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後，張君逢人便說：“來西樵但見一土山，唯見一異人。”從此，廣東士大夫
開始知道，西樵山有個康有為，而且性格狂、怪、異。為了感激張延秋的雅量，高
傲成性的康有為竟寫了一封情文並茂的信給張君，張、康造結成忘年之交。康有為
開始走出西樵山，經常往返於鄉村與廣州之間，拜張君，訪學友，看社會，勵誌向。
張延秋成了自朱九江話又一個深深影響康有為的人。“自是來城訪張君，談則竟夕
申旦，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道（光）鹹（豐）同（治）三朝掌故，
皆得諮訪焉。張君聰明絕世，強記過人，神鋒朗照，談詞如雲。吾自師九江先生而
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年譜）。正是在張延秋
的指導下，康有為接觸到了近代維新思想，使他朦朧地看到了衝出世俗社會，尋找
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見，張延秋不失為康有為的政治啟蒙老師。
康有為的思想漸漸清晰了，他決心“捨棄考據貼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
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誌”。在這以後，康有
為除了反覆研讀《周禮》、《王製》、《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
編》、《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典籍外，還開始研究西學，“既
而得《西國近事彙編》、一李迴（圭）《環遊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年
譜）。這無疑對康有為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李圭所著《環遊地球新錄》，
深深地吸引了康有為，書中所描寫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異境頓開，產生了走出
國門去看一看的念頭。
1879年底，康有為興致勃勃地來到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親眼看到了資本主
義統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
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年譜）。在香港，他還參觀了賽珍會
（博覽會），看了歐洲戲和馬戲團的表演，心靈深處的封建文化積澱開始發生動搖，
感到西方的資本主義製度確實優於古老腐朽的封建製度。於是康有為開始萌發向西
方尋找真理的念頭。“乃複閱《海國圖誌》，《瀛環誌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
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年譜）。
從香港迴來後，康有為學習更加勤勉了。據說當時他每天早上抱一批書，往桌
子上一放，右手拿著一把鋒利的鐵錐子，猛力向下一紮，錐穿兩本書，就讀兩本書，
錐穿三本書，就讀三本書，每天不讀完這“一錐書”，決不休息。以至於後來他由
長期坐著讀書，缺乏身體運動，影響了血脈流通，臀部長“核刺”，多年一直流水
淋漓，給他帶來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為第一次來到北京應試（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應試和以後的
各次應試，均是在康有為長輩們的強迫下參加的）。此行盡管沒有及第，但卻使他
增長了許多見識。他遊歷了祖國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
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年譜）。據說當時康有為從上海江南製造總局一下
購走西學譯著達3000餘冊，為當時該局售書總額的四分之一強。迴到家後，康有為
更加發奮攻讀西方書籍。凡西方的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以及各國史誌，諸
人遊記，耶穌教義等無所不讀，“新識深思，妙悟精理，說讀仰思，日新大進”
（年譜）。當時康有為就是這樣飢不擇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從西方找到救
國富民的良藥。這恰如毛澤東曾經指出的那樣：“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
西方的新道理，什麽書也看。”（《論人民民主專政》）
經過長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觸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資本主義製度的繁
盛以後，他與其他先進的中國人樣，認識到這樣的道理：“要救中國，隻有維新，
要維新，隻有學外國。”同時，康有為又從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戰鬥的武
器。
康有為盡管曾經在朱九江門下受到過“經世致用”之學的薰陶，但從總的看，
康有為所奉之儒學，仍屬於古文經學的範疇。從1884年起，康有為通過對傳統文化
的長期篩選與鑑別，終於下決心擯棄宋學和古文經學，而轉事今文經學。
“二十七歲（1884年）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明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
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轍，炯炯乎自以為得之
