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城，未央宮。
不知不覺間，時間便已經臨近八月；秋老虎讓長安街頭的大街燙的像一屜蒸籠！
但比秋日的悶熱還要滾燙的，是長安附近，熱火朝天的百姓。
雖然年初的冬天，關中大麵積補種了宿麥，但去年春耕的粟米卻由於戰亂的影響，導致收成並不好。
按照土壤‘肥力守恆定律’，去年關中平均每畝不到三石的收成，意味著田畝肥力的損耗遠低於往年。
即便年初關中補種了宿麥，還是不影響今年的粟米，長勢比過去幾年還要喜人！
看著粟稈被沉甸甸的果實壓完了要，關中農戶的嘴都快咧到了耳朵邊兒上。
——今年，準定是個豐年！
非但是個豐年，還是糧食保護價政策推行之後，關中的第一個豐年！
隨著時間的推移，糧食保護價政策逐漸發揮出其獨特的優越性，變成了‘漢家果然仁以待民’的又一佐證。
從去年年初，糧食保護價正式實施開始，到如今的正武元年秋七月末，這長安一年半的時間裏，關中粟米的價格，如不倒鬆般恆定在了九十錢一石！
穩定的糧食價格，對關中百姓生活的保證自是不用多提，好巧不巧的是：過去三年的狀況，彼此之間都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
呂太後最後一年，關中收成中規中矩，糧價算是比較穩定，基本在八十-一百一十錢左右一石。
但在秋收之後，呂太後駕崩，長安大亂，糧價便應聲飛漲，最高達到了驚人的五百錢一石！
——要知道那些每石作價五百錢的粟米，都是關中農戶親手以每石八十錢左右的價格，售賣給關中糧商的！
呂太後駕崩、呂氏子弟做亂長安這一年，無疑是對關中百姓而言，苦不堪言的一年。
第二年，也就是去年，少年天子劉弘開始掌權，並史無前例的推出了糧食保護價政策，甚至不惜通過暴力手段，將飛漲的糧價拉迴了百錢以內。
但在當時，關中百姓對糧食保護價政策的感官，還談不上絕對的好。
——因為去年，是收成不好的一年。
若是放在以往，某一年收成不好，往往意味著農民收獲的糧食，能在糧商那裏賣出更高的價錢。
雖然這也意味著這一年，百姓要花更多的錢購買口糧，但對於這種長遠視野的事，百姓的靈敏度總是比較低下的。
而糧食保護價政策，以及少府的存在，卻讓關中百姓無可奈何之下，隻能把‘稀缺’的糧食按每石七十五錢的價格，售賣給少府。
要說去年秋收，關中百姓為什麽還要按照糧食保護價政策，把糧食一車車送到少府的售糧處，自然不是完全由衷。
——自糧食保護價政策推行，關中已經幾乎見不到糧商的蹤跡了！
就連以前關中糧商界的巨頭田氏一族，都在主爵都尉田蘭的引領下，舉族幫著少府做糧食生意了！
除了把糧食少府，關中百姓並沒有其他的選擇。
再加上劉弘曾經開內庫之糧階級長安百姓、殺關中糧商以平抑糧價的舉動，使得關中百姓隻能無奈的以‘陛下不會害吾等’安慰自己。
而今年，關中即將迎來一次十數年一見的大豐收，關中百姓對少府、對糧食保護價政策的感官，頓時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
道理再簡單不過：穀賤害農，穀貴傷農。
豐年，意味著糧食供應大幅度增長，相應的，糧價就會下跌。
這也是封建時代，絕大多數農民無法憑借種地改變生活水平，乃至於改變階級的無奈。
——收成一般，糧價正常，去掉家中食用的口糧，兜裏就剩那兩個錢。
——收成好了，糧食打的多，糧價應聲一跌，拿到手的還是那點錢。
至於收成不好，那別說手裏剩錢了，能保證從糧米鋪買到糧食，讓全家都不挨餓，都是大多數人的奢望···
但今年，關中即將迎來大豐收，少府卻還是和去年關中歉收時一樣，高掛著一塊‘石七十五錢無限收購粟米’的牌子，絲毫沒有取下牌子，修改一下收購價格的意圖！
這一下，關中的農戶可謂是笑開了花。
