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在為學之餘，喜善交學界朋友，與時賢如黃季剛、馬敘倫、梁漱溟、胡
適之、張東蘇、張申府、錢穆、湯用彤、蒙文通、張君勵、馮友蘭、金嶽霖、朱光
潛、賀麟等人，時相過從，切磋學問。尤其是與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時間
裏交往甚密，“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餘亦縱橫酬對，
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則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餘嚐衡論古今述作得失
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餘亦戲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這種詰難攻訐的論學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淺，他的許多論點就是在這種辯難中產生
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與同鄉人廢名（馮文炳，文學家）的交往，據他迴憶
說，兩人一當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當爭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是各不相讓，始
則麵紅耳赤，大叫大嚷，繼則扭成一團、拳腳相加，最後是不歡而散，然過一二日
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達大度之人，真可謂古之罕有，
今亦絕無！
抗日戰爭爆發後，熊十力並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迴原籍黃岡，繼則避
難四川，任教於馬一李主持的樂山復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此時的熊十力，雖身
處後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
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歷史講話》一書，大講漢、滿、蒙、迴、藏五族同源，
意在為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歷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並被特準可暫時不
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一孚先生學術見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
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之上。
他認為，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自己的文化。為此，他開始
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學說，並寫成《讀經示要》等關於儒學的著作。他對胡適
等人“全盤西化”的主張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於聖賢經典之中，而是對傳統儒學
作較徹底的反思，併吞吐百家，融鑄儒佛，獨創一思辨縝密的中國化的哲學，1944
年，熊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殺青付梓，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哲學會中國
哲學叢書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書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它標誌著熊十力
哲學思想體係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據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學者的話，
那麽，以語體文本為界，則應當視其為“新儒家”學者。此書與稍後出版的《十力
語要》、《十力語要初續》等書一起，構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1948年，國共戰事日激，國民黨節節敗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廣州郊外化
龍鄉黃民庸家。全國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迴北大或老家湖北，
專心治學，但又心存疑慮，曾動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共產
黨並沒有忘記他這位時賢大哲。1949年10月在廣州解放之後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
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是，並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
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
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變後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淒景，
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緒翻滾。他由此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祖國任人
宰割的歷史從此將一去不復返！
熊十力抵京後，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剎海後海大金絲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
54年離京為止，此處風景宜人，且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
賀麟等，而舊時弟子亦時常登門拜謁；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
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新朋舊友也常來探望，這使熊先
生心情甚為舒暢。在這難得的安定環境中，不但繼續著書立說，先後寫就《與友人
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
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致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
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
耐北方冬天寒冷幹燥的氣候，遂於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後，仍筆耕不
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卷，並將上下卷同時印刷出版。全書共33萬餘
字，重點發掘了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並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經注我”的精神，
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為新儒家學者的又一重要成果，
繼此書之後，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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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之、張東蘇、張申府、錢穆、湯用彤、蒙文通、張君勵、馮友蘭、金嶽霖、朱光
潛、賀麟等人，時相過從，切磋學問。尤其是與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時間
裏交往甚密，“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餘亦縱橫酬對，
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則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餘嚐衡論古今述作得失
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餘亦戲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這種詰難攻訐的論學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淺，他的許多論點就是在這種辯難中產生
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與同鄉人廢名（馮文炳，文學家）的交往，據他迴憶
說，兩人一當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當爭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是各不相讓，始
則麵紅耳赤，大叫大嚷，繼則扭成一團、拳腳相加，最後是不歡而散，然過一二日
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達大度之人，真可謂古之罕有，
今亦絕無！
抗日戰爭爆發後，熊十力並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迴原籍黃岡，繼則避
難四川，任教於馬一李主持的樂山復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此時的熊十力，雖身
處後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
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歷史講話》一書，大講漢、滿、蒙、迴、藏五族同源，
意在為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歷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並被特準可暫時不
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一孚先生學術見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
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之上。
他認為，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自己的文化。為此，他開始
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學說，並寫成《讀經示要》等關於儒學的著作。他對胡適
等人“全盤西化”的主張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於聖賢經典之中，而是對傳統儒學
作較徹底的反思，併吞吐百家，融鑄儒佛，獨創一思辨縝密的中國化的哲學，1944
年，熊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殺青付梓，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哲學會中國
哲學叢書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書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它標誌著熊十力
哲學思想體係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據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學者的話，
那麽，以語體文本為界，則應當視其為“新儒家”學者。此書與稍後出版的《十力
語要》、《十力語要初續》等書一起，構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1948年，國共戰事日激，國民黨節節敗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廣州郊外化
龍鄉黃民庸家。全國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迴北大或老家湖北，
專心治學，但又心存疑慮，曾動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共產
黨並沒有忘記他這位時賢大哲。1949年10月在廣州解放之後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
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是，並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
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
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變後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淒景，
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緒翻滾。他由此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祖國任人
宰割的歷史從此將一去不復返！
熊十力抵京後，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剎海後海大金絲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
54年離京為止，此處風景宜人，且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
賀麟等，而舊時弟子亦時常登門拜謁；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
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新朋舊友也常來探望，這使熊先
生心情甚為舒暢。在這難得的安定環境中，不但繼續著書立說，先後寫就《與友人
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
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致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
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
耐北方冬天寒冷幹燥的氣候，遂於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後，仍筆耕不
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卷，並將上下卷同時印刷出版。全書共33萬餘
字，重點發掘了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並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經注我”的精神，
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為新儒家學者的又一重要成果，
繼此書之後，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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