一滴的物欲，故以“無情”言之。
俗人有凡情，聖人有道情。一私一公，界然分明。聖人之情即天道之情。“天道無情勝有情”，“天道無親，惟與善人”。這是一種自然規律之情，是大道生養萬物的慈母之情。聖人之情從德性中出，世人不能見其動；聖人之情從天理處用，俗人不能知其用。聖人之情，因時順理，自然而然。
在上者，無為無欲，既不以有情的私智用之於天下。在下者，如響如應，必不以私情之智奉之於上。於是乎，聖人之道情與百姓之真情同歸於一；民之性情必歸之於純清，此乃聖人之無情所化而致也。此即“我無情而民自清”之義。
【本章說解】
本章是太上主論治國之道。治國必用政，用兵必用奇。此二者皆是有為之作，並非無為之治。“以無事取天下”，才是無為之治。
“有為”與“無為”之治，有著本質與層次的不同。凡有心作為者，其機不密，其事不常。有為之治，是以人心主觀意識為用；無為之治，是以先天無心而化。有為，則受人心的種種局限，難免有偏；無為，則是隨性順理，更符合自然天德。
聖人治國，以正為奇；聖君用兵，則以奇為正。用兵於無形，治國於無為，故不忌諱而民自富，無利器而國自清，不立法令而盜賊不有。假若以有為治國，或以多事理政，則道德廢而私巧必出，雖有法製而盜賊腐敗不絕。故以有為治天下，其事日為日煩多，天下之民愈禁思想愈複雜。
本章太上以自然大道的思想，論述治國之道，反複強調用“正”道治國，用“奇”道用兵，用“無欲”、“無事”、“無為”治天下的主張。使天下百姓各遂其性，各順其長，積善立德，迴歸大道。
今世之人，對《道德經》十分陌生。對“道德”二字的真正含義，無識無知。對太上悲憫世人遠離道德之苦心甚不理解。一些注釋《道德經》的現代本，亦不乏批評之辭。冠之以“虛無主義”、“唯心論”。說太上的“無為”之道是“複古倒退”，是“烏托邦式的社會構幻”。將太上“不貴難得之貨”、“絕利棄智”等等論點，說成是“反對工藝技術”，是“否定經濟發展與一切新事物”，是“貴族破落戶思想”等。進而認為，太上的論點不僅是“消極落後”的，而且是“反動”的。對這些以今人的觀點，去套用圖解聖人的大智慧者，這些誤解、曲解、不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自春秋戰國時起，大道已逐漸遠離世間。太上恐後人遺失道德，故留此五千言，以拯救子孫後代之本性。太上所處的時代，距三皇治世的道治社會為去已遠，他感歎當時國君欲心日增，世事日變，道德日薄，人心昏亂。所以在經中苦口婆心，反複類比，喻示治國治身之理，要人守“清靜無為”，以複歸於道本。
太上著《道德經》，是站在自然大道的高度上，立於宇宙核心的本源之顛，以“一氣含三”的“三元”、“三源”和“一元四素”理論，運用全息觀、立體觀、微觀、玄觀、妙觀、宏觀、宇觀等多維方法。以顯隱結合，隱顯共觀，智觀與慧觀相結合的科學方法；以人世間日常所見的現象，深入淺出地千比萬喻，以啟示人們認識大道之理。怎奈世人離道太久，先天智慧盡喪，故難識難聞大道之奧。僅以眼見耳聞為據的主觀意識，以及後天所積累的淺薄智識，去妄評太上所論的宇宙大法則、大真理。無疑，這好似螞蟻窺大象一般，隻能看到微乎之微的皮毛，永難窺見大象之整體，更難看透它的本質。
人類在自然大道麵前，顯得十分幼稚無知，也十分脆弱可憐。即使在科技昌盛，宇宙飛船上天的今日，人類的智慧，距離認識天道規律，還相差甚遠。怎敢妄自尊大?怎敢以片紙的文字知識，去猜度如此浩翰的宇宙大真理?怎敢以孩子般的智慧，去否定大智慧之大聖人所驗證的大道真理呢?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人類在認識宇宙，在認識道德真理的態度問題上，還缺乏最基本的誠信；距離道德之門，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應該始終以一個小學生的態度，去誠信，去學習，去體悟道德，方不負天地養育之恩，方不負太上所著此五千言之苦心。
