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易中天中華史第二部：第一帝國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藩就是藩王，也就是諸侯。削藩，就是削弱諸侯們的力量。這並沒有錯，漢文帝就是這樣做的。但文帝分齊為七，分趙為二，分淮南為三，得到封國的仍是諸侯王的子弟。晁錯卻不同，是要把王國的郡縣奪歸中央。
軟刀子割肉不疼。何況按照文帝的做法，割下來的肉仍然爛在鍋裏，諸侯沒有意見，有意見也沒有話說。晁錯的做法卻是虎口奪食，諸侯豈肯拱手？
逼急了，沒準會造反。
晁錯卻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說，削藩是遲早的事，造反也是遲早的事。削，他們會反；不削，他們也反。早削早反，後患小；晚削晚反，後患大。等到各路諸侯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想削都削不了啦！
景帝覺得有道理，於是下令削去楚國東海郡、趙國常山郡、膠西國六縣、吳國會稽郡和豫章郡。
令下，七國反。
造反的諸侯，有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王劉賢、膠西王劉（讀如昂）、膠東王劉雄渠、濟南王劉辟光，所以叫七國之亂，也叫吳楚之亂。
打出的旗號是：入誅漢之賊臣晁錯。
領頭的吳王劉濞氣焰囂張。他照會各國聲稱：敝國雖小，也有三千裏；我軍雖弱，也有五十萬；寡人雖貧，也節衣縮食三十年。吳國在天下各處都有存款，各位大王要犒賞三軍，盡管用錢，跟寡人打聲招唿就行。
劉濞又在國內總動員。他說，寡人今年六十二，親自將兵；寡人的小兒子十四歲，也身先士卒。所以，從十四到六十的男丁，都要出征。
結果，劉濞兵力猛增。
如此架勢，漢景帝始料未及，方寸大亂。
晁錯也慌了手腳。實際上，此人是個書呆子，情急之下竟連出昏招，居然提出要景帝禦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這就等於把安全留給自己，危險留給皇上，何況麻煩還是他自己惹出來的。難怪群情激奮，皆曰可殺。
漢景帝心裏，恐怕也咯噔一下。
晁錯卻毫無知覺，又想公報私仇，利用禦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部長）職權，要殺總跟自己作對的政敵袁盎，理由是袁盎曾說吳王不會造反，肯定是接受了賄賂。隻不過，這一提議被監察官員們集體否決。
袁盎卻得到了消息，緊急求見景帝。
景帝問袁盎：愛卿曾經擔任吳國丞相，了解他們君臣的為人。你看吳楚之亂會怎麽樣？
袁盎說：不足為慮。
景帝大吃一驚：吳王頭發白了還造反，沒有萬無一失的把握他會幹嗎？愛卿難道有什麽妙計？
袁盎說：吳王和楚王作亂，是被晁錯逼的。如今隻要殺了晁錯，派使節赦免吳楚七國，恢複他們被削之地，則兵不血刃而天下重歸太平。
景帝沉默良久，然後說：朕不會因為愛護一個人，就不顧天下萬民的。
十多天後，晁錯被殺。
那麽，劉濞他們退兵了嗎？
也沒有。
吳王劉濞甚至根本就不見前來宣詔的漢使袁盎。
和談不成，就隻能武力解決。
曆時三個月的一場內戰，最後以七國兵敗、諸王皆死而告終。他們或者被殺，或者自殺，一個個身首異處。這是景帝沒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會殺晁錯。這也是吳王沒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會那麽猖狂。
然而兩位功臣的結局，也不美妙。
功臣就是梁王劉武和太尉周亞夫。周亞夫是周勃的兒子，漢文帝時為將。文帝到他的細柳營勞軍，先是進不了營門，進去以後又被告知營中不能跑馬。最後亞夫出來拜見皇帝，居然手持兵器一身戎裝，拱手行軍禮。
漢文帝感歎說，這才是真將軍呢！臨終前又告訴漢景帝：將來國家有難，亞夫堪當重任。
周亞夫也不負厚望，在這次戰爭中大破吳軍，平定了七國之亂。但他的勝利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梁王劉武堅守在睢陽，拖住七國大軍三個月之久。等到叛軍筋疲力盡、彈盡糧絕，轉而與亞夫作戰時，已是不堪一擊。
梁王也乘勢痛擊，戰功跟周亞夫一樣多。
顯然，沒有梁王，漢帝國不可能勝利。
梁王劉武支持中央並不奇怪，因為他是漢景帝的親弟弟，他倆的母親竇太後甚至更喜歡這個小兒子。有太後寵愛又是功臣，梁王變得跋扈。他居然指使他人謀殺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原因是他們反對景帝立他為接班人。