七十五錢一石的收購價格，放在災年自然是欺負人，放到尋常年間，也多少有點‘店大欺客’的意味在其中。
但在豐年，每石七十五錢的收購價格，無疑算得上實打實的良心價了！
自漢室立這二十多年間，關中總共經曆了三次大豐收。
巧合的是：這三次豐收，全都是在孝惠皇帝駕崩，呂太後掌權後的八年間出現。
那三年，關中的糧價都是什麽水平？
——孝懷皇帝四年，關中平均畝產四石出頭，糧價暴跌至六十錢一石！
至於糧商從百姓手中收購的價格，更是曾出現每石四十五錢的白菜價。
這還不是最慘的一次。
——當今二年，關中再次大豐收，平均畝產隱隱向四石半看齊，關中糧價一夜之內，跌破了五十錢大關！
相應的，糧商們的收購價，也是衝著三十錢飛奔···
今年，關中幾乎必然會迎來一次平均畝產四石以上的大豐收，按照每家每戶都有百畝田來算，就是人均收獲粟米四百石。
但相較於孝懷皇帝四年時的場景，今年，關中百姓的日子，必然會好上十倍不止···
當年，關中農戶收獲粟米四百石，一個十五稅一的稅率、百二十錢的口賦，就要去掉將近五十石！
剩下三百五十石賣到糧商手中，也不過價值一萬零五百錢而已···
按一家五口人算，一年的口糧是一百二十石；而豐年的糧價，會在秋收之後的來年開春，百姓要買口糧時迴漲到七十錢左右。
就這樣，一個大豐年賺下的一萬零五百錢，光是這家人的口糧，就要花去將近八千五百錢。
剩下兩千錢，夠幹什麽？
一家五口人，柴米油鹽醬醋茶，逢年過節添置新衣，能夠用就不錯了！
這也是封建時代的大多數時候，百姓的生存現狀——豐年，往往並不意味著發了筆財，而隻是意味著這一年，九成九以上的農戶能保證不挨餓。
今年的狀況，無疑就是讓所有封建時代的農民，都趨之若鶩的狀況了。
同樣是每家每戶都四百來石粟米，但稅率，卻很有可能會延續去年‘三十稅一’的比例，也就是大概十三石糧食。
口賦更是被當今劉弘一紙詔令，無限期降到了每人每年四十錢，算下來一家五口上繳的口賦，也就是兩石粟米左右。
四百石粟米，交完稅賦，百姓手裏還能剩至少三百八十石，能從少府換迴足足兩萬八千五百錢！
而一年的口糧一百二十石，從少府按每石九十錢買，也就是一萬零八百錢；百姓手裏，還能剩下一萬七千多錢！
這意味著什麽？
光是拿孝懷四年的豐收，和今年的豐收對比，關中百姓‘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便從當年的兩千錢，漲到了今年的一萬七千錢！
漲了足足八點五倍！
要是再算上年初，關中百姓從冬小麥上得到的‘額外收入’，這個比例甚至很可能達到二十倍！
孝懷皇帝四年，到現在才過去多久？
不過六年而已！
六年之內，準確的說是在過去這短短的一年，漢室百姓，起碼關中百姓的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便暴漲了二十倍以上！
這樣的盛況，是整個漢室曆史，乃至於整個神州大陸頭一遭！
看著口袋裏從未出現過的一枚枚銅錢五銖，關中百姓終於反應過來：糧食保護價政策，或許並不是隻簡單起到‘穩定糧價’的作用。
自然而然的，關中百姓的皇帝劉弘的信任，也是嗡時暴漲。
說起來，在華夏上下兩千年封建曆史上，劉漢皇帝，幾乎算是最好騙老百姓的馬甲了。
放在其他任何一個時代，都絕無可能成功的操作，在漢室卻往往會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機會。
比如某位爺一封罪己詔，就硬生生把天下群雄並起、遍地農民起義的末世之相，重新拉迴了正軌。
說到底，還是老劉家的皇帝們，把‘愛民如子’的人設立的太好、太堅固了。
——劉邦入關中秋毫不犯，與民約法三章！
——惠帝劉盈在位不過七年，便得諡‘惠’！
——文帝劉恆節衣儉食，宮中姬嬪群不拖地！
