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節
易中天中華史第二部：第一帝國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精彩的還有國際關係。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一樣，羅馬也是靠武力來征服世界的，這就有一個與戰敗國的關係問題。如何處理這種關係，對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驗。
亞述和迦勒底（新巴比倫）就不說了，他們的瘋狂掠奪、血腥鎮壓和殘暴統治，引起的隻是更強烈的反抗。波斯帝國雖然表現出最大的仁慈和寬容，卻隻知道把設為行省的戰敗國當作提款機，忘記了把他們變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羅馬和中國的周。
周人和羅馬人的高明之處，是與同盟國和戰敗國組成共同體，同謀發展、共享太平。隻不過，周人構建的是“文化共同體”。隻要認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變成華夏。正是由於這種文化認同，我們民族才不斷發展壯大起來。
羅馬構建的則是“政治共同體”。他們甚至主動邀請戰敗國的頭頭腦腦加入元老院，就像漢武帝讓匈奴人金日磾成為他的顧命大臣。結果，被征服的蠻族成為這個國家的共同經營者，甚至戰場上的主力軍。
當然，一旦打了勝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圖。早期的做法是：羅馬人拿走戰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勞分配。也就是說，羅馬人是大股東，歸順的戰敗國也是合夥人。
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還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種智力遊戲，文明則是盡量巧取而避免豪奪。如果還能化敵為友，那就堪稱功德無量，因為和平總歸好過戰爭。幸運的是，中國人和羅馬人都有這種智慧，兩大文明獨步一時也絕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了解了中華的方式後（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我們很想知道羅馬人是怎麽做的。
☆、法治天下
在世界曆史上，中華和羅馬都堪稱獨樹一幟。其他那些帝國，亞述、迦勒底、波斯、馬其頓，都由一個或幾個偉大征服者建立，中華卻由邦國而帝國，羅馬則由共和國而帝國。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自己成長的。
成長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麽，中華文明與羅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麽？
中華是禮，羅馬是法。
正如在中國，失禮或非禮會導致嚴重的後果，羅馬人也把違法看作不可原諒的行為。他們寧肯吃虧、失敗甚至掉腦袋，也不肯違法。愷撒被殺後，西塞羅曾提出盡快召開元老院會議，以鞏固成果。而且，刺殺集團的主要成員布魯圖身為大法官，恰好有此權力。
這位布魯圖是共和國第一任執政官布魯圖的後代。
不過按照法律規定，大法官隻有在兩位執政官都無法召集會議時，才能行使這項權力。這時，一位執政官愷撒已死，另一位執政官安東尼卻還在羅馬。因此，布魯圖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拒絕了西塞羅的提議。
布魯圖說：這是違法的。
這事聽起來十分怪異，因為行刺愷撒的布魯圖原本是殺人兇手。而且，愷撒作為終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也就是說，布魯圖已經雙重意義地犯過法了，再違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況還是為了國家。
然而布魯圖就是不肯，以至於坐失良機。
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恐怕隻能解釋為迂腐，但在羅馬則會得到尊重。因為刺殺愷撒是可以理解為戰爭的，即共和國與破壞共和的國家敵人之間的戰爭。戰爭當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護公敵，布魯圖心安理得。
開會則不一樣。召集元老院會議，原本因為隻有元老院的決定才是合法的。如果會議本身違法，那麽這決定還能合法嗎？依靠非法會議重建的共和，是羅馬人民想要的嗎？這豈非重新迴到了愷撒的人治路線？
可惜布魯圖沒有想到，把愷撒視為國家的敵人，隻是他們自己的看法，元老院並沒有宣布愷撒是人民公敵。所以他們的刺殺仍屬非法，必須被判有罪。
布魯圖也隻好自殺。
法治觀念如此之強，在全世界當數第一。