這事直接導致了景帝與梁王的不和，梁王劉武最後也鬱鬱寡歡而死。他死後，梁國被分裂，變成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五個小王國。
梁王劉武死後一年半，周亞夫被誣下獄。
司法官問：君侯為什麽要謀反？
周亞夫答：有什麽證據說我謀反？
司法官說：就算現在沒反，也打算死後在地下反。
周亞夫百口莫辯，隻好去死。
一代名將周亞夫是絕食五天吐血而死的。漢景帝下此毒手，則是為漢武帝登基做準備。景帝曾看著周亞夫的背影說：這樣的人，哪裏是少主可以駕馭的！
周亞夫死後一年多，景帝駕崩，武帝繼位。這時，列祖列宗已經做好了種種鋪墊，單等他大顯身手。
第二章 獨尊儒術
公孫弘得到提拔表麵上是靠儒學，但他是儒生也是文吏，吃得開的原因是他既懂政治又懂業務。
可疑的獨尊
漢武帝做了一個重要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是一件影響到千秋萬代的大事。從此，中華帝國有了國家意識形態，也有了恆定的核心價值。帝國作為一種製度，也才穩定地延續了兩千多年。
當然，秦製和秦政，也因此變成漢製和漢政。
這並不容易，因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歡儒家。比如劉邦，是隻要一看見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們的帽子往裏麵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爺爺的在天之靈？
更麻煩的是竇太後。竇太後是景帝的母親，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歡的，據說是黃帝和老子，以至於景帝和竇家人都“不得不讀老子書，尊其術”。2結果，鬧出風波來了。
有一天，竇太後招來一個名叫轅固的儒生，要他給自己講解《老子》。轅固卻撇撇嘴說：那是家奴的書。
竇太後勃然大怒，下令讓轅固到豬圈裏去。景帝無奈，隻好偷偷塞給轅固一把好刀，這位儒生才幸免於難。
太皇太後意見如此，尊儒豈不可疑？
當然。
事實上，漢武帝從來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純儒。他迷信巫術，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讚成的事。他大張旗鼓招聘儒生時，大臣汲黯（讀如急暗）就當麵直言：陛下內心世界充滿欲望，又何必裝模作樣講什麽仁義呢？
同樣，竇太後也不是真道家或純道家。她和呂後以來的帝國統治者，是既貴黃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則是儒家的主張。所謂“黃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學派的主張確立君臣名分，然後按照法家的主張依法治國，最後像老子主張的那樣清靜無為，像黃帝那樣垂拱而治。
可見，漢初統治階級的思想雜糅了諸家。竇太後他們要的，也絕非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更非莊子主張的無政府主義。否則，封建製倒是對的，郡縣製反倒不對了。
這當然絕無可能。
可能的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漢戰爭之後，舉國上下滿目瘡痍。城池毀滅，良田荒蕪，人口銳減，民不聊生，戶口所存僅十之二三。當時，就連皇帝乘坐的專車，也配不齊四匹顏色相同的馬，將相們甚至隻能坐牛車。
於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厲行節儉，力求清靜。
因此到武帝繼位，國庫裏已是堆滿了糧食堆滿了錢。田野裏牛馬成群，老百姓也人給家足，上流社會更是如果隻有母馬可騎，都覺得丟人現眼了。
這不是很好嗎？為什麽要改弦更張呢？
因為帝國中央的清靜無為，固然造福於底層民眾，卻也便宜了中層豪強，尤其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諸侯王。那些獲得了言論自由的謀臣策士，獲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竄於各王國，搖唇鼓舌，興風作浪。
對此，帝國豈能容忍！
事實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擊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前三個是法家，後兩個是縱橫家。