這一代代‘仁君’，一位位影帝的接替努力，在整個有漢一朝，都形成了‘皇帝永遠是好的，壞的都是下麵的官’的普行價值。
也正是這一位位先皇，在漢室百姓心中留下的‘麵子’，才能讓後來的漢天子具備一種神奇的特權。
——無論犯了什麽錯，隻要能乖乖低頭認錯，努力改正，就絕對能得到天下絕大多數百姓的追隨！
說白了：這樣的西漢王朝，絕無可能斷絕於農民起義、外敵入侵之上，隻可能是被自己消滅。
而關中百姓不知道的是：今年，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豐年’。
原因很簡單：豐年之所以被稱之為豐年，正是因為這一年的收獲，比過往和未來幾年都明顯多出一大截。
但若是每一年，田地產出都達到同樣的高度的話，就不會再被稱之為‘豐年’了。
‘豐年’的判斷標準，也會自然而然的提高。
在後世的曆史記載當中，漢正武元年，被看做漢室正式脫離開國時期的混亂，大踏步走向盛世的開端。
而這個開端帶來的，是長達十五年的‘康武之治’，及之後穩定維持共一百八十餘年的太平盛世···
············
“於南越王趙佗一事，長安城中，可有何物論？”
負手屹立在未央宮宣室殿外的眺望台，看著長安街頭的熙熙攘攘，劉弘麵上流露出一絲由衷的傲然。
還記得兩年以前，劉弘剛穿越到這陌生的世界，整個長安城，都被籠罩在混亂、恐懼，和饑餓之內。
短短兩年的時間，長安城內就已經發生了如此顯著的變化，這無疑是對劉弘夜以繼日的工作，給出的最大褒獎。
——百姓豐衣足食，國家富強安和，一個成功帝王追求的，也莫過於此了。
但讓劉弘安心中，依舊隱隱感到激情澎湃的，是長安城內這幅欣欣向榮，熱火朝天的景象。
——對於目前已經改善許多的生活狀態，長安百姓並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滿足’！
田畝豐收，百姓興奮之餘，盤算起要不要和鄉裏鄉親湊一筆錢，開幾裏窄渠，改善一下田畝的灌溉；
南越王不臣，劉弘還沒開始罵陸賈，關中百姓就已經自發的做起了戰爭的準備工作！
這樣一副美好的景象，讓劉弘略有些感到疲憊之餘，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
但對於南越王趙佗，劉弘卻並沒有短時間內武力懲治的想法。
“稟陛下：自太常酂侯蕭公、平陽侯曹公出使南越，關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於南越王佗，更多有憤恨之論。”
“據內史故安侯申屠公言：往旬，
短短兩年的時間，長安城內就已經發生了如此顯著的變化，這無疑是對劉弘夜以繼日的工作，給出的最大褒獎。
——百姓豐衣足食，國家富強安和，一個成功帝王追求的，也莫過於此了。
但讓劉弘安心中，依舊隱隱感到激情澎湃的，是長安城內這幅欣欣向榮，熱火朝天的景象。
——對於目前已經改善許多的生活狀態，長安百姓並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滿足’！
田畝豐收，百姓興奮之餘，盤算起要不要和鄉裏鄉親湊一筆錢，開幾裏窄渠，改善一下田畝的灌溉；
南越王不臣，劉弘還沒開始罵陸賈，關中百姓就已經自發的做起了戰爭的準備工作！
這樣一副美好的景象，讓劉弘略有些感到疲憊之餘，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
但對於南越王趙佗，劉弘卻並沒有短時間內武力懲治的想法。
“稟陛下：自太常酂侯蕭公、平陽侯曹公出使南越，關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於南越王佗，更多有憤恨之論。”
“據內史故安侯申屠公言：往旬，