這當然其來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亞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離運動也功不可沒。因為正是在這場運動之後，羅馬迫於平民的壓力開始了成文法的製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銅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銅表法》。
以法治國，正式開始。
最早製定的是為本國公民頒行的法律，即公民法，亦即國內法。後來版圖擴張，人口眾多，外族和異邦也在羅馬的統治之下，又製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法律，叫萬民法，亦即國際法。最後，這兩大法律體係被合在一起，叫統一法。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
這時，已是東羅馬帝國時期了。
羅馬法在世界古代社會，堪稱最為係統完善。它包括兩大部分：公法和私法。公法是關於政府的，私法是關於個人的。私法與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為三個部分：人法、物法、訴訟法。這三個部分當中，人法又最重要。人法規定了什麽是法律意義上的人，條件是具備人格，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符合這三個條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隸不符合這三個條件，所以奴隸沒有人權。
人權在羅馬法當中就是身份權，包括自由權、家族權和公民權。有自由權，就是人；有家族權，就是男人；有公民權，就是羅馬人（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二卷《國家》）。
在羅馬，這三種身份權是可以分開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喪失，叫人格減等。喪失家族權叫小減等，從此不是男人；喪失公民權叫中減等，從此不是羅馬人；喪失自由權叫大減等，從此人格盡失，不再是人。
這就是羅馬的法定人權。
人權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賦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剝奪。如果被授予公民權，就有了羅馬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被剝奪自由權，則從自由人變成了奴隸。
沒人願意失去人權，所以誰都不敢以身試法。
執政官和皇帝也一樣，他們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雖然沒有行政權，隻能對執政者提出建議和忠告。但是他們手上有一張王牌，叫“元老院最終勸告”。如果接到這份通牒還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為人民公敵。
結果怎麽樣呢？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
對於這項能夠製衡權力的權力，元老院當然不會輕易放棄；而隻要元老院的這個功能還在，羅馬就很難從共和走向帝製。後來屋大維革命成功，是因為蘇拉和愷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則給足了元老們麵子。
當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時勢使然。
但，即便從共和國變成了帝國，羅馬也仍然是一個法治國家。公元100年9月，執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發表就職演說時，就對坐在會場中的皇帝圖拉真說：皇帝不應該在法律之上。相反，他應該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羅馬人早就懂了。
戰敗國和他們的臣民，當然也如此。
前麵說過，中國的周和羅馬在處理國際關係時，都極具政治智慧地與同盟國和戰敗國組成了共同體，把對立麵變成了自己人。但，這絕不意味著一視同仁。相反，那些戰敗國和同盟國，關係有遠近，權益有寡多。
也就是說，共同體內是有等級的。
周人的等級叫五服，分別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和荒服。其中離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遠的叫荒服。實際上，一個諸侯國如果屬於荒服，已經是“地老天荒”了。他們往往仍被視為蠻夷，對周王室應盡的義務也最少。
羅馬也是五等，分別是羅馬、加盟國、自治國、殖民地和同盟國。跟周人的五服一樣，這也是一個權利和義務同步遞減的序列。羅馬人擁有的權利最多，應盡的義務也最大，同盟國則相反。
當然，這是羅馬在聯盟時代的事情。後來，戰敗國也像在波斯一樣被設為行省，治理的方針卻一如既往：根據關係的親疏和表現的好壞給予不同的權益。