顯然，罷黜百家，並非罷黜道家。其實就連法家，也仍然是帝國的執政黨。隻不過，法家的思想武器隻能掌握在統治者手中，不能讓民間用來對付中央。
看來，罷黜百家的說法是可以商量的。實際上武帝他們
也沒有把諸子百家都趕盡殺絕，更沒有派人派兵燒毀民間的藏書。真正要消滅的，是危害政權的縱橫家。
這當然是竇太後也同意的。何況她喜歡清靜，豈會讚同縱橫家的無事生非？
那麽，獨尊儒術，是真的嗎？
是。不過，是獨尊，不是獨存。也就是說，隻有儒學才被確立為官學，有著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領域的老大，諸子百家不能與之平起平坐。
問題是，為什麽要獨尊一家呢？
因為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這是秦始皇就已經意識到的。而且，始皇的焚書，武帝的尊儒，動機和說法都一樣：天下大亂，皆因思想自由，言論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歸一統，又豈能再眾說紛紜？
一統天下，就不能百家爭鳴。
這是秦皇和漢武的一致看法。隻不過，秦始皇選錯了對象（推崇法家），找錯了幫手（以吏為師），用錯了手段（焚書坑儒），漢武帝卻對了路。
儒學，為什麽就適合做統治思想？
因為儒家是維護君主製度的。這倒是跟法家一樣。但法家的維護不講道理，其手段則無非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法家稱之為勢、術、法）。所以，法家之道為霸道，
法家之政為苛政，法家之製為專製，法家之治為刑治。結果怎麽樣呢？秦帝國二世而亡。
儒家則不同，道為王道，政為仁政，製為禮製，治為德治。也就是說，儒家維護君主製度是講道理的，也有人情味。這樣的統治，人民能夠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權就穩固。君主和人民都滿意，就雙贏。
何況儒家學說有著深厚的根基，這就是小農經濟、宗法社會和禮樂傳統。從這個角度看，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幾乎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替代的。而且，當儒學取得至尊地位並深入人心後，帝國時代的核心價值也產生了。
這就是三綱五常。
此事的意義當然極其深遠，也許隻能從長計議（詳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問題在於，儒家學說與帝國製度原本存在衝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張封建製的，帝國的製度卻是郡縣製。那麽，漢帝國之所獨尊，還可能是儒學嗎？
新儒生
登上兩漢曆史舞台的，是新儒學。
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為漢武帝下令策問古今治亂之道，才進入皇帝視野的。正是在這次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統維持政治大一統的主張，明確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由此產生的功過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賬上。
然而在司馬遷的時代，董仲舒的地位並不高。他被看作諸儒的一員，在《史記》中與他人合為一傳。到班固的時代，董仲舒才脫穎而出，被推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載入史冊，成為曆史轉變的裏程碑。
這說明什麽呢？
說明獨尊儒術並非漢武帝一時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實上，董仲舒的新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經曆了漫長的過程。其深遠影響，也要到後世才顯現。武帝時代改寫曆史的，不是新儒學，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孫通和公孫弘。
叔孫通原本是秦帝國的博士，在二世的時代供職於宮中。這說明秦始皇其實隻焚書，不坑儒（所坑為術士）。焚書的目的之於文化，也不是毀滅，而是壟斷。所以，陳勝吳廣起義後，被秦二世叫來問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書呆子。他們的對策，是出兵鎮壓。
