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武帝大驚失色:這也太過分了吧?


    劉毅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這樣看,陛下還不如他們。


    晉武帝隻好解嘲說:他們可沒有你這樣的直臣。


    劉毅說的是實話。西晉王朝從一開始就是腐敗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這樣描述說:當時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獸為通達,謀職以不走正道為才能,當官以不負責任為高尚。官場中充滿奔走之士,朝廷裏不見讓賢之人。所有人都隻有兩個目標:一是名,二是利。


    高級士族如此,寒門庶族亦然。


    比如賈充。


    賈充就是導致“八王之亂”的那位賈皇後的父親,他自己的父親則是賈逵。賈逵是堅決捍衛曹魏政權的。當時甚至有傳聞說,司馬懿就是因為夢見賈逵變成了厲鬼,才嚇得一命嗚唿,可見賈逵立場之堅定,之鮮明。


    然而賈充卻成為司馬家族的幫兇,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裏。當時曹髦因為不滿大權旁落,率領親兵攻打司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並無一人膽敢上前。賈充卻大喝一聲說:相公養兵千日,不就是為了用在此時嗎?


    於是曹髦被殺。


    這當然是極其嚴重的罪行,無論儒家倫理和帝國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當司馬昭召集會議討論善後時,大臣陳泰就明確表示:隻有腰斬賈充,或許還能平息民憤。


    司馬昭問:還有第二方案嗎?


    陳泰說:這是最好的,沒有其次。


    司馬昭當然不會采納。他的辦法,是另外找了一個替罪羊。他們父子,對賈充其實感恩戴德,否則賈南風也當不了皇後。實際上,賈充幫了司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馬昭想做的事,又讓這家夥保住了臉上的假麵具。


    沒錯,忠孝仁義的儒家麵具。


    假麵具是老早就戴上的。從司馬懿到司馬炎,這個家族一直都重禮重孝。司馬昭去世後,司馬炎甚至不顧大臣勸阻,堅持三年之喪。他說:朕本儒生,以禮傳家,豈能因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這可真是別出心裁。作為國家元首,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皇帝行過此禮。司馬炎堅持這樣做,無非為了標榜自己是純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這位“純儒”卻十分好色,他後宮的女人甚至多達上萬,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該跟誰上床,隻好坐一輛羊車在宮裏轉,羊停在哪兒就進哪間房。那些可憐的女人們則用竹葉插窗,鹽水灑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門。


    不以為然的,隻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將軍胡奮的女兒,被晉武帝司馬炎冊封為貴嬪。這位將門虎女並不認為皇帝有什麽了不起,入宮後竟號啕大哭,跟司馬炎做遊戲也寸步不讓。


    司馬炎大怒:你真是個將種!


    胡芳卻反唇相譏:北伐公孫淵,西拒諸葛亮,這樣的人不是將種又是什麽?


    據說,司馬炎竟滿臉慚愧。


    司馬炎確實應該慚愧,但不是因為司馬懿曾經擔任過軍職,而是因為他和他王朝的虛偽。這個靠陰謀詭計和巧取豪奪建立的帝國,可謂集貪婪、奢侈、殘忍、狡詐、荒淫於一身,高高舉起的卻是儒家倫理的道德旗幟。


    旗幟是必需的。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力量。旗幟上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則是為了與曹魏相區別。曹操是堅持“法家寒族路線”的,諸葛亮也一樣(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卷《三國紀》)。士族儒家的司馬政權當然必須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他們的立國之本。


    然而實際上的作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廢黜太後是不孝,骨肉相殘是不悌,濫殺無辜是不仁,爭權奪利是不義,喪權辱國是無能。請問,儒家倫理安在哉?但隻見: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結果又是什麽呢?


    中華帝國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學說。獨尊儒術之後,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經成為漢民族的魂魄所係,也維係了兩漢三百多年的穩定,怎麽說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學本身也有問題。


    問題出在儒學變成了官學(正式稱謂叫經學)。官學是有權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這兩條都決定了儒學必將失去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條化,變成讓人討厭的東西。


    事實正是如此。


    兩漢經學的特點,一是繁瑣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說,咬文嚼字,裝神弄鬼。比方說,五個字的經文,可以寫出兩三萬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話,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義。請問這還是學術、還是思想嗎?


