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原名繼智、升恆、定中，後改名十力，號子真。
1885年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其父是一位鄉村塾師。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時曾為鄰
人牧牛，間或隨父到鄉塾聽講。13歲時，父母相繼辭世，其長兄將他送到父親生前
好友何聖木先生執教的鄉村學校讀書，但終因難耐館束而在半年之後離開，此後全
靠勤奮自學。
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獨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
“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十六七歲時，他即四處遊學，
當他最先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時，忽起神解，“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隻此心
此理，方是真我。”並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
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於天地
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後的治學方向。
辛亥革命時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機深重，常以範仲淹“先
天下之憂而憂”一語置諸座右而自警。在博覽群書的過程中，他深迷於“格致啟蒙”
之類著作，而視六經諸子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際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大哲
之著作以及清末嚴幾道、梁啓超、譚嗣同等維新誌士之論著的影響，而“慨然有革
命之誌”，決心為反清而奔走唿號。
1902年，熊氏為策動軍隊而投湖北新軍第三十一標當兵，白天操練，夜間讀書，
並向報館投稿，倡導革新現實，救亡圖存。此間，他逐漸認識了宋教仁、呂大森、
劉靜庵、張難先等革命誌士，並在1904年共同創建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
秘密宣講革命思想，倡導反帝反清，救國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會，並組
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聯絡各方誌士，為發動起義作準備，後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緝，
他隻好潛歸鄉裏教書。1911年，他參加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並任湖北督軍府參
謀。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但由於軍閥政客的排擠，孫
中山後來被迫離開軍政府，護法運動亦宣告失敗，這給熊十力以很大打擊。他目睹
“黨人竟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內心非常痛苦，常常“獨自登高，蒼茫望天，
淚盈盈雨下”。他根據自己的所歷所見，總結出：禍亂之起因皆在於軍閥官僚之貪
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國民之昏然無知。於是，他下決心走出政治，“專力於學
術，導人群之正見”。他認為救國之根本似乎並不在於革命，而在於學術興盛，
“於是始悟我生來一大事，實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隨俗浮沉無真誌，誓絕
世緣，而為求己之學”（《十力語要》）。從此以後，熊十力遂決然脫離政界，專
心於“求己之學”，以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
1920年，熊十力進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佛學。其間首尾三年，
潛心苦修，獨具慧心，頗有創穫，而生活卻艱苦異常，唯一的一條中裝長褲，常是
洗了之後要等幹了才有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
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
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採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
與學問並重，生活與學習一致。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
由懷疑而至展開批判，並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出版，這標誌
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
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後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措
辭嚴厲。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係統破斥，指責他
“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並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
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並著成《破
（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
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
發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孚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馬一孚先生更
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並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於道生、玄類、窺基等
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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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其父是一位鄉村塾師。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時曾為鄰
人牧牛，間或隨父到鄉塾聽講。13歲時，父母相繼辭世，其長兄將他送到父親生前
好友何聖木先生執教的鄉村學校讀書，但終因難耐館束而在半年之後離開，此後全
靠勤奮自學。
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獨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
“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十六七歲時，他即四處遊學，
當他最先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時，忽起神解，“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隻此心
此理，方是真我。”並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
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於天地
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後的治學方向。
辛亥革命時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機深重，常以範仲淹“先
天下之憂而憂”一語置諸座右而自警。在博覽群書的過程中，他深迷於“格致啟蒙”
之類著作，而視六經諸子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際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大哲
之著作以及清末嚴幾道、梁啓超、譚嗣同等維新誌士之論著的影響，而“慨然有革
命之誌”，決心為反清而奔走唿號。
1902年，熊氏為策動軍隊而投湖北新軍第三十一標當兵，白天操練，夜間讀書，
並向報館投稿，倡導革新現實，救亡圖存。此間，他逐漸認識了宋教仁、呂大森、
劉靜庵、張難先等革命誌士，並在1904年共同創建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
秘密宣講革命思想，倡導反帝反清，救國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會，並組
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聯絡各方誌士，為發動起義作準備，後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緝，
他隻好潛歸鄉裏教書。1911年，他參加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並任湖北督軍府參
謀。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但由於軍閥政客的排擠，孫
中山後來被迫離開軍政府，護法運動亦宣告失敗，這給熊十力以很大打擊。他目睹
“黨人竟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內心非常痛苦，常常“獨自登高，蒼茫望天，
淚盈盈雨下”。他根據自己的所歷所見，總結出：禍亂之起因皆在於軍閥官僚之貪
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國民之昏然無知。於是，他下決心走出政治，“專力於學
術，導人群之正見”。他認為救國之根本似乎並不在於革命，而在於學術興盛，
“於是始悟我生來一大事，實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隨俗浮沉無真誌，誓絕
世緣，而為求己之學”（《十力語要》）。從此以後，熊十力遂決然脫離政界，專
心於“求己之學”，以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
1920年，熊十力進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佛學。其間首尾三年，
潛心苦修，獨具慧心，頗有創穫，而生活卻艱苦異常，唯一的一條中裝長褲，常是
洗了之後要等幹了才有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
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
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採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
與學問並重，生活與學習一致。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
由懷疑而至展開批判，並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出版，這標誌
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
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後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措
辭嚴厲。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係統破斥，指責他
“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並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
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並著成《破
（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
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
發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孚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馬一孚先生更
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並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於道生、玄類、窺基等
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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