二世聞言，臉都綠了。
叔孫通趕緊上前說：天下一統，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麽人造反？小偷小摸罷了。
秦二世龍顏大悅。
軟刀子割肉不疼。何況按照文帝的做法，割下來的肉仍然爛在鍋裏，諸侯沒有意見，有意見也沒有話說。晁錯的做法卻是虎口奪食，諸侯豈肯拱手？
逼急了，沒準會造反。
晁錯卻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說，削藩是遲早的事，造反也是遲早的事。削，他們會反；不削，他們也反。早削早反，後患小；晚削晚反，後患大。等到各路諸侯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想削都削不了啦！
景帝覺得有道理，於是下令削去楚國東海郡、趙國常山郡、膠西國六縣、吳國會稽郡和豫章郡。
令下，七國反。
造反的諸侯，有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王劉賢、膠西王劉（讀如昂）、膠東王劉雄渠、濟南王劉辟光，所以叫七國之亂，也叫吳楚之亂。
打出的旗號是：入誅漢之賊臣晁錯。
領頭的吳王劉濞氣焰囂張。他照會各國聲稱：敝國雖小，也有三千裏；我軍雖弱，也有五十萬；寡人雖貧，也節衣縮食三十年。吳國在天下各處都有存款，各位大王要犒賞三軍，盡管用錢，跟寡人打聲招唿就行。
劉濞又在國內總動員。他說，寡人今年六十二，親自將兵；寡人的小兒子十四歲，也身先士卒。所以，從十四到六十的男丁，都要出征。
結果，劉濞兵力猛增。
如此架勢，漢景帝始料未及，方寸大亂。
晁錯也慌了手腳。實際上，此人是個書呆子，情急之下竟連出昏招，居然提出要景帝禦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這就等於把安全留給自己，危險留給皇上，何況麻煩還是他自己惹出來的。難怪群情激奮，皆曰可殺。
漢景帝心裏，恐怕也咯噔一下。
晁錯卻毫無知覺，又想公報私仇，利用禦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部長）職權，要殺總跟自己作對的政敵袁盎，理由是袁盎曾說吳王不會造反，肯定是接受了賄賂。隻不過，這一提議被監察官員們集體否決。
袁盎卻得到了消息，緊急求見景帝。
景帝問袁盎：愛卿曾經擔任吳國丞相，了解他們君臣的為人。你看吳楚之亂會怎麽樣？
袁盎說：不足為慮。
景帝大吃一驚：吳王頭發白了還造反，沒有萬無一失的把握他會幹嗎？愛卿難道有什麽妙計？
袁盎說：吳王和楚王作亂，是被晁錯逼的。如今隻要殺了晁錯，派使節赦免吳楚七國，恢複他們被削之地，則兵不血刃而天下重歸太平。
景帝沉默良久，然後說：朕不會因為愛護一個人，就不顧天下萬民的。
十多天後，晁錯被殺。
那麽，劉濞他們退兵了嗎？
也沒有。
吳王劉濞甚至根本就不見前來宣詔的漢使袁盎。
和談不成，就隻能武力解決。
曆時三個月的一場內戰，最後以七國兵敗、諸王皆死而告終。他們或者被殺，或者自殺，一個個身首異處。這是景帝沒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會殺晁錯。這也是吳王沒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會那麽猖狂。
然而兩位功臣的結局，也不美妙。
功臣就是梁王劉武和太尉周亞夫。周亞夫是周勃的兒子，漢文帝時為將。文帝到他的細柳營勞軍，先是進不了營門，進去以後又被告知營中不能跑馬。最後亞夫出來拜見皇帝，居然手持兵器一身戎裝，拱手行軍禮。
漢文帝感歎說，這才是真將軍呢！臨終前又告訴漢景帝：將來國家有難，亞夫堪當重任。
周亞夫也不負厚望，在這次戰爭中大破吳軍，平定了七國之亂。但他的勝利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梁王劉武堅守在睢陽，拖住七國大軍三個月之久。等到叛軍筋疲力盡、彈盡糧絕，轉而與亞夫作戰時，已是不堪一擊。
梁王也乘勢痛擊，戰功跟周亞夫一樣多。
顯然，沒有梁王，漢帝國不可能勝利。
梁王劉武支持中央並不奇怪，因為他是漢景帝的親弟弟，他倆的母親竇太後甚至更喜歡這個小兒子。有太後寵愛又是功臣，梁王變得跋扈。他居然指使他人謀殺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原因是他們反對景帝立他為接班人。
這事直接導致了景帝與梁王的不和，梁王劉武最後也鬱鬱寡歡而死。他死後，梁國被分裂，變成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五個小王國。
梁王劉武死後一年半，周亞夫被誣下獄。
司法官問：君侯為什麽要謀反？
