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朝後,其他儒生指責叔孫通欺君罔上,阿諛奉承。叔孫通卻迴答:不說假話,還有命嗎?


    於是,叔孫通投奔項梁,後來又跟了劉邦。


    改換門庭的叔孫通也改頭換麵。他毫不猶豫地脫下儒生的服裝,換成楚人的短衣。向劉邦推薦的人才,也盡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為非作歹之徒。總之,叔孫通在漢王劉邦


    軍中的表現,完全不像一個儒家。


    如此這般地熬到劉邦稱帝,叔孫通終於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漢高祖七年十月,叔孫通製定的朝儀在帝都長樂宮試行。原先不懂規矩的功臣元勳們,第一次在天子麵前表現得誠惶誠恐,劉邦也才真正嚐到了當皇帝是什麽滋味(故事詳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劉邦重賞叔孫通。


    叔孫通卻說:臣的學生一百多人追隨左右,都參與了朝儀的製定,願陛下讓他們也有用武之地。


    劉邦又任命這些人為郎官。


    前麵說過,劉邦是討厭儒生也討厭儒家的,然而叔孫通卻讓他改變了看法。漢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劉邦甚至以最高規格(太牢)祭祀了孔子。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在此刻已經打下基礎。


    那麽,叔孫通為什麽會成功?


    因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時代變了,儒學也得與時俱進。過去為邦國服務,現在為帝國服務。邦國的君主都是貴族,此刻的元首卻是平民。貴族是熟悉禮儀的。讓平民皇帝劉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學,卻並不容易。


    所以,他必須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這兩條叔孫通都有。他很清楚,


    儒家那一套,用來打天下完全不行,用來治天下卻長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權後,君臣父子之類的觀念和製度不會沒有用,反倒更有用。


    隻不過,必須投其所好,靈活變通。


    所以,當劉邦南征北戰時,叔孫通絕不溫文爾雅。同樣,劉邦問他朝儀難不難,他馬上迴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後來排練,劉邦也認為不難。其實哪裏不難,不過刪繁就簡,做了調整而已。


    結果是皆大歡喜。原來那些質疑叔孫通的,也都改變態度,稱他為“知當世之要務”的真聖人。


    聖不聖,不好說。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孫弘也一樣。


    與董仲舒同時被武帝看中的公孫弘,當過獄吏也做過豬倌,成為朝臣時已年過六十,堪稱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漢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對策,他提出的主張都很務實,卻引經據典用儒學做裝飾,漢武帝很受用。


    公孫弘還有一招:遇到難辦的事,總讓直腸子汲黯先開口,自己跟進。如果汲黯在武帝那裏碰了釘子,公孫弘就馬上改口。次數多了,汲黯忍無可忍,在漢武帝麵前當廷揭發公孫弘的背信棄義,斥責他不忠。


    公孫弘卻答:了解臣的認為忠,不了解的認為不忠。


    漢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發說: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卻用土布做被子,這是狡詐。


    漢武帝又問公孫弘如何解釋。


    公孫弘答:汲黯所言屬實。臣官居禦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部長),卻用土布做被子,確實未免有沽名釣譽之嫌。陛下明察,滿朝文武與臣關係最好的,莫過於汲黯。今日汲黯當廷責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認賬。更何況,如果沒有汲黯,陛下哪裏知道這些?


    結果,漢武帝更加看重公孫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漢武帝封公孫弘為平津侯,這時他已經官居丞相。西漢的慣例,從來就是列侯才能為相,叫封侯拜相。公孫弘卻開了一個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後拜相的都是功臣。從公孫弘開始,先拜相後封侯的,卻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


    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仕途即前途


    的確,董仲舒和公孫弘,是西漢新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論家,他迴答了“為什麽要獨尊儒術”;公孫弘是行動派,他解決了“怎樣才能儒術獨尊”。


    怎樣才能呢?