羅馬手中的牌，是公民權。
公民權不是基本人權，因此可以授予。一旦被羅馬授予公民權，就意味著這個人的私有財產和人身安全將受到法律保護。如果被侵犯，羅馬政府不會坐視不管。
這當然令人向往，誰不想靠上羅馬這棵大樹呢？
羅馬的方針卻是分而治之，有的授予羅馬公民權，有的授予拉丁公民權（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一些幹脆沒有公民權。不過，他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習俗，也不用學拉丁語。
這才真是和而不同。
難怪其他帝國都滅亡了，羅馬卻穩固而持久。
可惜法律並不萬能。西塞羅和布魯圖也不會想到，屋大維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用共和國的磚瓦梁柱建造他的帝國大廈，而且這大廈有一天還會倒掉。
後麵這一點，屋大維也沒有想到。
☆、羅馬之亡
帝國的首都羅馬花香四溢，祥雲籠罩著高大宏偉的萬神廟、富麗堂皇的凱旋門。當清晨第一縷陽光照在廣場當中的金色裏程碑上時，“條條大路通羅馬”就從這裏啟程。
羅馬，確實是他們世界的中心。
然而在中國南北朝時期那個多事之秋，這座美麗的城市被徹底摧毀。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洗劫三天三夜。455年，羅馬再次淪入敵手，汪達爾人整整洗劫十五天，把羅馬變成了董卓鐵蹄下的長安和洛陽。
公元476年，帝國最後一個皇帝被日耳曼雇傭軍將領廢除。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位年幼無知的皇帝竟有一個令人咋舌的名字：羅慕路斯·奧古斯都。可惜，這兩位偉大先祖的在天之靈，也沒能挽救羅馬的衰亡。
太陽落入了地中海，再也沒能升起來。
當然，這裏說的是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要到1453年才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滅亡。但，羅馬是從城邦發展起來的。首都不在羅馬，還可以叫羅馬帝國嗎？
所以，從君士坦丁遷都之日起，它就滅亡了。
其實羅馬很早就不再像首都。公元284年戴克裏先登上帝位後，居然十九年不造訪羅馬。直到303年，他才在羅馬舉行了一次凱旋儀式，羅馬市民和元老院也才第一次見到皇帝陛下。而且，這也是最後一次。
首都不像首都，元老院也不像元老院。
前麵說過，元老院是羅馬真正的權威和靈魂。之所以如此，不僅因為法律的規定，更因為元老院是由精英們組成的。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不做錯決定，不選錯執政官。這是貴族們要把持元老院的正當理由。
後來，平民也可以進入元老院，但那也是平民當中的精英。於是，貴族政治變成了寡頭政治。寡頭政治是有好處的，那就是不至於讓國家事務陷於無休止的爭論。而且這些大佬既然將國家視為己有，他們也不會賣國。
為此，羅馬有兩條法律規定：第一，一旦成為元老院議員，任期就是終身的。第二，為了保證一心為公，也為了防止以權謀私，元老院議員不得經商。
可惜權欲和物欲同為人的本能，不能親自經商的議員便把自己的產業交給了騎士。騎士原本是羅馬軍團中富裕的公民，可以自備馬匹參加戰鬥。不過現在徒有其名，隻能去充當議員的代理人、承包商，甚至皮條客。
議員們是什麽德行，也就可想而知。
元老院開始腐敗。公元前113年，也就是張騫去世的第二年，努米底亞國王因為向羅馬將領行賄，而被傳喚到羅馬。但他卻用同樣的方法，讓元老院做出了免於出庭作證的決定。於是這位國王用輕蔑的口氣說：在羅馬，沒有什麽是不能用錢買的。
腐敗的還有羅馬市民。
市民的腐敗事出有因。作為奴隸製國家，羅馬主要依靠奴隸從事勞動。鼎盛時期，羅馬城一百萬人口中，奴隸就有四十萬。這就使大量平民成為無業遊民，不但變得越來越貧窮，也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當局的辦法是用小恩小惠來收買人心。供應給市民的麵包是免費的，節假日在一年之中有九十多天。無所事事的市民們便在圓形劇場、大競技場、公共浴室以及披著紅衫的妓女身上消磨時光，一如大清帝國的八旗子弟。
不難想象，由這種遊手好閑的街頭小混混來組成人民大會，行使民主權力，又會是什麽樣的光景。
事實上，在帝國的後期，羅馬公民對政治已經完全沒有了興趣。他們漠然地看著皇帝們被擁立又被殺掉，漠然地看著自己的軍隊兵敗如山倒，甚至在蠻族入侵時裏通外國開門揖盜，興高采烈又後悔莫及地加入敵人的行列。
這同樣並不奇怪，因為羅馬城裏的貧富差別懸殊。隻有近二十分之一的富人住在自己的豪宅裏，身上穿的中國絲綢價格相當於同重量的黃金。貧民卻隻能蝸居在被叫作“伊蘇拉”的簡易房裏，怎麽能不怒火萬丈？
倒黴的，就隻能是他們的皇帝了。
其實帝國末年的皇帝也不怎麽樣。他們不是騙子就是傀儡，不是篡位者就是冒牌貨，而且沒有一個能真正掌握帝國的權力。因為他們都是軍隊擁立的，或者依靠軍隊上位。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能左右皇帝的隻有軍隊。
此外，就是對健全男人充滿仇恨的宦官。
