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棵大樹倒了，他開始完全獨立地闖蕩人生；二是這一年康有為建立了自己的
小家庭，娶張氏為妻；三是從這年起，康有為決心“謝絕科舉之文，土芥富貴之事”，
轉治經世致用之學，投學粵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門下，“以聖賢為必可期”，
“以天下為必可為”。
康有為在朱老師門下學習非常認真，十分敬重這位碩德高行，博極群書的老師。
“先生壁立萬仞，而其學平實敦大，皆出躬行之餘，以末世俗汙，特重氣節，而主
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先生動止有法，進退有度，強記博聞，每議
一事，論一學，貫串今故，能舉其詞，發先聖大道之本，舉修己愛人之義，掃去漢
宋之戶，而歸宗孔子”。（年譜）在朱九江指導下，康有為熟讀背誦了《周禮》、
《儀禮》、《爾雅》、《說文》、《水經注》’以及《漢書》、《楚詞》、《文選》、
杜詩和六朝文等。經過學習，康有為的思想經歷了大的飛躍過程，通過對自己過去
的學習內容和生活歷程的反省，用批判態度對待學習，解剖社會的習慣開始養成。
一次，康有為同老師朱九江談論韓愈（昌黎）。康有為對這位老師十分推崇的
人大不以為然，指出韓愈道術淺薄，所著文章“皆空疏無有”。他覺得，“言道當
如莊荀，言治當如管韓，即《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文工於抑揚演
灝，但能言耳，於道無與，即《原道》亦極膚淺，而浪有大名，千年來文家頡頏作
氣勢自負，實無有知道者。”為此他遭受了朱老師的批評，說他太張狂。同學們也
被他那如此蔑視“權威”的傲氣所震懾（年譜）。由此他獲得了“狂生”的綽號。
康有為的學習頗有個性。有一次聽課時他閉目伏案，案頭倒放著一卷《三國誌》，
被九江先生所發現。朱老師風趣地批評說：“你在閉目例看《三國誌》嗎？”有為
坦然答道：“是！”接著，他便將倒翻開的兩頁書一字不漏地背誦了出來。另一次，
九江先生帶領弟子過西江去瞻仰蘇東坡當年南貶時遇風泊舟的古蹟，惟獨康有為不
願同往。同學們問他，他說：“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荊公的改製台。”
這既表明了他對王安石的欽慕，同時也表現出他的固執。由此同學們又稱他“拗康”。
在大量閱讀基礎上，康有為開始了深刻的反思。為了探索人生之真諦，他經歷
了艱苦的求索過程。
“至秋冬時，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
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復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
之所。忽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同學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惡禪學，
無有為之者。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
忽思蒼生困苦，則問然而哭，忽思有親不事，何學為，則即束裝歸廬先墓上。同門
見歌哭無常，以為狂而有心疾矣”（年譜）。
顯然，這是康有為思想激烈動盪、傍惶時期。麵對中國的現實，過去的信念受
到了衝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這不能不是一個痛苦而情緒非常不安的過程。這正
恰如康有為自己所述：“此《楞嚴》所謂飛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歸依之時”
（年譜）。
幾年的學習，給康有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其理學政學之基礎，
皆得諸九江”；“生平言學，必推次琦”；“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為可學而盡
棄舊學，自此始也”（年譜）。
1879年春，康有為迴到家鄉，決定前往山水幽勝的西樵山白雲洞，讀書養性，
希望能在大自然的薰陶和道佛之書的引導下，擺脫焦躁不安心緒，同時讓思想自由
馳騁，以尋找真理的本，求魂氣之靈。在這裏，康有為麵壁長齋靜坐累月，“專講
道佛之書，養神明，棄渣滓。時或嘯歌為詩文，徘徊散發，枕臥石窟瀑泉之間，席
芳草，臨清流，修柯這雲，清泉滿聽，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遊思，天上人間，極
普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遝，繼則請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
勝道，見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年譜）。
盡管如此苦讀，但康有為仍未找到滿意的答案。恰在這個時候，翰林院編修張
延秋的到來，為康有為的治學麵向社會架起了橋樑。當張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學士遊
西樵山時，就碰上了這個衣履不整、披頭散髮、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為，並且還同
這位性情急躁、傲氣十足的青年人發生了激烈爭吵。但“素以文學有盛名。於京師”