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繼遵漢人之門徑，紛紛乎自以為踐之矣。既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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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知道，西樵山有個康有為，而且性格狂、怪、異。為了感激張延秋的雅量，高
傲成性的康有為竟寫了一封情文並茂的信給張君，張、康造結成忘年之交。康有為
開始走出西樵山，經常往返於鄉村與廣州之間，拜張君，訪學友，看社會，勵誌向。
張延秋成了自朱九江話又一個深深影響康有為的人。“自是來城訪張君，談則竟夕
申旦，盡知京朝風氣，近時人才及各種新書，道（光）鹹（豐）同（治）三朝掌故，
皆得諮訪焉。張君聰明絕世，強記過人，神鋒朗照，談詞如雲。吾自師九江先生而
得聞聖賢大道之緒，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獻之傳”（年譜）。正是在張延秋
的指導下，康有為接觸到了近代維新思想，使他朦朧地看到了衝出世俗社會，尋找
新生活道路的曙光。由此可見，張延秋不失為康有為的政治啟蒙老師。
康有為的思想漸漸清晰了，他決心“捨棄考據貼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
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誌”。在這以後，康有
為除了反覆研讀《周禮》、《王製》、《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
編》、《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典籍外，還開始研究西學，“既
而得《西國近事彙編》、一李迴（圭）《環遊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年
譜）。這無疑對康有為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李圭所著《環遊地球新錄》，
深深地吸引了康有為，書中所描寫的新世界和新事物，使他異境頓開，產生了走出
國門去看一看的念頭。
1879年底，康有為興致勃勃地來到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親眼看到了資本主
義統治下的一些新事物。“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
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年譜）。在香港，他還參觀了賽珍會
（博覽會），看了歐洲戲和馬戲團的表演，心靈深處的封建文化積澱開始發生動搖，
感到西方的資本主義製度確實優於古老腐朽的封建製度。於是康有為開始萌發向西
方尋找真理的念頭。“乃複閱《海國圖誌》，《瀛環誌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
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年譜）。
從香港迴來後，康有為學習更加勤勉了。據說當時他每天早上抱一批書，往桌
子上一放，右手拿著一把鋒利的鐵錐子，猛力向下一紮，錐穿兩本書，就讀兩本書，
錐穿三本書，就讀三本書，每天不讀完這“一錐書”，決不休息。以至於後來他由
長期坐著讀書，缺乏身體運動，影響了血脈流通，臀部長“核刺”，多年一直流水
淋漓，給他帶來很大痛苦。
1882年5月，康有為第一次來到北京應試（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應試和以後的
各次應試，均是在康有為長輩們的強迫下參加的）。此行盡管沒有及第，但卻使他
增長了許多見識。他遊歷了祖國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
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年譜）。據說當時康有為從上海江南製造總局一下
購走西學譯著達3000餘冊，為當時該局售書總額的四分之一強。迴到家後，康有為
更加發奮攻讀西方書籍。凡西方的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以及各國史誌，諸
人遊記，耶穌教義等無所不讀，“新識深思，妙悟精理，說讀仰思，日新大進”
（年譜）。當時康有為就是這樣飢不擇食地去吸取西方文化，以期能從西方找到救
國富民的良藥。這恰如毛澤東曾經指出的那樣：“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隻要是
西方的新道理，什麽書也看。”（《論人民民主專政》）
經過長期痛苦的求索，尤其是大量接觸了西方文化和目睹了資本主義製度的繁
盛以後，他與其他先進的中國人樣，認識到這樣的道理：“要救中國，隻有維新，
要維新，隻有學外國。”同時，康有為又從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中找到了戰鬥的武
器。
康有為盡管曾經在朱九江門下受到過“經世致用”之學的薰陶，但從總的看，
康有為所奉之儒學，仍屬於古文經學的範疇。從1884年起，康有為通過對傳統文化
的長期篩選與鑑別，終於下決心擯棄宋學和古文經學，而轉事今文經學。
“二十七歲（1884年）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明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
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轍，炯炯乎自以為得之
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繼遵漢人之門徑，紛紛乎自以為踐之矣。既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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