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維定勢，而以開放的襟懷和平等的眼光，將中西文化視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互有短長，要在互補。他說：“我們要認識哲學隻有一個，無論中國哲學、西洋哲
學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現，人類理性發揮其光輝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類精神生
活的努力，……我們都應該把它們視為人類的公共精神產業，我們都應該以同樣虛
心客觀的態度去承受，去理會，去擷英咀華，去融會貫通，去發揚光大。”（《中
國哲學與西洋哲學》）因此，他既批判“本位文化論”，也批判“全盤西化論”，
而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大的範圍內謀求和致力於中西哲學、文化的融會與貫通。
綜上觀之，在一定的意義上，賀可視為新儒學發展過程中一個承先啟後的集大
成者，他對推動新儒學運動的發展當有其不可抹滅的功績。
（楊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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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巨人 唐君毅
（1909—1978）
現代新儒學的重要代表，被港台學界譽為“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先
生，公元1909年1月17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於四川宜賓縣，在兄
妹五人中居長。其先祖本為廣東五華人，六世祖時移居四川，以製糖起家，漸置田
產，家道殷實。其父迪風，17歲即中秀才，後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從佛學大師歐陽
竟無先生研習內典。一生主要致力於文化、教育工作。其為學精博，於文字音韻、
儒家經義造詣高深。曾仿章太炎《新方言》而作《廣新方言》，並有《孟子大義》
一書傳世。其為人秉性剛直，不為權傾，不為利折，被歐陽大師稱許為“可以適道”
之人。其母陳大任，早年就學於成都淑行女校（即第一女子師範前身），後曾任教
於簡陽女子師範、成都敬業中學等，不幾年即賦閑在家，專事操家育子之責，一為
人情摯意撲，品性高潔，歐陽大師曾比之為“孟母”。其在閑暇之時，偶亦賦詩填
詞，今存詩330餘首、詞40闕，後輯為《思復堂遺詩》傳世。如此良好家學、家風，
於唐君毅之成長及一生人格之塑造影響頗大。
唐君毅幼承庭訓，10歲即開始背誦《說文解字》。11歲時入學於成都省立第一
師範附小，次年，因其父被聘於重慶聯合中學任教而轉至該中學就學。在居重慶的
4年中，唐氏早慧的心靈已開始漸漸顯發。據他本人後來迴憶說：有一次，當他聽到
父親誦讀孟子去齊的一段古文時，剎然間被孟子那種凜然浩氣感動得涕泣不已，令
其父大感驚詫。又因家居江濱，暇時常到朝天門碼頭前，靜觀兩江（長江和嘉陵江）
匯合之處之潮漲潮落。因見江中石頭忽隱忽現，遂生玄想：被江水淹沒後的石頭是
否還存在？對諸如此類看似淺顯實則深奧的問題的思索與迴答雖不免幼稚、簡單，
但畢竟不再懵然無知。也就是在對他日常生活中所行所思的細心觀察中，其父已覺
察到少年的唐君毅深具哲思的慧根而著力加以培養。此間，他已開始廣泛地閱讀各
種書籍。當他讀到有關介紹唯識論的文章時，認為唯識所講“萬相皆識所變現”的
“萬法唯識”論很有道理，深契其心；當他讀《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時，
又引發了他對人性善惡問題的思索，認為孟荀皆主性有善惡，不同之處在於孟子將
人性之惡的一麵叫作“欲”，而荀子將善的一麵稱為“心”，並據此而著文5000餘
言，自證其說，還與其父辯難不已。尤其是當他讀到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
哲學》一書時，頗多啟發。梁氏將人類文化之最後歸宿歸在佛家一向之論，少年唐
君毅深以為然，認為人生的最大快樂就是去盡一切欲望。但他又對梁的“直覺”說
頗為不滿。認為如事事皆憑直覺，便毫無道理可言。總之，唐君毅這一時期的勤學
善思為他日後的治學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7歲時，唐君毅就讀於北京中俄大學，不久又轉入北京大學。在北大時，他經
常去聽梁啓超、胡適等人的講演，受益匪淺，但對胡適所倡導的“全盤西化”論卻
極不贊同。尤其是1927年初，適逢梁漱溟先生受北大之邀作長篇學術講演，唐君毅
有幸列座，親聆宏論，契悟良多，其間還頗得梁先生垂詢關照，深感於懷。同年夏
天，唐又轉至南京中央大學哲學係，受學於著名學者方東美、宗白華等，開始係統
接受哲學（尤其是方東美的新實在論）訓練。其間，著名學者熊十力曾應邀到中大
講學，專講新唯識論。唐君毅亦前往聽講，但由於他正沉潛於西方哲學而對中國傳
統哲學用心不深，故對熊氏所論“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說之精義始終不能領悟，認
