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是“經營南國”,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發展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漢平原建立據點。還有東南吳國,開國君主是文王的兩個伯父。他們跑到吳,據說是為了讓位給文王的父親。現在看來,說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後路。


    周人的布局,穩紮穩打,步步為營。


    羽翼豐滿的周人開始實施第三步,這就是“大挖牆腳”。文王號稱西伯,成為商西霸主後不久,就毫不客氣地滅了商的若幹附庸國,比如密(甘肅靈台)、黎(山西上黨)、邘(河南沁陽)、崇(陝西西安)。滅崇以後,他們還把那地方變成了自己的前線指揮部,叫“豐邑”。


    這就幾乎到了商的大門口,而且南、北、西三麵,都是周的勢力範圍或者同盟軍,正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當然,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農村。作為農業民族,也作為後起之秀,周人隻能在商王鞭長莫及的農村做文章。物質財富、人力資源和精銳部隊,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裏。


    農村包圍城市,能成功嗎?


    難講。


    周人不能不憂患。


    也就在這時,他們完成了《周易》一書。古人說它是文王的作品,這當然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但說《周易》產生於殷周之際,作《易》者“其有憂患”,是不錯的。因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變”,主要內容則是六十四卦的演變。那麽,你怎麽知道老天爺變不變卦?


    然而曆史常常會有驚人之筆,事情的發展和變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從西、北、南三麵包抄殷商時,東邊的夷族也揭竿而起。東夷動手比西周早,殷紂王當然要先對付他們。結果,殷商雖然獲勝,卻實力大損,元氣大傷。戰敗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為按照慣例,他們被俘後不是變成奴隸做牛做馬,便是變成祭壇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機會到了。


    武王信心滿滿。在多國部隊的誓師大會上,他把握十足地對聯軍將士說:別看“受”(殷紂王)有億兆夷人,沒有一個跟他同心同德!


    事實證明,正是如此。


    我們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沒有讀他父王的遺著。如果他讀了《易》,也許會在乾卦下麵看見這樣一句:“飛龍在天,利見大人。”[10]


    是時候了,幹吧!


    新政權麵臨危機


    勝利還是來得太快。


    突如其來的勝利讓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們頭腦清醒,很快就認清了形勢,找到了對策。


    且看天下大勢。


    當時的天下,大約有相當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們組成的鬆散聯盟。商王國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員國則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離心離德,有的圖謀不軌,更有一些並不加盟的散兵遊勇在外觀望,並蠢蠢欲動。現在周人把盟主幹掉,蒜頭就變成了蒜瓣,不難想象天下會是什麽樣子。


    何況這些族群也五花八門。中原地區是“諸夏”,西部地區是“諸羌”,東有“東夷”,北有“北狄”,南方則有“百濮”和“群蠻”。其中有部落國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對待商和周的態度也不一樣。有的親商,有的親周,有的搖擺,有的獨立。隻有一點相同: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


    更何況,即便是周的同盟國,也有一個“按勞取酬,坐地分贓”的問題。


    但當務之急還是對付殷商。


    事實上,所謂“武王伐紂成功”,隻是端掉了殷商的“總指揮部”。戰敗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外,大部分殘餘勢力仍然散布中原,盤踞淮岱,隨時準備卷土重來。


    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辦法則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為殷商遺民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君主是殷紂王的兒子武庚。然後把商的國土分為三塊,分別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隊進行監視,號稱“三監”。


    如此雙管齊下,應該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連武王也沒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東方的部落國家,一個個全都反了。而且挑頭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監視殷人的那三支部隊。


    這在曆史上,就叫“管蔡之亂”。


    新生的西周政權,麵臨巨大壓力和嚴重危機。


    當然,叛亂最終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聯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殺,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參加叛亂的殷商貴族則被稱為“頑民”或“殷頑”。周公又連哄帶騙把他們弄到洛陽,住進新城“成周”,進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並在成周西邊三十裏建“王城”,作為西周的東都。這才算是“寶塔鎮河妖”。


    憂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貴的是理性和冷靜。無論是武王伐紂,還是周公平叛,勝利了的周人都沒把殷商貴族當戰俘。既沒給他們戴上鐐銬關進地牢做奴隸,也沒把他們當亡國奴。武庚被殺後,周人又把殷的舊都商丘封給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國號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級的公爵。那些不願意臣服於周的,則任其遠走他鄉。其中有一部分,據說跨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成為印第安人的先祖。


    為殷頑築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國納粹的集中營。住在那裏的殷商貴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領地和臣屬。被賦予監視殷頑任務的衛侯康叔,則被告誡要延續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賢人,尊重商的傳統,包括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其飲食習慣。比如周人群飲,就殺無赦;商人酗酒,則網開一麵。


    西周統治者,難道是觀音菩薩?


    當然不是。他們這一套,不過懷柔政策,甚至別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後代的魯國,殷商遺民可以有自己的祭壇,叫“亳社”(亳讀如博)。亳社與周社是並尊的,周人對亳社也一直恭敬有加,這難道還不算開明?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險惡”,周人為什麽會這樣?


    憂患。


    天命與授權


    憂患伴隨了周公一生。他曾經對兒子說,我身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現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洗頭吃飯都常常中斷,不能盡興。為什麽?我是時時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亂不是平息了嗎?他還憂慮什麽?


    人心不服。


    事實上,正是武庚和三監的反叛給周公敲響了警鍾。他很清楚,新政權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間,單憑武力也難以服眾,哪怕再加懷柔政策。是啊,周作為蕞爾小邦,憑什麽說當老大就當老大?再說了,周以遠遜殷商之國力,居然一戰而勝。這樣的勝利,保得住嗎?這樣的政權,靠得住嗎?


    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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