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其營壘。諸如章太炎、劉師培、皮錫瑞、康有為之倫，無不受惠於他。其中又以
皮、劉二人最為明顯，蒙文通說：“自廖平之說出，能尋其義以明今文者，唯皮鹿
門，能尋其義言古文者，唯劉＊叔。”皮錫瑞，字鹿門，著有《經學歷史》、《五
經通論》，他嚴守今文家法，其《五經通論》中，著有《論〈周禮〉為古說，〈戴
禮〉有古有今，當分別觀之，不可合併為一》、《論鄭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
古文〈王製〉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論〈王製〉為今文大宗，即〈春秋〉
素王之製》等專論，顯係承廖說而闡發之。劉師培，字申叔，家學四世治《左傳》，
1912年入蜀為國學館長，“朝夕與廖氏討教，專心於《白虎通義》、《五經異義》
之書”，深究今古文師說，後來著成《周官古注集疏》、《五經舊說考略》，自稱
“二書之成，古學庶有根抵，不可以動搖也。”而這個使古學成立的根抵之根抵，
卻是廖平以禮製分辨今古之說。可見廖平開創之功，拋引之力，固不可沒。
廖平經學“二變”尊今抑古，具有社會和學術兩大效益。從社會效益看，在廖
平《辟劉篇》、《知聖篇》影響下，出現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
考》，其疑古精神導致人們對舊教條、舊觀念的衝決，其素王改製思想又導致了維
新變法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促進了沉睡的東方巨人從古代中世紀的美夢中
驚醒過來，以反思的姿態、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麵向現代世界！如果說康有為的
“兩考”是近代中國維新變法的號角，那麽，廖平“二變”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
這對號角激昂的進行曲。從學術上看，“二變”的疑古精神又客觀上幫助人們從沉
悶的古經崇拜、聖人崇拜的風氣下解放出來，引導人們進行獨立思考，從懷疑古文
經，到懷疑其他經典，從懷疑儒家經典，到懷疑史部、子部經籍，舉凡從前人們信
而不疑，引以為證的一切先秦古書，統統都在被懷疑、被清算之列。從深一層上看，
從對文獻資料的懷疑，進而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古史係統進行重新清理。這就是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時的“古史辯”運動。其間容或有矯枉過正之處，但是，力
圖使歷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礎上的嚐試，卻是難能可貴的，它因而成為中國近、當
代科學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這場影響深遠的辨偽運動，廖平實開其先河。
廖平學經六變，但變中又有不變者，這就是尊孔尊經。為此，他特著《尊孔篇》，
明確宣稱：“書著百種，而尊孔宗旨前後如一。”又說：“平畢生學說，專以尊孔
經為主。”在各種時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國大地的本世紀初葉，還以“尊孔尊經”為
學術主旨，未免顯得落後和迂腐。不過，廖平尊孔，並不是尊崇復古倒退的“孔”，
而是托古改製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經，並不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經，而是為後
世製誥、因時製宜、為時損益的經。這比之保守落後的唯經是崇、唯聖是尊的老學
究，無疑高出幹百倍。他欲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改革的立足點，又是那些聲嘶力竭
叫嚷在中國全盤西化，甚至引進耶穌天主的崇洋派，無論在學術創見方麵，還是在
振奮民族自尊心方麵，都無可比擬。隻是，孔子畢竟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聖人，他不
可能後知百世，預先為20世紀的中國人民製定出濟世良方。為了建立一個無所不有
的博大的孔經哲學，廖平將舊有一切原本與孔學互不相幹的思想資料，以及他所接
觸的點滴西方詞句統統納入孔學之中，形成所謂小大、天人之學，竭盡穿鑿附會之
能事！這在方法上是反科學的，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卻是可嘉的。隻惜
他接受的畢竟是舊式的經學教育，思想深處的孔子倫理已深入骨髓，難以跳出孔學，
站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大背景下來尋求其與現代社會新的契合點，千溪百壑，都欲
納入孔學，結果除了將孔學弄得麵目全非、使自己變成經學怪人而外，既無補於近
代社會的改革，也無補於孔學的尊大。同時又由於他受時代和地域的限製，接受西
方新學說、新理論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現代文化史學者那樣，運用西方科學方法來
研究傳統文化，也不能象現代新儒家那樣，利用西方理論來對孔學作新的闡釋，因
此無論他動機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奮，他不僅未建立起一個無所不包的為人信眼的
孔經哲學體係，而連自己也難以自堅其說，一次又一次屢變其說，這一實際，正好
說明傳統經學在中國已經失去了存在價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國近代社會最後一位經
學家而被載入了史冊。廖平的遭際也表明，儒學要在現代中國獲得新的生命，必須