軍隊同樣墮落。過去，他們是為祖國和自己的榮譽而戰，當兵是光榮而體麵的事情。因此，羅馬讓沒有公民權的同盟國提供兵源，也算是給了他們麵子。現在卻是誰給錢就替誰殺人，還能指望他們保衛帝國嗎？
何況軍隊的成分也變了。在元首製時代，羅馬軍團的主力軍是清一色的羅馬公民。戴克裏先以後，作戰會議的大半席位都被蠻族出身的將領占領。他們對於帝國並沒有強烈的歸屬感，能忠於職守已是很有道德。
這就是滅亡前的羅馬。
首都不像首都，羅馬的優越性沒有了。元老院不像元老院，貴族或寡頭製的優越性沒有了。公民不像公民，民主製的優越性沒有了。皇帝不像皇帝，君主製的優越性沒有了。所有的優越性都沒有了，豈不該亡？
顯然，羅馬的滅亡，根本原因在於腐化變質。
但，羅馬不是有共和精神、法治傳統嗎？這種精神和這種傳統，不是讓羅馬堅持了共和製度五百年，又讓他們在成為帝國之後，雖然動亂不止卻並不崩潰嗎？為什麽還是難逃一死，終有一亡呢？
因為他們沒有“道”。
或者說，沒有核心價值，沒有終極追求。
希臘人是有的，這就是獨立、自由、平等。這是希臘文明留下的最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他們的問題在於：有民主無共和。因此，雅典和斯巴達爭霸世界，就不但不能如願以償，反倒因背叛核心價值而走向衰亡。
中國人也是有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麽和能夠要什麽。這就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國人也不缺乏政治智慧，因此總能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找到平衡。可惜王道隻是夢想，仁政則要碰運氣。結果，是治亂循環。
羅馬人卻沒有治國之道。他們優越的製度和高明的手法都是技術性的，也都隻是為了現實的利益。就連他們的宗教（如果也能算作宗教的話），也缺少猶太教那樣的思想光輝和神聖使命。於是到後來，羅馬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什麽，隻能夜夜笙歌，不能天天向上。
也許，君士坦丁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才乞靈於基督教，希望這種新的宗教能給他的臣民以精神的支柱和境界的提升，至少也能像中國的儒學那樣，讓大家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盡管他並不知道儒學為何物。
但，信仰真是必需的嗎？
如果是，它能靠公權力來建立嗎？
依靠公權力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真是救世主嗎？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一樣，羅馬也是靠武力來征服世界的，這就有一個與戰敗國的關係問題。如何處理這種關係，對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驗。
亞述和迦勒底（新巴比倫）就不說了，他們的瘋狂掠奪、血腥鎮壓和殘暴統治，引起的隻是更強烈的反抗。波斯帝國雖然表現出最大的仁慈和寬容，卻隻知道把設為行省的戰敗國當作提款機，忘記了把他們變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羅馬和中國的周。
周人和羅馬人的高明之處，是與同盟國和戰敗國組成共同體，同謀發展、共享太平。隻不過，周人構建的是“文化共同體”。隻要認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變成華夏。正是由於這種文化認同，我們民族才不斷發展壯大起來。
羅馬構建的則是“政治共同體”。他們甚至主動邀請戰敗國的頭頭腦腦加入元老院，就像漢武帝讓匈奴人金日磾成為他的顧命大臣。結果，被征服的蠻族成為這個國家的共同經營者，甚至戰場上的主力軍。
當然，一旦打了勝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圖。早期的做法是：羅馬人拿走戰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勞分配。也就是說，羅馬人是大股東，歸順的戰敗國也是合夥人。
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還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種智力遊戲，文明則是盡量巧取而避免豪奪。如果還能化敵為友，那就堪稱功德無量，因為和平總歸好過戰爭。幸運的是，中國人和羅馬人都有這種智慧，兩大文明獨步一時也絕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了解了中華的方式後（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我們很想知道羅馬人是怎麽做的。
☆、法治天下
在世界曆史上，中華和羅馬都堪稱獨樹一幟。其他那些帝國，亞述、迦勒底、波斯、馬其頓，都由一個或幾個偉大征服者建立，中華卻由邦國而帝國，羅馬則由共和國而帝國。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自己成長的。
