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佐證而立說的治學規則成為清中葉之幹嘉學派的最重要法門，“清學開山”之譽
即與此大有關係。
耗費了炎武畢生心血的《日知錄》更是他學術思想及成果的精華。炎武一生學
行，可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這八個字來概括。他在《與友人論學書》中說：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
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
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
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學與
做人看作渾然不可分割的整體。炎武一生之立身大節已概如前述，此處不再贅言；
在治學這方麵，則堅決反對當時那種“束書不觀”而空談心性的惡劣風氣，主張多
學而識、明道救世，探求有益於民生國命的實學。《日知錄》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
下結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處即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部分。
炎武詳細考索了歷代社會風氣的演變情況，認為“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
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
則天下有風俗”，“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指出“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
（《文集》四，《與人書九》），而整齊風俗、撥亂滌汙的關鍵，即在於“土大夫”
是否有廉恥；並舉出一魏晉人之清談”亡天下的歷史教訓，說明士大夫不顧國家、
民族的安危而空談心性，從而致使風俗大壞，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進一
步指出：“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
由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同時，顧炎武還認為，除了
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頓風俗、挽救時弊之外，“清議”即社會輿論的力量
也很重要。他說：“古之哲王……存清議於州裏，以佐刑罰之窮”，“鄉舉裏選，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
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幹戈至矣。”這些見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
富有積極意義的。
顧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著眼於風俗人心；同時，由於炎武重視實用而不尚空
談，所以“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顧亭林》），其大端則在郡縣分權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認
為，要富國裕民，首先在於信任地方官吏，並賦予其實權，《日知錄》卷9《守令》
條說：“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
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裏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權，以
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
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因此，郡縣守令應該擁有“辟
官蒞政理財治軍”的權力，則“國可富，民可裕，兵農各得其業”，達到天下大治。
炎武另撰有《郡縣論》9篇，對這一點加以係統而具體的論述。概括言之，他提出：
“方今郡縣之弊已極……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而
此種局麵的形成，正在於皇權的獨專，“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
上”，因此，“民烏得不窮、國烏得不弱”！有鑑於此，炎武亟求變更，大聲疾唿：
“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顧炎武還主張均田減租，開礦興利，反映了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要求，
具有進步意義。
大體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於歷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製於郡縣之中”
為宗旨的，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則古稱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為書生之見，
但“主分權、重自治”的主張依然閃耀著進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經學上，顧炎武旗幟鮮明地提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
通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文集》三，《與施愚山書》），並猛烈抨
擊明末王學末流那種侈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
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練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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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此大有關係。
耗費了炎武畢生心血的《日知錄》更是他學術思想及成果的精華。炎武一生學
行，可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這八個字來概括。他在《與友人論學書》中說：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
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
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
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學與
做人看作渾然不可分割的整體。炎武一生之立身大節已概如前述，此處不再贅言；
在治學這方麵，則堅決反對當時那種“束書不觀”而空談心性的惡劣風氣，主張多
學而識、明道救世，探求有益於民生國命的實學。《日知錄》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
下結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處即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部分。
炎武詳細考索了歷代社會風氣的演變情況，認為“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
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
則天下有風俗”，“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指出“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
（《文集》四，《與人書九》），而整齊風俗、撥亂滌汙的關鍵，即在於“土大夫”
是否有廉恥；並舉出一魏晉人之清談”亡天下的歷史教訓，說明士大夫不顧國家、
民族的安危而空談心性，從而致使風俗大壞，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進一
步指出：“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
由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同時，顧炎武還認為，除了
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頓風俗、挽救時弊之外，“清議”即社會輿論的力量
也很重要。他說：“古之哲王……存清議於州裏，以佐刑罰之窮”，“鄉舉裏選，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
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幹戈至矣。”這些見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
富有積極意義的。
顧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著眼於風俗人心；同時，由於炎武重視實用而不尚空
談，所以“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錢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顧亭林》），其大端則在郡縣分權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認
為，要富國裕民，首先在於信任地方官吏，並賦予其實權，《日知錄》卷9《守令》
條說：“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
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裏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權，以
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
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因此，郡縣守令應該擁有“辟
官蒞政理財治軍”的權力，則“國可富，民可裕，兵農各得其業”，達到天下大治。
炎武另撰有《郡縣論》9篇，對這一點加以係統而具體的論述。概括言之，他提出：
“方今郡縣之弊已極……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而
此種局麵的形成，正在於皇權的獨專，“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
上”，因此，“民烏得不窮、國烏得不弱”！有鑑於此，炎武亟求變更，大聲疾唿：
“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顧炎武還主張均田減租，開礦興利，反映了當時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要求，
具有進步意義。
大體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於歷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製於郡縣之中”
為宗旨的，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則古稱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為書生之見，
但“主分權、重自治”的主張依然閃耀著進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經學上，顧炎武旗幟鮮明地提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
通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文集》三，《與施愚山書》），並猛烈抨
擊明末王學末流那種侈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
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練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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