</br>
皮、劉二人最為明顯，蒙文通說：“自廖平之說出，能尋其義以明今文者，唯皮鹿
門，能尋其義言古文者，唯劉＊叔。”皮錫瑞，字鹿門，著有《經學歷史》、《五
經通論》，他嚴守今文家法，其《五經通論》中，著有《論〈周禮〉為古說，〈戴
禮〉有古有今，當分別觀之，不可合併為一》、《論鄭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
古文〈王製〉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論〈王製〉為今文大宗，即〈春秋〉
素王之製》等專論，顯係承廖說而闡發之。劉師培，字申叔，家學四世治《左傳》，
1912年入蜀為國學館長，“朝夕與廖氏討教，專心於《白虎通義》、《五經異義》
之書”，深究今古文師說，後來著成《周官古注集疏》、《五經舊說考略》，自稱
“二書之成，古學庶有根抵，不可以動搖也。”而這個使古學成立的根抵之根抵，
卻是廖平以禮製分辨今古之說。可見廖平開創之功，拋引之力，固不可沒。
廖平經學“二變”尊今抑古，具有社會和學術兩大效益。從社會效益看，在廖
平《辟劉篇》、《知聖篇》影響下，出現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
考》，其疑古精神導致人們對舊教條、舊觀念的衝決，其素王改製思想又導致了維
新變法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促進了沉睡的東方巨人從古代中世紀的美夢中
驚醒過來，以反思的姿態、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麵向現代世界！如果說康有為的
“兩考”是近代中國維新變法的號角，那麽，廖平“二變”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
這對號角激昂的進行曲。從學術上看，“二變”的疑古精神又客觀上幫助人們從沉
悶的古經崇拜、聖人崇拜的風氣下解放出來，引導人們進行獨立思考，從懷疑古文
經，到懷疑其他經典，從懷疑儒家經典，到懷疑史部、子部經籍，舉凡從前人們信
而不疑，引以為證的一切先秦古書，統統都在被懷疑、被清算之列。從深一層上看，
從對文獻資料的懷疑，進而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古史係統進行重新清理。這就是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時的“古史辯”運動。其間容或有矯枉過正之處，但是，力
圖使歷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礎上的嚐試，卻是難能可貴的，它因而成為中國近、當
代科學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這場影響深遠的辨偽運動，廖平實開其先河。
廖平學經六變，但變中又有不變者，這就是尊孔尊經。為此，他特著《尊孔篇》，
明確宣稱：“書著百種，而尊孔宗旨前後如一。”又說：“平畢生學說，專以尊孔
經為主。”在各種時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國大地的本世紀初葉，還以“尊孔尊經”為
學術主旨，未免顯得落後和迂腐。不過，廖平尊孔，並不是尊崇復古倒退的“孔”，
而是托古改製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經，並不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經，而是為後
世製誥、因時製宜、為時損益的經。這比之保守落後的唯經是崇、唯聖是尊的老學
究，無疑高出幹百倍。他欲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改革的立足點，又是那些聲嘶力竭
叫嚷在中國全盤西化，甚至引進耶穌天主的崇洋派，無論在學術創見方麵，還是在
振奮民族自尊心方麵，都無可比擬。隻是，孔子畢竟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聖人，他不
可能後知百世，預先為20世紀的中國人民製定出濟世良方。為了建立一個無所不有
的博大的孔經哲學，廖平將舊有一切原本與孔學互不相幹的思想資料，以及他所接
觸的點滴西方詞句統統納入孔學之中，形成所謂小大、天人之學，竭盡穿鑿附會之
能事！這在方法上是反科學的，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卻是可嘉的。隻惜
他接受的畢竟是舊式的經學教育，思想深處的孔子倫理已深入骨髓，難以跳出孔學，
站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大背景下來尋求其與現代社會新的契合點，千溪百壑，都欲
納入孔學，結果除了將孔學弄得麵目全非、使自己變成經學怪人而外，既無補於近
代社會的改革，也無補於孔學的尊大。同時又由於他受時代和地域的限製，接受西
方新學說、新理論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現代文化史學者那樣，運用西方科學方法來
研究傳統文化，也不能象現代新儒家那樣，利用西方理論來對孔學作新的闡釋，因
此無論他動機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奮，他不僅未建立起一個無所不包的為人信眼的
孔經哲學體係，而連自己也難以自堅其說，一次又一次屢變其說，這一實際，正好
說明傳統經學在中國已經失去了存在價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國近代社會最後一位經
學家而被載入了史冊。廖平的遭際也表明，儒學要在現代中國獲得新的生命，必須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