周亞夫答：有什麽證據說我謀反？
司法官說：就算現在沒反，也打算死後在地下反。
周亞夫百口莫辯，隻好去死。
一代名將周亞夫是絕食五天吐血而死的。漢景帝下此毒手，則是為漢武帝登基做準備。景帝曾看著周亞夫的背影說：這樣的人，哪裏是少主可以駕馭的！
周亞夫死後一年多，景帝駕崩，武帝繼位。這時，列祖列宗已經做好了種種鋪墊，單等他大顯身手。
第二章 獨尊儒術
公孫弘得到提拔表麵上是靠儒學，但他是儒生也是文吏，吃得開的原因是他既懂政治又懂業務。
可疑的獨尊
漢武帝做了一個重要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是一件影響到千秋萬代的大事。從此，中華帝國有了國家意識形態，也有了恆定的核心價值。帝國作為一種製度，也才穩定地延續了兩千多年。
當然，秦製和秦政，也因此變成漢製和漢政。
這並不容易，因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歡儒家。比如劉邦，是隻要一看見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們的帽子往裏麵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爺爺的在天之靈？
更麻煩的是竇太後。竇太後是景帝的母親，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歡的，據說是黃帝和老子，以至於景帝和竇家人都“不得不讀老子書，尊其術”。2結果，鬧出風波來了。
有一天，竇太後招來一個名叫轅固的儒生，要他給自己講解《老子》。轅固卻撇撇嘴說：那是家奴的書。
竇太後勃然大怒，下令讓轅固到豬圈裏去。景帝無奈，隻好偷偷塞給轅固一把好刀，這位儒生才幸免於難。
太皇太後意見如此，尊儒豈不可疑？
當然。
事實上，漢武帝從來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純儒。他迷信巫術，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讚成的事。他大張旗鼓招聘儒生時，大臣汲黯（讀如急暗）就當麵直言：陛下內心世界充滿欲望，又何必裝模作樣講什麽仁義呢？
同樣，竇太後也不是真道家或純道家。她和呂後以來的帝國統治者，是既貴黃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則是儒家的主張。所謂“黃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學派的主張確立君臣名分，然後按照法家的主張依法治國，最後像老子主張的那樣清靜無為，像黃帝那樣垂拱而治。
可見，漢初統治階級的思想雜糅了諸家。竇太後他們要的，也絕非老子主張的小國寡民，更非莊子主張的無政府主義。否則，封建製倒是對的，郡縣製反倒不對了。
這當然絕無可能。
可能的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漢戰爭之後，舉國上下滿目瘡痍。城池毀滅，良田荒蕪，人口銳減，民不聊生，戶口所存僅十之二三。當時，就連皇帝乘坐的專車，也配不齊四匹顏色相同的馬，將相們甚至隻能坐牛車。
於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厲行節儉，力求清靜。
因此到武帝繼位，國庫裏已是堆滿了糧食堆滿了錢。田野裏牛馬成群，老百姓也人給家足，上流社會更是如果隻有母馬可騎，都覺得丟人現眼了。
這不是很好嗎？為什麽要改弦更張呢？
因為帝國中央的清靜無為，固然造福於底層民眾，卻也便宜了中層豪強，尤其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諸侯王。那些獲得了言論自由的謀臣策士，獲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竄於各王國，搖唇鼓舌，興風作浪。
對此，帝國豈能容忍！
事實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擊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前三個是法家，後兩個是縱橫家。
顯然，罷黜百家，並非罷黜道家。其實就連法家，也仍然是帝國的執政黨。隻不過，法家的思想武器隻能掌握在統治者手中，不能讓民間用來對付中央。
看來，罷黜百家的說法是可以商量的。實際上武帝他們
也沒有把諸子百家都趕盡殺絕，更沒有派人派兵燒毀民間的藏書。真正要消滅的，是危害政權的縱橫家。
這當然是竇太後也同意的。何況她喜歡清靜，豈會讚同縱橫家的無事生非？