本章雖論治國之道，也在教人修身修心。治國治身，其事雖異，其理相同。知治國之道，即可知修心之道。修道人細悟之即可得。
為政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其政悶悶”，“悶悶”者，寬厚之意。即政事寬大，不立機巧，看似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之貌，其實個中自有無為大道。自古以來，有國必有民，有民必有政。善者獎賞，惡者懲罰。抑惡揚善之政令，自古有之。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看起來無政可舉，悶悶然好似無治，其實這是一種無為德化的大治。
唯古之聖人，其政雖設而不用，君聖臣賢，在位無事。不作多事擾民之政，不講華表形式，隻是默默地為民辦造福的實事。聖王以道德化世，不以私智施用；以德養民為重，不出異政治民。惟知修德省身，不為自己的享受而勞民，心懷百姓，為政寬容，渾渾悶悶。在旁觀者視之，似有昏晦不明之貌，但其心德之光卻朗然普照。此即“其政悶悶”之義。
雖雲“悶悶”，實非“悶悶”。雖不像今之治世者那麽外在精明，但其大智慧之光卻無處不明。聖人以“無事”為事，不作勞民之事；似有悶悶之狀，實則其政如日月之明。此正是“善治天下”之妙處，故難為今之世人所理悟。
“其民淳淳”，“淳淳”者，淳樸厚實，忠誠寬大之貌。此句是說民之天性，本自淳善，惟恐不逢太平盛世，不遇明君寬厚之政，而熏染不良之風。為政者果能以民為心，以道德修之於己，以仁義施之於民。其寬厚之德，自然化溢於四表；其無為之德，自然恩被於天下。百姓相忘於大化之下，共樂於道德之中，不識不知，無憂無慮。人們無私欲竟爭，沒有狡詐之心，似有淳淳篤厚之貌。雖雲“淳淳”，在百姓自己並不知覺，全是自然而然。這才是善於為政治民之道。此即“其民淳淳”之義。
天地無心而化育，聖王無為而德化。無為之道，是聖人開天辟地，綜天理物理之大經大法。人君統攝萬民，調治萬物，也不能離開於此。若行於有為，則其政難正，其治難治。故上太曰：“政者正也”，以己之正而正人之正。自古治世者，修人紀，整天常，有知若無知，有作若無作，一任天機之自然。不妄作聰明，而是以一德相感，默喻於語言之表。故其政悶悶，似若愚樸而無知。然而百姓卻從其德行中，感化於淳淳太古之風。上以無為自治，下以無為自化，上下共安於無事之天，豈不是太平盛世嗎？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其政察察”，“察察”者，即為政者的狹小肚量，無寬厚之德，對民苛刻，動則以權壓民，使社會沒有寬鬆的政治環境。為政者視民如臨大敵，任智使法，對百姓的自由限製過多，容不得毫發不同之見，此便謂之“察察”。
施政者以私心治國，政令煩多，不順民情，不隨時務，強加民意。以私智妄用，以私心妄為，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種自己為所欲為，將百姓當作阿鬥，秋毫不容，毫無愛民之心的為政者，便是“察察”之政。
“其民缺缺”，“缺缺”者，即缺然若失之意。為政者對百姓實行高壓政策，民心澆漓，盡不聊生，畏官無措，難以應酬，人人自危，心中恐惶不已，是以謂之“缺缺”。察察之政一立，民必生分辨之心，比較法令之得失，莫不以私智巧心以求逃脫，莫不用詭詐之計設立對策。在這種苛政嚴刑的治理下，百姓人人恐慌，好似嬰兒失母，又如行人遇寇。常常提心吊膽，時懷恐懼不安，若有“缺缺”之狀。民之“缺缺”困境，皆是為政者失去好生之德，政令煩苛，榮辱不共，貴賤有殊，脫離群眾，上下相隔，這是為政者行“察察”之政所造成的惡果。故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在上者勵精圖治，竭力謀事，小善必錄，小過必罰，賞罰察若冰鏡，監視儼若神明。其政雖察察，豈不知上好苛求，下必化為機巧，民皆以缺缺然小聰明而自矜，必然喪失混沌厚樸之德。