    當然不是。


    因此,兩漢經學發展到後來,就連統治者(比如王莽和劉秀)都感到厭煩,更不用說真正有頭腦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於是進入魏晉以後,上流社會便“家棄章句(拋棄儒學),人重異術(以非儒家的異端邪說為時尚)”,一股新穎先進的思潮以燎原之勢席卷天下。


    首先興起的是玄學。


    玄學是魏晉時期思想文化的標誌性成果,玄學家主張的則是清談或玄談。顧名思義,其特征並不難想見:遠離政治,迴避現實,無關道德,蔑視俗務,隻關心高深玄遠的理論問題,向往超凡脫俗的高雅生活。


    這是一種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純粹哲學。


    如此哲學,對於重倫理、重政治、重現實的儒學當然是強烈的衝擊,何況還有佛學推波助瀾。東漢時傳入的佛學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國”,卻受到知識界和統治者的普遍歡迎,豈非改天換地?


    佛學是外來文化,玄學則是內部反對派。儒學遭此內外夾攻,實際上已無招架之力。沒有了這根精神支柱,兩漢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精神世界也隻能全線崩潰。


    沒錯,這是一個無望的時代。國土四分五裂,政權頻繁更迭,時局瞬息萬變,戰火連綿不絕,誰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內。


    魏晉之亂,首先在人心。


    亂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實上,正如有春秋戰國的禮壞樂崩,才有百家爭鳴;有漢末以後的腐朽潰爛,也才有魏晉風度。不同的是,百家爭鳴備受推崇,魏晉風度卻褒貶不一。其中奧秘,則正是需要我們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英雄與奸賊


    身敗名裂的王敦是東晉第一叛臣,也是東晉第一英雄。他的氣焰囂張,他的飛揚跋扈,他的鎮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讓後人極為向往。 沉默良久之後,許劭迴答了曹操的問題。


    這時的曹操還是年輕人,許劭則早已是東漢末年著名的評論家,每個月的初一都會對當時的人物發表評論,叫“月旦評”(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許劭點評過的立即名聞天下,難怪曹操要去見他。


    然而身為名士的許劭,卻看不起這個出身宦官家庭的小夥子。曹操則使出渾身解數,用近乎耍無賴的辦法逼許劭表態。萬般無奈之下,許劭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據說,曹操竟歡天喜地而去。


    曹操當然要高興的。因為這時他還籍籍無名,甚至被人鄙視,隻有太尉橋玄對他另眼相看,認定他是將來安定天下的人。就連曹操去見許劭,也是橋玄的建議。


    其實橋玄也有點評,而且與許劭相似:  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


    這個故事在當時肯定廣為流傳,而且有各種版本。但最為後世認同的,是這樣十個字: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從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標簽。


    標簽顯然從橋玄和許劭的說法演變而來。他們都使用了兩個詞:奸賊,英雄,合起來就是奸雄。


    然而三個版本的意思卻不相同。按照第一種和第二種說法,曹操活在治世就會害人,活在亂世反倒對了。第三種說法則相反,盡管這個說法據說也是許劭的。


    沒必要弄清楚哪一個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為無論哪種都承認曹操不是尋常人等。實際上在漢末魏晉時期,英雄與奸雄或者梟雄,並沒有太大的區別,而且“英雄”這個詞也是有明確定義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迴事,即卓異突出,隻不過植物中最優秀的叫英,動物中最傑出的叫雄。這就像群和眾是一迴事,隻不過動物叫群,人類叫眾。所以一個人,像花兒一樣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樣強勁就叫雄姿。


    於是,人們便把原本用於動植物的“英雄”一詞挪用到人物,並給出以下定義:  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


    顯然,英,就是才華出眾(如英才),或天賦過人(如英氣),或青春煥發(如英年);雄,則是大無畏的(如雄霸),或強有力的(如雄風),或極威武的(如雄赳赳)。據此,曹操當然是英雄。他自己這麽認為,別人也這樣看。


    有一次,匈奴派使節來華。


    這時曹操已是魏王,卻因其貌不揚而自慚形穢,便讓崔琰代為接見,自己扮作衛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後,曹操派人去問使節:你對魏王的印象怎麽樣?


    使節說:魏王(指崔琰)儀表堂堂。但他坐榻旁邊那個“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聽說,便把那使節暗殺了。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體現出的觀念卻無疑屬於那個時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個人是不是英雄,無關乎外貌,也無關乎道德,隻關乎氣質。


    曹操當然有此氣質。


    實際上,東漢魏晉所謂“英雄”並非道德評價,而是氣質判斷,或事實判斷。也就是說,一個人隻要稟賦非凡英氣逼人,哪怕隻不過能把事情鬧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劉備就更是。


    劉備是被諸葛亮和曹操都認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認為天下英雄隻有他們哥倆。據說,曹操說這話時,劉備正跟他一起吃飯,竟當場嚇得掉了湯勺和筷子。