那麽，獨尊儒術，是真的嗎？
是。不過，是獨尊，不是獨存。也就是說，隻有儒學才被確立為官學，有著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領域的老大，諸子百家不能與之平起平坐。
問題是，為什麽要獨尊一家呢？
因為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這是秦始皇就已經意識到的。而且，始皇的焚書，武帝的尊儒，動機和說法都一樣：天下大亂，皆因思想自由，言論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歸一統，又豈能再眾說紛紜？
一統天下，就不能百家爭鳴。
這是秦皇和漢武的一致看法。隻不過，秦始皇選錯了對象（推崇法家），找錯了幫手（以吏為師），用錯了手段（焚書坑儒），漢武帝卻對了路。
儒學，為什麽就適合做統治思想？
因為儒家是維護君主製度的。這倒是跟法家一樣。但法家的維護不講道理，其手段則無非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法家稱之為勢、術、法）。所以，法家之道為霸道，
法家之政為苛政，法家之製為專製，法家之治為刑治。結果怎麽樣呢？秦帝國二世而亡。
儒家則不同，道為王道，政為仁政，製為禮製，治為德治。也就是說，儒家維護君主製度是講道理的，也有人情味。這樣的統治，人民能夠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權就穩固。君主和人民都滿意，就雙贏。
何況儒家學說有著深厚的根基，這就是小農經濟、宗法社會和禮樂傳統。從這個角度看，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幾乎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替代的。而且，當儒學取得至尊地位並深入人心後，帝國時代的核心價值也產生了。
這就是三綱五常。
此事的意義當然極其深遠，也許隻能從長計議（詳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問題在於，儒家學說與帝國製度原本存在衝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張封建製的，帝國的製度卻是郡縣製。那麽，漢帝國之所獨尊，還可能是儒學嗎？
新儒生
登上兩漢曆史舞台的，是新儒學。
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因為漢武帝下令策問古今治亂之道，才進入皇帝視野的。正是在這次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統維持政治大一統的主張，明確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由此產生的功過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賬上。
然而在司馬遷的時代，董仲舒的地位並不高。他被看作諸儒的一員，在《史記》中與他人合為一傳。到班固的時代，董仲舒才脫穎而出，被推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載入史冊，成為曆史轉變的裏程碑。
這說明什麽呢？
說明獨尊儒術並非漢武帝一時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實上，董仲舒的新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經曆了漫長的過程。其深遠影響，也要到後世才顯現。武帝時代改寫曆史的，不是新儒學，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孫通和公孫弘。
叔孫通原本是秦帝國的博士，在二世的時代供職於宮中。這說明秦始皇其實隻焚書，不坑儒（所坑為術士）。焚書的目的之於文化，也不是毀滅，而是壟斷。所以，陳勝吳廣起義後，被秦二世叫來問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書呆子。他們的對策，是出兵鎮壓。
二世聞言，臉都綠了。
叔孫通趕緊上前說：天下一統，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麽人造反？小偷小摸罷了。
秦二世龍顏大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