不知不覺間，時間便已經臨近八月；秋老虎讓長安街頭的大街燙的像一屜蒸籠！
但比秋日的悶熱還要滾燙的，是長安附近，熱火朝天的百姓。
雖然年初的冬天，關中大麵積補種了宿麥，但去年春耕的粟米卻由於戰亂的影響，導致收成並不好。
按照土壤‘肥力守恆定律’，去年關中平均每畝不到三石的收成，意味著田畝肥力的損耗遠低於往年。
即便年初關中補種了宿麥，還是不影響今年的粟米，長勢比過去幾年還要喜人！
看著粟稈被沉甸甸的果實壓完了要，關中農戶的嘴都快咧到了耳朵邊兒上。
——今年，準定是個豐年！
非但是個豐年，還是糧食保護價政策推行之後，關中的第一個豐年！
隨著時間的推移，糧食保護價政策逐漸發揮出其獨特的優越性，變成了‘漢家果然仁以待民’的又一佐證。
從去年年初，糧食保護價正式實施開始，到如今的正武元年秋七月末，這長安一年半的時間裏，關中粟米的價格，如不倒鬆般恆定在了九十錢一石！
穩定的糧食價格，對關中百姓生活的保證自是不用多提，好巧不巧的是：過去三年的狀況，彼此之間都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
呂太後最後一年，關中收成中規中矩，糧價算是比較穩定，基本在八十-一百一十錢左右一石。
但在秋收之後，呂太後駕崩，長安大亂，糧價便應聲飛漲，最高達到了驚人的五百錢一石！
——要知道那些每石作價五百錢的粟米，都是關中農戶親手以每石八十錢左右的價格，售賣給關中糧商的！
呂太後駕崩、呂氏子弟做亂長安這一年，無疑是對關中百姓而言，苦不堪言的一年。
第二年，也就是去年，少年天子劉弘開始掌權，並史無前例的推出了糧食保護價政策，甚至不惜通過暴力手段，將飛漲的糧價拉迴了百錢以內。
但在當時，關中百姓對糧食保護價政策的感官，還談不上絕對的好。
——因為去年，是收成不好的一年。
若是放在以往，某一年收成不好，往往意味著農民收獲的糧食，能在糧商那裏賣出更高的價錢。
雖然這也意味著這一年，百姓要花更多的錢購買口糧，但對於這種長遠視野的事，百姓的靈敏度總是比較低下的。
而糧食保護價政策，以及少府的存在，卻讓關中百姓無可奈何之下，隻能把‘稀缺’的糧食按每石七十五錢的價格，售賣給少府。
要說去年秋收，關中百姓為什麽還要按照糧食保護價政策，把糧食一車車送到少府的售糧處，自然不是完全由衷。
——自糧食保護價政策推行，關中已經幾乎見不到糧商的蹤跡了！
就連以前關中糧商界的巨頭田氏一族，都在主爵都尉田蘭的引領下，舉族幫著少府做糧食生意了！
除了把糧食少府，關中百姓並沒有其他的選擇。
再加上劉弘曾經開內庫之糧階級長安百姓、殺關中糧商以平抑糧價的舉動，使得關中百姓隻能無奈的以‘陛下不會害吾等’安慰自己。
而今年，關中即將迎來一次十數年一見的大豐收，關中百姓對少府、對糧食保護價政策的感官，頓時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
道理再簡單不過：穀賤害農，穀貴傷農。
豐年，意味著糧食供應大幅度增長，相應的，糧價就會下跌。
這也是封建時代，絕大多數農民無法憑借種地改變生活水平，乃至於改變階級的無奈。
——收成一般，糧價正常，去掉家中食用的口糧，兜裏就剩那兩個錢。
——收成好了，糧食打的多，糧價應聲一跌，拿到手的還是那點錢。
至於收成不好，那別說手裏剩錢了，能保證從糧米鋪買到糧食，讓全家都不挨餓，都是大多數人的奢望···
但今年，關中即將迎來大豐收，少府卻還是和去年關中歉收時一樣，高掛著一塊‘石七十五錢無限收購粟米’的牌子，絲毫沒有取下牌子，修改一下收購價格的意圖！
這一下，關中的農戶可謂是笑開了花。
七十五錢一石的收購價格，放在災年自然是欺負人，放到尋常年間，也多少有點‘店大欺客’的意味在其中。