    壟斷仕途。


    這當然是抓住了根本。我們知道,帝國與邦國有一個重要區別:邦國是貴族政治,帝國是官僚政治。帝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組織,都由官員代理皇權。如果這些官員都是儒生,儒學的獨尊地位就不可動搖。


    然而壟斷仕途並不容易,因為高祖的權力機關原本是軍政府。所謂“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維護軍人的政權。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豈能拱手相讓於儒生?


    問題是,軍人政治即貴族政治。如果帝國的官員永遠都是勳貴們的子弟,中央集權就不可能實現。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遲早的事,隻不過得慢慢來。


    公孫弘的辦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為平津侯的丞相公孫弘,上書請為博士設弟子。博士是秦漢帝國的學術官僚和技術官僚,任務是為皇帝充當顧問。他們雖無決策權和行政權,卻常常列席禦前會議,很有發言權和影響力。


    此時,研究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罷黜,皇帝的顧問團隻剩下五經博士。五經就是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春秋》。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其實就是動用國家力量和經費,為儒家培養接班人。


    公孫弘老謀深算。


    五經博士是皇帝的顧問,也是太學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學生。他們入學後,每年考試一次,成績優秀的可以做官,成績一般的可以為吏,不及格的退學。


    這樣一來,董仲舒建議設立的太學,就不但成為當時唯一的最高學府,也成為帝國官員的培養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進入權力機關,走上領導崗位,幹部隊伍的結構為之一變,氣質也變得文質彬彬。


    軍人政府,開始轉變為士人政府。


    變化讓最高統治者感到滿意,博士弟子的名額也開始逐漸增加:武帝時五十,昭帝時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時千人,成帝時竟多達三千。


    不難想象,每年上千儒生進入各級政府,那會是一種怎樣的局麵。至少,獨尊儒術已不再是空談。


    與此同時,統治集團與知識階層也達成交易。


    知識階層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級貴族,在秦漢以後是最高一級平民,在戰國和楚漢之際則是不安定因素。因為士的特點,是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藝,無產業。


    他們就像毛,必須依附在皮上。沒有皮,就動亂。


    西漢初年的情況正是如此。天下一統後,大批依附於各路諸侯的士人下崗待業,流落民間,不知所從。如不妥善安置,豈非又要冒出範增、陳平和蒯通來?


    這當然很糟糕。


    實際上,武帝登基後,首先要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士,就因為此類人物在當時為數不少,盡管他們的目的不是亂國政,隻是找工作。


    但是現在好了。漢武帝和公孫弘告訴士人:帝國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則是最好的前途。隻要尊孔讀經,就能拜相封侯,榮華富貴,耀祖光宗。


    顯然,這是一種收買。


    不過,帝國隻收買儒生,卻堪稱高明。因為儒家是主張忠君愛國的。事實上,此後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參加造反。將起義者們凝聚在一起的,也從來不是儒家思想。


    赤眉、黃巾、白蓮教、太平天國,都如此。


    因此,盡管兩千多年以來,王朝更替在所難免,帝國製度卻穩如泰山。同樣,儒家雖不能絕對壟斷仕途,卻成功地將其他學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連後來興起的玄學和佛學,也很難挑戰其老大地位。


    這是一筆雙方都很合算的買賣。


    是啊,儒家奉獻知識忠誠,帝國開放官位俸祿;儒家謀取了生存空間,帝國得到了國家棟梁;儒家獲得了對意識形態的控製,帝國則把它變成自己的統治工具。


    一個獨尊,一個至尊,一個壟斷,一個把玩,他們當然會拍板成交。


    但,這又是一筆不平等的交易。


    的確,盡管帝國承諾要按照儒家思想來治國,然而在事實上,行王道還是行霸道,卻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夠用時,自然不妨溫文爾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夠趁手,就會大打出手,甚至殺人如麻。


    總之,帝國可以隨心所欲,翻臉不認人,知識階層卻必須履行魔鬼協議,從此交出靈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