成長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麽，中華文明與羅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麽？
中華是禮，羅馬是法。
正如在中國，失禮或非禮會導致嚴重的後果，羅馬人也把違法看作不可原諒的行為。他們寧肯吃虧、失敗甚至掉腦袋，也不肯違法。愷撒被殺後，西塞羅曾提出盡快召開元老院會議，以鞏固成果。而且，刺殺集團的主要成員布魯圖身為大法官，恰好有此權力。
這位布魯圖是共和國第一任執政官布魯圖的後代。
不過按照法律規定，大法官隻有在兩位執政官都無法召集會議時，才能行使這項權力。這時，一位執政官愷撒已死，另一位執政官安東尼卻還在羅馬。因此，布魯圖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拒絕了西塞羅的提議。
布魯圖說：這是違法的。
這事聽起來十分怪異，因為行刺愷撒的布魯圖原本是殺人兇手。而且，愷撒作為終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也就是說，布魯圖已經雙重意義地犯過法了，再違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況還是為了國家。
然而布魯圖就是不肯，以至於坐失良機。
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恐怕隻能解釋為迂腐，但在羅馬則會得到尊重。因為刺殺愷撒是可以理解為戰爭的，即共和國與破壞共和的國家敵人之間的戰爭。戰爭當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護公敵，布魯圖心安理得。
開會則不一樣。召集元老院會議，原本因為隻有元老院的決定才是合法的。如果會議本身違法，那麽這決定還能合法嗎？依靠非法會議重建的共和，是羅馬人民想要的嗎？這豈非重新迴到了愷撒的人治路線？
可惜布魯圖沒有想到，把愷撒視為國家的敵人，隻是他們自己的看法，元老院並沒有宣布愷撒是人民公敵。所以他們的刺殺仍屬非法，必須被判有罪。
布魯圖也隻好自殺。
法治觀念如此之強，在全世界當數第一。
這當然其來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亞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離運動也功不可沒。因為正是在這場運動之後，羅馬迫於平民的壓力開始了成文法的製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銅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銅表法》。
以法治國，正式開始。
最早製定的是為本國公民頒行的法律，即公民法，亦即國內法。後來版圖擴張，人口眾多，外族和異邦也在羅馬的統治之下，又製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法律，叫萬民法，亦即國際法。最後，這兩大法律體係被合在一起，叫統一法。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
這時，已是東羅馬帝國時期了。
羅馬法在世界古代社會，堪稱最為係統完善。它包括兩大部分：公法和私法。公法是關於政府的，私法是關於個人的。私法與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為三個部分：人法、物法、訴訟法。這三個部分當中，人法又最重要。人法規定了什麽是法律意義上的人，條件是具備人格，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符合這三個條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隸不符合這三個條件，所以奴隸沒有人權。
人權在羅馬法當中就是身份權，包括自由權、家族權和公民權。有自由權，就是人；有家族權，就是男人；有公民權，就是羅馬人（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二卷《國家》）。
在羅馬，這三種身份權是可以分開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喪失，叫人格減等。喪失家族權叫小減等，從此不是男人；喪失公民權叫中減等，從此不是羅馬人；喪失自由權叫大減等，從此人格盡失，不再是人。
這就是羅馬的法定人權。
人權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賦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剝奪。如果被授予公民權，就有了羅馬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被剝奪自由權，則從自由人變成了奴隸。
沒人願意失去人權，所以誰都不敢以身試法。