但在豐年，每石七十五錢的收購價格，無疑算得上實打實的良心價了！
自漢室立這二十多年間，關中總共經曆了三次大豐收。
巧合的是：這三次豐收，全都是在孝惠皇帝駕崩，呂太後掌權後的八年間出現。
那三年，關中的糧價都是什麽水平？
——孝懷皇帝四年，關中平均畝產四石出頭，糧價暴跌至六十錢一石！
至於糧商從百姓手中收購的價格，更是曾出現每石四十五錢的白菜價。
這還不是最慘的一次。
——當今二年，關中再次大豐收，平均畝產隱隱向四石半看齊，關中糧價一夜之內，跌破了五十錢大關！
相應的，糧商們的收購價，也是衝著三十錢飛奔···
今年，關中幾乎必然會迎來一次平均畝產四石以上的大豐收，按照每家每戶都有百畝田來算，就是人均收獲粟米四百石。
但相較於孝懷皇帝四年時的場景，今年，關中百姓的日子，必然會好上十倍不止···
當年，關中農戶收獲粟米四百石，一個十五稅一的稅率、百二十錢的口賦，就要去掉將近五十石！
剩下三百五十石賣到糧商手中，也不過價值一萬零五百錢而已···
按一家五口人算，一年的口糧是一百二十石；而豐年的糧價，會在秋收之後的來年開春，百姓要買口糧時迴漲到七十錢左右。
就這樣，一個大豐年賺下的一萬零五百錢，光是這家人的口糧，就要花去將近八千五百錢。
剩下兩千錢，夠幹什麽？
一家五口人，柴米油鹽醬醋茶，逢年過節添置新衣，能夠用就不錯了！
這也是封建時代的大多數時候，百姓的生存現狀——豐年，往往並不意味著發了筆財，而隻是意味著這一年，九成九以上的農戶能保證不挨餓。
今年的狀況，無疑就是讓所有封建時代的農民，都趨之若鶩的狀況了。
同樣是每家每戶都四百來石粟米，但稅率，卻很有可能會延續去年‘三十稅一’的比例，也就是大概十三石糧食。
口賦更是被當今劉弘一紙詔令，無限期降到了每人每年四十錢，算下來一家五口上繳的口賦，也就是兩石粟米左右。
四百石粟米，交完稅賦，百姓手裏還能剩至少三百八十石，能從少府換迴足足兩萬八千五百錢！
而一年的口糧一百二十石，從少府按每石九十錢買，也就是一萬零八百錢；百姓手裏，還能剩下一萬七千多錢！
這意味著什麽？
光是拿孝懷四年的豐收，和今年的豐收對比，關中百姓‘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便從當年的兩千錢，漲到了今年的一萬七千錢！
漲了足足八點五倍！
要是再算上年初，關中百姓從冬小麥上得到的‘額外收入’，這個比例甚至很可能達到二十倍！
孝懷皇帝四年，到現在才過去多久？
不過六年而已！
六年之內，準確的說是在過去這短短的一年，漢室百姓，起碼關中百姓的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便暴漲了二十倍以上！
這樣的盛況，是整個漢室曆史，乃至於整個神州大陸頭一遭！
看著口袋裏從未出現過的一枚枚銅錢五銖，關中百姓終於反應過來：糧食保護價政策，或許並不是隻簡單起到‘穩定糧價’的作用。
自然而然的，關中百姓的皇帝劉弘的信任，也是嗡時暴漲。
說起來，在華夏上下兩千年封建曆史上，劉漢皇帝，幾乎算是最好騙老百姓的馬甲了。
放在其他任何一個時代，都絕無可能成功的操作，在漢室卻往往會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機會。
比如某位爺一封罪己詔，就硬生生把天下群雄並起、遍地農民起義的末世之相，重新拉迴了正軌。
說到底，還是老劉家的皇帝們，把‘愛民如子’的人設立的太好、太堅固了。
——劉邦入關中秋毫不犯，與民約法三章！
——惠帝劉盈在位不過七年，便得諡‘惠’！
——文帝劉恆節衣儉食，宮中姬嬪群不拖地！
這一代代‘仁君’，一位位影帝的接替努力，在整個有漢一朝，都形成了‘皇帝永遠是好的，壞的都是下麵的官’的普行價值。