    魯肅則稱劉備為“天下梟雄”。其實在漢末和魏晉人的眼裏,梟雄、奸雄都是英雄。他們在意的不是前麵那個字,而是後麵這個非常男性的字—— 雄。


    沒錯,英雄也可以簡稱為雄。


    誰是英傑誰為雄?這是漢末魏晉時期人們十分關注的,因為那是一個亂世。亂世出英雄。也隻有英雄,才能在亂世一顯身手,大展宏圖。


    關注的背後,是社會的認可與尊崇。


    這是一種新的價值取向。


    我們知道,兩漢推崇的是功業,漢代風雲人物也都是與功業聯係在一起的,比如張騫通西域,衛青平匈奴,司馬遷寫《史記》,公孫弘設博士。沒有這些功業,他們就沒有價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認。


    魏晉卻不以成敗論英雄。隻要有英雄之誌,哪怕未能如願或功敗垂成,也照樣能得到人們的敬重。


    比如祖逖(讀如替)和劉琨。


    祖逖和劉琨都是在西晉覆滅之際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驅除胡族興複神州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長江船至中流之時,豪氣幹雲地敲著船楫朗聲發誓:我祖逖如不能收複中原,那就讓我有如這滾滾東去的江水,不再迴來!


    這就是所謂的“擊楫中流”。


    同樣廣為流傳的是“聞雞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歲的祖逖半夜聽到雞叫,便叫醒同樣年輕的劉琨:這是上天在激勵我們呀!於是一起到屋外舞劍。


    聞雞起舞和擊楫中流的故事,後來成為中國人勵誌的常規教材,祖逖和劉琨的事業反倒是鮮為人知的。事實上他們倆都未能實現自己的願望。祖逖憂憤而死,劉琨被人冤殺,卻像出師未捷的諸葛亮一樣讓人懷念。


    人物比功業更重要,這是一個轉變。


    與此同時,對人物的追捧也由聖賢而英雄。聖賢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則未必。董卓不用說,曹操和袁紹年輕時也近乎無惡不作。他們倆甚至在參加婚禮的時候故意製造混亂,趁機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這樣的故事卻被人們津津樂道,並沒有人因此而認為他們不是英雄。


    實際上魏晉時期英雄的概念與道德無關。劉琨原本便是風流才子,喜歡聲色犬馬,祖逖的行為則幾近劫匪,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忠君愛國和建功立業。同樣,他們把天下大亂看作揚名立萬的大好時機,因半夜雞叫而驚喜,也不奇怪,盡管這驚喜難免“幸災樂禍”之嫌。


    也許,這就是“魏晉風度”了:道德評判退隱,個人價值彰顯。吸引眼球顛倒眾生的,不再是功業、節操、學問,而是氣質、才情、風神。或者說,正因為懷疑和否定了外在權威,才有了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


    所以,英雄可以同時是奸賊。


    比如王敦。


    叛臣王敦  王敦最後是身敗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導一樣,王敦也是東晉王朝的實際締造者和保衛者。想當年,司馬睿初到建康毫無威望,是王導設計讓他在三月三日上巳節坐轎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騎高頭大馬前唿後擁,一下子就鎮住了持觀望態度的江東大族,司馬睿後來的稱帝也才有了社會基礎。


    此後,王導內執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權和軍事權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裏,晉元帝司馬睿不過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時人稱之為“王與馬,共天下”。


    這就是王導創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對於這樣一種政治局麵,滿意的隻有王導,王敦和司馬睿都不滿意。王敦桀驁不馴專橫跋扈,司馬睿則不甘大權旁落,試圖利用他人的力量來鉗製王家,結果是手握重兵鎮守荊州的王敦不想謀反也得謀反。


    於是,司馬睿稱帝四年後,王敦便反於武昌(今湖北鄂州),並很快攻入建康。司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則幾至皇位不保,並在當年憂憤而死。


    據正史記載,司馬睿在一敗塗地之後,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義譴責王敦,隻能一麵脫下戎裝,一麵嘀嘀咕咕地說:想要位子,我迴琅邪就是,何必讓老百姓受苦?


    東晉皇帝之無奈,由此可見一斑。


    晉元帝死後,繼位的是晉明帝司馬紹。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對方於死地。最後,王敦之亂因其病逝而告終。他的勢力被東晉王朝的政府軍剿滅,本人的屍體也被挖出,腦袋還被砍下來掛在浮橋上示眾。


    王敦豈非不得善終?


    當然是。而且按照儒家倫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然而在魏晉,王敦受到的卻是由衷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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