執政官和皇帝也一樣，他們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雖然沒有行政權，隻能對執政者提出建議和忠告。但是他們手上有一張王牌，叫“元老院最終勸告”。如果接到這份通牒還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為人民公敵。
結果怎麽樣呢？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
對於這項能夠製衡權力的權力，元老院當然不會輕易放棄；而隻要元老院的這個功能還在，羅馬就很難從共和走向帝製。後來屋大維革命成功，是因為蘇拉和愷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則給足了元老們麵子。
當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時勢使然。
但，即便從共和國變成了帝國，羅馬也仍然是一個法治國家。公元100年9月，執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發表就職演說時，就對坐在會場中的皇帝圖拉真說：皇帝不應該在法律之上。相反，他應該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羅馬人早就懂了。
戰敗國和他們的臣民，當然也如此。
前麵說過，中國的周和羅馬在處理國際關係時，都極具政治智慧地與同盟國和戰敗國組成了共同體，把對立麵變成了自己人。但，這絕不意味著一視同仁。相反，那些戰敗國和同盟國，關係有遠近，權益有寡多。
也就是說，共同體內是有等級的。
周人的等級叫五服，分別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和荒服。其中離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遠的叫荒服。實際上，一個諸侯國如果屬於荒服，已經是“地老天荒”了。他們往往仍被視為蠻夷，對周王室應盡的義務也最少。
羅馬也是五等，分別是羅馬、加盟國、自治國、殖民地和同盟國。跟周人的五服一樣，這也是一個權利和義務同步遞減的序列。羅馬人擁有的權利最多，應盡的義務也最大，同盟國則相反。
當然，這是羅馬在聯盟時代的事情。後來，戰敗國也像在波斯一樣被設為行省，治理的方針卻一如既往：根據關係的親疏和表現的好壞給予不同的權益。
羅馬手中的牌，是公民權。
公民權不是基本人權，因此可以授予。一旦被羅馬授予公民權，就意味著這個人的私有財產和人身安全將受到法律保護。如果被侵犯，羅馬政府不會坐視不管。
這當然令人向往，誰不想靠上羅馬這棵大樹呢？
羅馬的方針卻是分而治之，有的授予羅馬公民權，有的授予拉丁公民權（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有一些幹脆沒有公民權。不過，他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習俗，也不用學拉丁語。
這才真是和而不同。
難怪其他帝國都滅亡了，羅馬卻穩固而持久。
可惜法律並不萬能。西塞羅和布魯圖也不會想到，屋大維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用共和國的磚瓦梁柱建造他的帝國大廈，而且這大廈有一天還會倒掉。
後麵這一點，屋大維也沒有想到。
☆、羅馬之亡
帝國的首都羅馬花香四溢，祥雲籠罩著高大宏偉的萬神廟、富麗堂皇的凱旋門。當清晨第一縷陽光照在廣場當中的金色裏程碑上時，“條條大路通羅馬”就從這裏啟程。
羅馬，確實是他們世界的中心。
然而在中國南北朝時期那個多事之秋，這座美麗的城市被徹底摧毀。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洗劫三天三夜。455年，羅馬再次淪入敵手，汪達爾人整整洗劫十五天，把羅馬變成了董卓鐵蹄下的長安和洛陽。
公元476年，帝國最後一個皇帝被日耳曼雇傭軍將領廢除。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位年幼無知的皇帝竟有一個令人咋舌的名字：羅慕路斯·奧古斯都。可惜，這兩位偉大先祖的在天之靈，也沒能挽救羅馬的衰亡。
太陽落入了地中海，再也沒能升起來。
當然，這裏說的是西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要到1453年才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滅亡。但，羅馬是從城邦發展起來的。首都不在羅馬，還可以叫羅馬帝國嗎？
所以，從君士坦丁遷都之日起，它就滅亡了。
其實羅馬很早就不再像首都。公元284年戴克裏先登上帝位後，居然十九年不造訪羅馬。直到303年，他才在羅馬舉行了一次凱旋儀式，羅馬市民和元老院也才第一次見到皇帝陛下。而且，這也是最後一次。
首都不像首都，元老院也不像元老院。
前麵說過，元老院是羅馬真正的權威和靈魂。之所以如此，不僅因為法律的規定，更因為元老院是由精英們組成的。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不做錯決定，不選錯執政官。這是貴族們要把持元老院的正當理由。
