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的徵召；他的外甥“崑山三徐”（徐幹學、徐元文、徐秉義）”崛起雲霄”、官
高爵顯之後，為報母舅接濟之恩，在崑山買迴置宅，多次敦請他迴鄉安享天年，他
卻始終不肯南歸……炎武所表現出的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高風亮節，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必將永標青史。
作為一個學者，炎武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神道表》記載：“凡先生之遊，
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唿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
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逕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註疏，偶
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麵熟復之”。跋涉山川不但令炎武眼界大開，而且通過大
量艱苦細緻的實地取證以及身處其地的真切感受，炎武印證、充實了自己平昔所學，
深化了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學術問題的研究和思索。在“足跡半天下”的漫遊中，炎
武雖然未能尋訪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頗、郭解、竇融、耿況一流人物，卻結識了許多
北方的飽學之士，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孫奇逢、李因篤、王弘撰諸人外，著名的還有
張爾岐（字稷若，號嵩庵，濟南人，獨精“三禮”，有《儀禮鄭法句讀》十七卷）、
馬(馬肅)（字宛斯，山東鄒平人，精熟古史，時人稱為“馬三代”，有《綠史》16
0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陽曲人，長於周秦諸子學，知識淵博而有民族氣節，炎
武與之尤為意氣相投）、李囗（字中孚，陝西周至人，博通經學，為關中大儒，學
者稱二曲先生）等重質實精考核的學者；此外，南方學者遊歷北方麵與炎武訂交的
則有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土宅)，浙江秀水人，當時極負盛名的辭章家、學問家，
炎武陷黃培詩獄時獲朱氏之助良多）、屈大均（字介子，號翁山，廣東番高人，著
名詩人，抗清誌士）、閻若璩（字百詩，號遊醫，祖籍太原，後徒淮安，精於考據，
有《古文尚書疏證》8卷）等等。炎武與這些友人切磋琢磨、講學論道，取人之長，
補己之短，使自己的學術更上層樓，終於成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四、清學開山祖 前朝遺民心
顧炎武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嚐一日廢
書”（潘耒《日知錄序》），廣泛涉獵經、史、音韻、金石、輿地、詩文諸學，在
學術上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極為豐富，“卷帙之積，幾於等身”
（王弘撰語）。其主要著作有《日知錄》32卷，《音學五書》38卷，《左傳杜解補
正》3卷，《五經同異》3卷，《明季實錄》（無卷數），《二十一史年表》10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120卷，《歷代帝王宅京記》20卷，《肇域誌》100卷，《金石
文字記》6卷……等50餘種。炎武去世之後，遺書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
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顧衍生亦“不克常見”；而徐氏對這些書稿卻“不知愛惜，
或為人取去”（何焯《菰中隨筆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頗多。潘來整理刊
行的，僅為遺稿的一部分。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學五書》與《日知錄》是炎武最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說：“君子之為學，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
後，篤誌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
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
諸行事，以臍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殘稿》一，《與人書》）。
顧炎武以明音韻為治學的根本，認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文集》四，《答李子德書》）；又說：“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
無日不以自隨，凡三易稿而手書者三矣”（《音學五書後序》）。在顧炎武看來，
治音韻為通經的關鍵，而通經才能明道，明道才談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學五
書》上花費了大量精力。他將《詩經》作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鄭庫、陳第等人
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規，分古韻為十部，還分析了古代音韻遷變的脈絡，提出了
“古人四聲一貫”等斷語，在音韻學領域上取得了承先啟後的巨大功績，以後之江
永、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直至近人章炳麟、黃侃等學者在這方麵的進一步研
究，都與顧炎武的率先倡導和取得的成果分不開。
尤有意義的是，顧炎武的《音學五書》還為後代考證學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夠的材料，分析時代先後，辨明其演變發展；其次，
每下一個結論，都必須博求佐證以資共信。這種從明其先後之流變入手、博求多方
</br>
高爵顯之後，為報母舅接濟之恩，在崑山買迴置宅，多次敦請他迴鄉安享天年，他
卻始終不肯南歸……炎武所表現出的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高風亮節，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必將永標青史。
作為一個學者，炎武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神道表》記載：“凡先生之遊，
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唿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
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逕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註疏，偶
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麵熟復之”。跋涉山川不但令炎武眼界大開，而且通過大
量艱苦細緻的實地取證以及身處其地的真切感受，炎武印證、充實了自己平昔所學，
深化了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學術問題的研究和思索。在“足跡半天下”的漫遊中，炎
武雖然未能尋訪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頗、郭解、竇融、耿況一流人物，卻結識了許多
北方的飽學之士，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孫奇逢、李因篤、王弘撰諸人外，著名的還有
張爾岐（字稷若，號嵩庵，濟南人，獨精“三禮”，有《儀禮鄭法句讀》十七卷）、
馬(馬肅)（字宛斯，山東鄒平人，精熟古史，時人稱為“馬三代”，有《綠史》16
0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陽曲人，長於周秦諸子學，知識淵博而有民族氣節，炎
武與之尤為意氣相投）、李囗（字中孚，陝西周至人，博通經學，為關中大儒，學
者稱二曲先生）等重質實精考核的學者；此外，南方學者遊歷北方麵與炎武訂交的
則有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土宅)，浙江秀水人，當時極負盛名的辭章家、學問家，
炎武陷黃培詩獄時獲朱氏之助良多）、屈大均（字介子，號翁山，廣東番高人，著
名詩人，抗清誌士）、閻若璩（字百詩，號遊醫，祖籍太原，後徒淮安，精於考據，
有《古文尚書疏證》8卷）等等。炎武與這些友人切磋琢磨、講學論道，取人之長，
補己之短，使自己的學術更上層樓，終於成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四、清學開山祖 前朝遺民心
顧炎武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嚐一日廢
書”（潘耒《日知錄序》），廣泛涉獵經、史、音韻、金石、輿地、詩文諸學，在
學術上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極為豐富，“卷帙之積，幾於等身”
（王弘撰語）。其主要著作有《日知錄》32卷，《音學五書》38卷，《左傳杜解補
正》3卷，《五經同異》3卷，《明季實錄》（無卷數），《二十一史年表》10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120卷，《歷代帝王宅京記》20卷，《肇域誌》100卷，《金石
文字記》6卷……等50餘種。炎武去世之後，遺書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
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顧衍生亦“不克常見”；而徐氏對這些書稿卻“不知愛惜，
或為人取去”（何焯《菰中隨筆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頗多。潘來整理刊
行的，僅為遺稿的一部分。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學五書》與《日知錄》是炎武最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說：“君子之為學，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
後，篤誌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
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
諸行事，以臍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殘稿》一，《與人書》）。
顧炎武以明音韻為治學的根本，認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文集》四，《答李子德書》）；又說：“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
無日不以自隨，凡三易稿而手書者三矣”（《音學五書後序》）。在顧炎武看來，
治音韻為通經的關鍵，而通經才能明道，明道才談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學五
書》上花費了大量精力。他將《詩經》作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鄭庫、陳第等人
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規，分古韻為十部，還分析了古代音韻遷變的脈絡，提出了
“古人四聲一貫”等斷語，在音韻學領域上取得了承先啟後的巨大功績，以後之江
永、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直至近人章炳麟、黃侃等學者在這方麵的進一步研
究，都與顧炎武的率先倡導和取得的成果分不開。
尤有意義的是，顧炎武的《音學五書》還為後代考證學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夠的材料，分析時代先後，辨明其演變發展；其次，
每下一個結論，都必須博求佐證以資共信。這種從明其先後之流變入手、博求多方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