    的自由。而且,由於這一次的集體出賣,中國知識界在今後漫長的歲月裏,還要遭受無數次磨難和摧殘。


    因此,這是另一種“焚坑事業”。


    是的。獨尊儒術與焚書坑儒,隻有手段的不同,沒有本質的區別。其目的,都是要統一思想。隻不過,秦始皇威脅,漢武帝利誘;秦始皇不準人民讀書,漢武帝要人民隻讀一種書。結果,始皇失敗,武帝成功。13然而漢武帝的成功,卻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實很清楚,統一思想靠殺人是不行的,得靠誅心,正所謂“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14由此推論,殺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買人心則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辦法。不要忘記,法家是主張“兩麵三刀”的。三刀,就是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兩麵,則是賞和罰。始皇用罰故焚書,武帝用賞故尊儒。但,給儒家吃冷豬肉,絕不等於對其他人就不會揮舞狼牙棒。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漢武帝的法家嘴臉。


    受辱,還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單:


    建元二年,禦史大夫趙綰下獄自殺。


    元光四年,魏其侯竇嬰被殺。


    元朔二年,齊相主父偃被殺。


    元狩四年,前將軍李廣自殺。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下獄自殺。


    元狩六年,大司農顏異被殺。


    元鼎二年,禦史大夫張湯自殺。


    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下獄自殺。


    元鼎五年,丞相趙周下獄自殺。


    天漢三年,禦史大夫王卿自殺。


    征和二年,丞相公孫賀下獄死。


    征和三年,丞相劉屈下獄腰斬。


    後元元年,禦史大夫商丘成自殺。


    以上十三人,都在漢武時期非正常死亡,其中丞相五人,禦史大夫四人。不在名單中的,還有太子劉據和皇後衛子夫,以及新太子(漢昭帝)的母親鉤弋夫人。他們有的死於漢武帝的淫威,有的死於他的峻法。


    比如李廣。


    長年在邊疆保家衛國的李廣,是被匈奴稱為“漢之飛將軍”的。他曾經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也讓匈奴長期不敢來犯。漢文帝甚至感歎他生不逢時。文帝說,李廣如果生在高帝時代,封萬戶侯又算什麽!


    然而李廣卻被逼自殺。


    李廣實際上是被漢武帝害死的,盡管漢武帝並不負直接責任。元狩四年,武帝發動漠北之戰,由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率兵攻擊匈奴,李廣被任命為前將軍。這時他已六十多歲,很願意爭取最後的輝煌。


    可是作為前將軍,李廣接到的命令,卻是走東路與大軍會合。這道奇怪的命令背後,其實另有原因。原來,漢武帝曾私下裏告誡衛青:李廣命數不好,是單數。孤星照命,讓李廣打頭陣,恐怕不吉利。


    漢武帝一句話,就斷送了李廣的前途。


    正好衛青也有私心。他要把頭功留給自己人,便把李廣變成了當年的陳勝。由於東路難走,又沒有向導,迷失了方向的李廣部隊不能及時趕到指定地點,依律必須接受軍事法庭的調查,甚至審判。


    心中有愧的衛青倒是願意為李廣說情,李廣卻不肯配合。他說:我老了,無法再對簿公堂。於是拔刀自盡。消息傳出,全軍皆哭。老百姓聽說,也都哭。


    那麽,李廣為什麽寧肯自殺,也不申訴?


    因為帝國的法庭和監獄都太恐怖。想當年,絳侯周勃從看守所放出來的時候,就曾心有餘悸地說:我將兵百萬,位極人臣,今天才知道獄吏的威風。


    帝國的律法也極其苛嚴。比如雲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戰功赫赫,卻僅僅因為上報的殺敵數字與上交的敵人首級差了六個,便被下獄罰為苦力。武夫們多半沒有文化,這樣的差錯誰不會有?帝國卻不依不饒。


    我們知道,魏尚時的皇帝是漢文帝,文帝可是以寬厚仁慈著稱的。這時被調查的官員和將領,尚且隻要一句話對不上號,便會被繩之以法,何況武帝時代?帝國的法官幾乎都是酷吏,李廣又哪裏是對手?


    所以,受審即受辱。


    士可殺不可辱,李廣選擇了死。


    選擇受辱的是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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