後來，平民也可以進入元老院，但那也是平民當中的精英。於是，貴族政治變成了寡頭政治。寡頭政治是有好處的，那就是不至於讓國家事務陷於無休止的爭論。而且這些大佬既然將國家視為己有，他們也不會賣國。
為此，羅馬有兩條法律規定：第一，一旦成為元老院議員，任期就是終身的。第二，為了保證一心為公，也為了防止以權謀私，元老院議員不得經商。
可惜權欲和物欲同為人的本能，不能親自經商的議員便把自己的產業交給了騎士。騎士原本是羅馬軍團中富裕的公民，可以自備馬匹參加戰鬥。不過現在徒有其名，隻能去充當議員的代理人、承包商，甚至皮條客。
議員們是什麽德行，也就可想而知。
元老院開始腐敗。公元前113年，也就是張騫去世的第二年，努米底亞國王因為向羅馬將領行賄，而被傳喚到羅馬。但他卻用同樣的方法，讓元老院做出了免於出庭作證的決定。於是這位國王用輕蔑的口氣說：在羅馬，沒有什麽是不能用錢買的。
腐敗的還有羅馬市民。
市民的腐敗事出有因。作為奴隸製國家，羅馬主要依靠奴隸從事勞動。鼎盛時期，羅馬城一百萬人口中，奴隸就有四十萬。這就使大量平民成為無業遊民，不但變得越來越貧窮，也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當局的辦法是用小恩小惠來收買人心。供應給市民的麵包是免費的，節假日在一年之中有九十多天。無所事事的市民們便在圓形劇場、大競技場、公共浴室以及披著紅衫的妓女身上消磨時光，一如大清帝國的八旗子弟。
不難想象，由這種遊手好閑的街頭小混混來組成人民大會，行使民主權力，又會是什麽樣的光景。
事實上，在帝國的後期，羅馬公民對政治已經完全沒有了興趣。他們漠然地看著皇帝們被擁立又被殺掉，漠然地看著自己的軍隊兵敗如山倒，甚至在蠻族入侵時裏通外國開門揖盜，興高采烈又後悔莫及地加入敵人的行列。
這同樣並不奇怪，因為羅馬城裏的貧富差別懸殊。隻有近二十分之一的富人住在自己的豪宅裏，身上穿的中國絲綢價格相當於同重量的黃金。貧民卻隻能蝸居在被叫作“伊蘇拉”的簡易房裏，怎麽能不怒火萬丈？
倒黴的，就隻能是他們的皇帝了。
其實帝國末年的皇帝也不怎麽樣。他們不是騙子就是傀儡，不是篡位者就是冒牌貨，而且沒有一個能真正掌握帝國的權力。因為他們都是軍隊擁立的，或者依靠軍隊上位。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能左右皇帝的隻有軍隊。
此外，就是對健全男人充滿仇恨的宦官。
軍隊同樣墮落。過去，他們是為祖國和自己的榮譽而戰，當兵是光榮而體麵的事情。因此，羅馬讓沒有公民權的同盟國提供兵源，也算是給了他們麵子。現在卻是誰給錢就替誰殺人，還能指望他們保衛帝國嗎？
何況軍隊的成分也變了。在元首製時代，羅馬軍團的主力軍是清一色的羅馬公民。戴克裏先以後，作戰會議的大半席位都被蠻族出身的將領占領。他們對於帝國並沒有強烈的歸屬感，能忠於職守已是很有道德。
這就是滅亡前的羅馬。
首都不像首都，羅馬的優越性沒有了。元老院不像元老院，貴族或寡頭製的優越性沒有了。公民不像公民，民主製的優越性沒有了。皇帝不像皇帝，君主製的優越性沒有了。所有的優越性都沒有了，豈不該亡？
顯然，羅馬的滅亡，根本原因在於腐化變質。
但，羅馬不是有共和精神、法治傳統嗎？這種精神和這種傳統，不是讓羅馬堅持了共和製度五百年，又讓他們在成為帝國之後，雖然動亂不止卻並不崩潰嗎？為什麽還是難逃一死，終有一亡呢？
因為他們沒有“道”。
或者說，沒有核心價值，沒有終極追求。
希臘人是有的，這就是獨立、自由、平等。這是希臘文明留下的最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他們的問題在於：有民主無共和。因此，雅典和斯巴達爭霸世界，就不但不能如願以償，反倒因背叛核心價值而走向衰亡。
中國人也是有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麽和能夠要什麽。這就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國人也不缺乏政治智慧，因此總能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找到平衡。可惜王道隻是夢想，仁政則要碰運氣。結果，是治亂循環。
羅馬人卻沒有治國之道。他們優越的製度和高明的手法都是技術性的，也都隻是為了現實的利益。就連他們的宗教（如果也能算作宗教的話），也缺少猶太教那樣的思想光輝和神聖使命。於是到後來，羅馬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什麽，隻能夜夜笙歌，不能天天向上。
也許，君士坦丁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才乞靈於基督教，希望這種新的宗教能給他的臣民以精神的支柱和境界的提升，至少也能像中國的儒學那樣，讓大家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盡管他並不知道儒學為何物。
但，信仰真是必需的嗎？
如果是，它能靠公權力來建立嗎？
依靠公權力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真是救世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