上以察察導之，下必以缺缺應之。可見民心之最難治也。上不清其源，下亦難正其本。所以無為是先天厚樸之真，有為是後天人為之偽。悶悶與察察之治，其效果卻絕然不一。由此可知，道唯一而已，及至於二，則已為非道了。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者，災禍兇害之事。“倚”者，因也，原由也。“福”者，福德吉祥之事。“伏”者，潛藏之義。此兩句，是從顯態中而說禍福之無常，其變化係之於倚伏之間。世間之人，隻知以機巧心去追求福貴之事，隻知以智巧避其禍害之端。卻不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之理。禍福之事，表象看似從外而來，但其根源卻本自於心。心為萬法之主，心為善惡之源。此心一善，而無所不是善，無所不是福；此心一惡，無所不為惡，無時不是禍。故禍福源於心。禍福本同體。
“孰知其極”，是說禍福的來去，生之於心念的一瞬之間，潛伏於本性八識田中，待到時機成熟，則會發芽結果。禍與福是辯證的統一，看似為禍，而福之機卻倚藏於內，至心中的德善累修到一定量級，即可轉禍為福。看似是福，而禍之兆已潛伏其中。人若有福而不惜福，心不知足，為私欲而妄作亂為者，未有福不變為禍者。由此可知，禍中有福，福中有禍；禍可變福，福可變禍。其至極之理，全係於一念的正邪之間。
“其無正耶”之“正”，即定之意。禍因心轉，福由心作。能知禍畏禍而不招禍，禍自不會臨身；得其福而不損其福，福亦不會離身。禍福之變，惟在“正心”二字。人若能審其倚伏之機，自握其趨避之道，即可逢兇化吉，轉禍為福，此機全在於正心。所以聖人平日處事，先謹義利之判，次守退讓之心。人若遭禍而能悔過自責，修善行德，則禍去福來。假若得福而驕恣縱福，則必福盡而禍來。
“其無正耶”，是說人君不正其身，即喪失其國。所以人不敢縱欲而敗度，為政者不敢察察而任智，高貴者不敢慢賢而傲下，有福者不敢肆誌而恣情。如此，才可以終身遠禍，福履無窮。
先天太極未判之初，淳樸未分，陰陽為一，無善惡禍福可見。《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道之所以可大可久，其理即此。人都是太樸不全，陰陽貫於始終，所以禍福互為倚伏，禍中藏福，福中潛禍，循環不息。有為之為，未必不善；但物極則變，時極則反。陰陽反複之機，本來就是如此。唯有修善累德，知機應變，顛倒陰陽，執中而待，才能永立於逢兇化吉、趨吉避兇之福地。
【正複為奇，善複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正複為奇”，是講正與邪、善與妖的變化關係。“奇”，詐也。“妖”，邪惡也。此四句是接上句之義。天下沒有絕對之事，福可以轉之為禍，禍可以轉之為福。
在上者若不知“倚伏極至”的相互轉化之理，必然不能持正，自食由福轉禍的惡果。正可以複轉為奇，善也可以複變為妖。人民都有善性，全在當政者如何引導。假人君若不正，下民雖正，但終將為上所化，而轉為奸詐。正性的本質本來不該化而為奇，但因人不靜心，不執中道，正之不久，而奇自生。“奇正”也是“倚伏至極”之理。故君子皆守中道，而不敢自忽。
“善複為妖”，求善之人，本不想為妖，但若善心不純，或太過與不及，妖邪即生，此亦是倚伏至極之理。君子明乎此理，故而不敢自逸。人生禍福無定，正奇相演，善妖互變，皆有其因果報應的必然規律。此即“陰極生陽，陽極生陰”之順道。聖人知陰陽逆反之理，守中靜心，跳出陰陽，以陰陽反克之理，化兇為吉，化禍為福。
“人之迷，其日固久”。人離正道時間太久，對宇宙自然法則昧而不明。世人性迷太久，不知大道的淺深，不明陰陽變化之奧機，不知退進存亡之理。本心中的靈竅不開，故禍福突然降臨時，而往往不知所措。隻知其果，不知其因。前輩曾雲：“菩薩畏因，俗人畏果”，此正是世人顛倒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