的張延秋並未責怪康有為，相反卻認為他有個性，談吐不俗，因而“盛稱之”。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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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庭，娶張氏為妻；三是從這年起，康有為決心“謝絕科舉之文，土芥富貴之事”，
轉治經世致用之學，投學粵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門下，“以聖賢為必可期”，
“以天下為必可為”。
康有為在朱老師門下學習非常認真，十分敬重這位碩德高行，博極群書的老師。
“先生壁立萬仞，而其學平實敦大，皆出躬行之餘，以末世俗汙，特重氣節，而主
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先生動止有法，進退有度，強記博聞，每議
一事，論一學，貫串今故，能舉其詞，發先聖大道之本，舉修己愛人之義，掃去漢
宋之戶，而歸宗孔子”。（年譜）在朱九江指導下，康有為熟讀背誦了《周禮》、
《儀禮》、《爾雅》、《說文》、《水經注》’以及《漢書》、《楚詞》、《文選》、
杜詩和六朝文等。經過學習，康有為的思想經歷了大的飛躍過程，通過對自己過去
的學習內容和生活歷程的反省，用批判態度對待學習，解剖社會的習慣開始養成。
一次，康有為同老師朱九江談論韓愈（昌黎）。康有為對這位老師十分推崇的
人大不以為然，指出韓愈道術淺薄，所著文章“皆空疏無有”。他覺得，“言道當
如莊荀，言治當如管韓，即《素問》言醫，亦成一體，若如昌黎不過文工於抑揚演
灝，但能言耳，於道無與，即《原道》亦極膚淺，而浪有大名，千年來文家頡頏作
氣勢自負，實無有知道者。”為此他遭受了朱老師的批評，說他太張狂。同學們也
被他那如此蔑視“權威”的傲氣所震懾（年譜）。由此他獲得了“狂生”的綽號。
康有為的學習頗有個性。有一次聽課時他閉目伏案，案頭倒放著一卷《三國誌》，
被九江先生所發現。朱老師風趣地批評說：“你在閉目例看《三國誌》嗎？”有為
坦然答道：“是！”接著，他便將倒翻開的兩頁書一字不漏地背誦了出來。另一次，
九江先生帶領弟子過西江去瞻仰蘇東坡當年南貶時遇風泊舟的古蹟，惟獨康有為不
願同往。同學們問他，他說：“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荊公的改製台。”
這既表明了他對王安石的欽慕，同時也表現出他的固執。由此同學們又稱他“拗康”。
在大量閱讀基礎上，康有為開始了深刻的反思。為了探索人生之真諦，他經歷
了艱苦的求索過程。
“至秋冬時，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
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復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
之所。忽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同學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惡禪學，
無有為之者。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喜而笑，
忽思蒼生困苦，則問然而哭，忽思有親不事，何學為，則即束裝歸廬先墓上。同門
見歌哭無常，以為狂而有心疾矣”（年譜）。
顯然，這是康有為思想激烈動盪、傍惶時期。麵對中國的現實，過去的信念受
到了衝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這不能不是一個痛苦而情緒非常不安的過程。這正
恰如康有為自己所述：“此《楞嚴》所謂飛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歸依之時”
（年譜）。
幾年的學習，給康有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其理學政學之基礎，
皆得諸九江”；“生平言學，必推次琦”；“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為可學而盡
棄舊學，自此始也”（年譜）。
1879年春，康有為迴到家鄉，決定前往山水幽勝的西樵山白雲洞，讀書養性，
希望能在大自然的薰陶和道佛之書的引導下，擺脫焦躁不安心緒，同時讓思想自由
馳騁，以尋找真理的本，求魂氣之靈。在這裏，康有為麵壁長齋靜坐累月，“專講
道佛之書，養神明，棄渣滓。時或嘯歌為詩文，徘徊散發，枕臥石窟瀑泉之間，席
芳草，臨清流，修柯這雲，清泉滿聽，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遊思，天上人間，極
普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遝，繼則請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習五
勝道，見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視身如骸，視人如豕”（年譜）。
盡管如此苦讀，但康有為仍未找到滿意的答案。恰在這個時候，翰林院編修張
延秋的到來，為康有為的治學麵向社會架起了橋樑。當張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學士遊
西樵山時，就碰上了這個衣履不整、披頭散髮、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為，並且還同
這位性情急躁、傲氣十足的青年人發生了激烈爭吵。但“素以文學有盛名。於京師”
的張延秋並未責怪康有為，相反卻認為他有個性，談吐不俗，因而“盛稱之”。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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