也正是這一位位先皇，在漢室百姓心中留下的‘麵子’，才能讓後來的漢天子具備一種神奇的特權。
——無論犯了什麽錯，隻要能乖乖低頭認錯，努力改正，就絕對能得到天下絕大多數百姓的追隨！
說白了：這樣的西漢王朝，絕無可能斷絕於農民起義、外敵入侵之上，隻可能是被自己消滅。
而關中百姓不知道的是：今年，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豐年’。
原因很簡單：豐年之所以被稱之為豐年，正是因為這一年的收獲，比過往和未來幾年都明顯多出一大截。
但若是每一年，田地產出都達到同樣的高度的話，就不會再被稱之為‘豐年’了。
‘豐年’的判斷標準，也會自然而然的提高。
在後世的曆史記載當中，漢正武元年，被看做漢室正式脫離開國時期的混亂，大踏步走向盛世的開端。
而這個開端帶來的，是長達十五年的‘康武之治’，及之後穩定維持共一百八十餘年的太平盛世···
············
“於南越王趙佗一事，長安城中，可有何物論？”
負手屹立在未央宮宣室殿外的眺望台，看著長安街頭的熙熙攘攘，劉弘麵上流露出一絲由衷的傲然。
還記得兩年以前，劉弘剛穿越到這陌生的世界，整個長安城，都被籠罩在混亂、恐懼，和饑餓之內。
短短兩年的時間，長安城內就已經發生了如此顯著的變化，這無疑是對劉弘夜以繼日的工作，給出的最大褒獎。
——百姓豐衣足食，國家富強安和，一個成功帝王追求的，也莫過於此了。
但讓劉弘安心中，依舊隱隱感到激情澎湃的，是長安城內這幅欣欣向榮，熱火朝天的景象。
——對於目前已經改善許多的生活狀態，長安百姓並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滿足’！
田畝豐收，百姓興奮之餘，盤算起要不要和鄉裏鄉親湊一筆錢，開幾裏窄渠，改善一下田畝的灌溉；
南越王不臣，劉弘還沒開始罵陸賈，關中百姓就已經自發的做起了戰爭的準備工作！
這樣一副美好的景象，讓劉弘略有些感到疲憊之餘，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
但對於南越王趙佗，劉弘卻並沒有短時間內武力懲治的想法。
“稟陛下：自太常酂侯蕭公、平陽侯曹公出使南越，關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於南越王佗，更多有憤恨之論。”
“據內史故安侯申屠公言：往旬，
短短兩年的時間，長安城內就已經發生了如此顯著的變化，這無疑是對劉弘夜以繼日的工作，給出的最大褒獎。
——百姓豐衣足食，國家富強安和，一個成功帝王追求的，也莫過於此了。
但讓劉弘安心中，依舊隱隱感到激情澎湃的，是長安城內這幅欣欣向榮，熱火朝天的景象。
——對於目前已經改善許多的生活狀態，長安百姓並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滿足’！
田畝豐收，百姓興奮之餘，盤算起要不要和鄉裏鄉親湊一筆錢，開幾裏窄渠，改善一下田畝的灌溉；
南越王不臣，劉弘還沒開始罵陸賈，關中百姓就已經自發的做起了戰爭的準備工作！
這樣一副美好的景象，讓劉弘略有些感到疲憊之餘，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
但對於南越王趙佗，劉弘卻並沒有短時間內武力懲治的想法。
“稟陛下：自太常酂侯蕭公、平陽侯曹公出使南越，關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於南越王佗，更多有憤恨之論。”
“據內史故安侯申屠公言：往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