為哲學之義必經由科學之途方能證得，並以此意於課堂上請教熊先生，但熊卻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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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有短長，要在互補。他說：“我們要認識哲學隻有一個，無論中國哲學、西洋哲
學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現，人類理性發揮其光輝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類精神生
活的努力，……我們都應該把它們視為人類的公共精神產業，我們都應該以同樣虛
心客觀的態度去承受，去理會，去擷英咀華，去融會貫通，去發揚光大。”（《中
國哲學與西洋哲學》）因此，他既批判“本位文化論”，也批判“全盤西化論”，
而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大的範圍內謀求和致力於中西哲學、文化的融會與貫通。
綜上觀之，在一定的意義上，賀可視為新儒學發展過程中一個承先啟後的集大
成者，他對推動新儒學運動的發展當有其不可抹滅的功績。
（楊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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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巨人 唐君毅
（1909—1978）
現代新儒學的重要代表，被港台學界譽為“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先
生，公元1909年1月17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於四川宜賓縣，在兄
妹五人中居長。其先祖本為廣東五華人，六世祖時移居四川，以製糖起家，漸置田
產，家道殷實。其父迪風，17歲即中秀才，後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從佛學大師歐陽
竟無先生研習內典。一生主要致力於文化、教育工作。其為學精博，於文字音韻、
儒家經義造詣高深。曾仿章太炎《新方言》而作《廣新方言》，並有《孟子大義》
一書傳世。其為人秉性剛直，不為權傾，不為利折，被歐陽大師稱許為“可以適道”
之人。其母陳大任，早年就學於成都淑行女校（即第一女子師範前身），後曾任教
於簡陽女子師範、成都敬業中學等，不幾年即賦閑在家，專事操家育子之責，一為
人情摯意撲，品性高潔，歐陽大師曾比之為“孟母”。其在閑暇之時，偶亦賦詩填
詞，今存詩330餘首、詞40闕，後輯為《思復堂遺詩》傳世。如此良好家學、家風，
於唐君毅之成長及一生人格之塑造影響頗大。
唐君毅幼承庭訓，10歲即開始背誦《說文解字》。11歲時入學於成都省立第一
師範附小，次年，因其父被聘於重慶聯合中學任教而轉至該中學就學。在居重慶的
4年中，唐氏早慧的心靈已開始漸漸顯發。據他本人後來迴憶說：有一次，當他聽到
父親誦讀孟子去齊的一段古文時，剎然間被孟子那種凜然浩氣感動得涕泣不已，令
其父大感驚詫。又因家居江濱，暇時常到朝天門碼頭前，靜觀兩江（長江和嘉陵江）
匯合之處之潮漲潮落。因見江中石頭忽隱忽現，遂生玄想：被江水淹沒後的石頭是
否還存在？對諸如此類看似淺顯實則深奧的問題的思索與迴答雖不免幼稚、簡單，
但畢竟不再懵然無知。也就是在對他日常生活中所行所思的細心觀察中，其父已覺
察到少年的唐君毅深具哲思的慧根而著力加以培養。此間，他已開始廣泛地閱讀各
種書籍。當他讀到有關介紹唯識論的文章時，認為唯識所講“萬相皆識所變現”的
“萬法唯識”論很有道理，深契其心；當他讀《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時，
又引發了他對人性善惡問題的思索，認為孟荀皆主性有善惡，不同之處在於孟子將
人性之惡的一麵叫作“欲”，而荀子將善的一麵稱為“心”，並據此而著文5000餘
言，自證其說，還與其父辯難不已。尤其是當他讀到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
哲學》一書時，頗多啟發。梁氏將人類文化之最後歸宿歸在佛家一向之論，少年唐
君毅深以為然，認為人生的最大快樂就是去盡一切欲望。但他又對梁的“直覺”說
頗為不滿。認為如事事皆憑直覺，便毫無道理可言。總之，唐君毅這一時期的勤學
善思為他日後的治學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7歲時，唐君毅就讀於北京中俄大學，不久又轉入北京大學。在北大時，他經
常去聽梁啓超、胡適等人的講演，受益匪淺，但對胡適所倡導的“全盤西化”論卻
極不贊同。尤其是1927年初，適逢梁漱溟先生受北大之邀作長篇學術講演，唐君毅
有幸列座，親聆宏論，契悟良多，其間還頗得梁先生垂詢關照，深感於懷。同年夏
天，唐又轉至南京中央大學哲學係，受學於著名學者方東美、宗白華等，開始係統
接受哲學（尤其是方東美的新實在論）訓練。其間，著名學者熊十力曾應邀到中大
講學，專講新唯識論。唐君毅亦前往聽講，但由於他正沉潛於西方哲學而對中國傳
統哲學用心不深，故對熊氏所論“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說之精義始終不能領悟，認
為哲學之義必經由科學之途方能證得，並以此意於課堂上請教熊先生，但熊卻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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