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才算最終了結。初冬，炎武由保定抵平原（今屬山東），(木聖)幼弟潘耒（字
次耕）前來謁見，正式拜門受業。(木聖)章被難後，潘來居淮安王略家中讀書，並
與王略之女成婚。這年六月，嶽父和妻子相繼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歲月的流逝，沒有使炎武忘卻家國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沒有使炎武的耿耿孤
忠有所銷蝕。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遊京師，住在外甥徐幹學（字原一，號健
庵，崑山人，曾任內閣學士、刑部尚書）家中。當時，清廷議修《明史》，翰林院
掌院學士熊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後來曾任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為此
設宴款待炎武。席間，熊邀請炎武參與撰述，炎武斷然拒絕，說：“果有此舉，不
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矣！”（《蔣山傭殘稿·記與孝感熊先生語》）賜履與
出席作陪的徐幹學相顧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為纂修《明史》，“特開
博學鴻詞科，征舉海內名儒”（《年譜》），一時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
院掌院學士葉方苞（宇於吉，崑山人，方恆胞弟）和經筵講官韓囗（字元少，江蘇
吳縣人）準備向朝廷推薦顧炎武，炎武堅辭，三度致書方藹，表示“耿耿此心，終
始不變”！葉、韓知炎武誌不可屈，方才作罷。後人有詩雲：“到底不曾書鶴版，
江南惟有顧圭年。”次年，葉方藹為明史館總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迴信說：
“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
殉之矣！”（《文集》三，《與葉訁刃庵書》）且自此以後，“遂絕跡不至都門”
（《年譜》），以表明自己不與當局合作的決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後近十年中，炎武仍僕僕於燕趙齊豫陝晉之間，
“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文集》六，《與潘次耕》）。由於年過六旬，
尚無子嗣（38歲時得一子，名貽穀，3歲即夭折），因而江南親友商議，以族侄衍生
過繼炎武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師李雲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東德州，
與炎武“行父子相見之禮”。時年衍生12歲，炎武則六十有五。這年十一月，炎武
往遊西嶽華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無異，陝西華陰人，與炎武訂交於康熙
初）家。炎武認為“此中山水絕佳”，於是有卜居華下、以年餘年的想法，山史進
為之構築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攜衍生遷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
八月，炎武由華陰至曲沃，不幸染病，嘔瀉不止，經醫生療治，數日後病勢稍減；
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復發，竟日夜嘔瀉，初九日淩晨，
炎武溘然長逝。衍生當時年僅17，又從未經歷過這種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韓宣（字
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喪；兩個月後，炎武堂弟顧囗（字大雲）
由江南趕赴曲沃，與衍生一道扶樞南返，歸葬於崑山祖塋。
自順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鄉”，20多年來，炎武“身負沉痛，思大揭其
親之誌於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語），東西南北，慘澹經營，“九州
歷其七，五嶽登其四”（《文集》六，《與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復明室。晚年
定居華陰，亦有極深的用意。他在《與三侄書》中說：“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
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裏之遙；
若誌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與李星來書》中
也說此地“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為守，敵難追攻。此
他省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墾荒，也是為了同
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說：“先生既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選，而所至每試之墾
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朝夕，而東西（按即“章丘長
白山下”和“雁門之北”兩地）開墾所人，別貯之以備有事”，至於炎武自己的日
常用度則相當儉省，一年所費“約一百二三十金”（《殘稿》三，《與原一公肅兩
甥》），曾“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
表》）
由於種種緣故，炎武的圖謀付諸實踐的希望愈來愈小，“奔走流離，老而無子，
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神道表》），內心深處之悲憤
哀痛自不待言，但他從不因此而頹唐或者怨天尤人，其“耿耿未下”之心終始如一。
一生當中，他多次哭弔孝陵、十三陵、思陵；以抒故國遺民之情，多次以死堅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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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耕）前來謁見，正式拜門受業。(木聖)章被難後，潘來居淮安王略家中讀書，並
與王略之女成婚。這年六月，嶽父和妻子相繼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歲月的流逝，沒有使炎武忘卻家國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沒有使炎武的耿耿孤
忠有所銷蝕。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遊京師，住在外甥徐幹學（字原一，號健
庵，崑山人，曾任內閣學士、刑部尚書）家中。當時，清廷議修《明史》，翰林院
掌院學士熊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後來曾任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為此
設宴款待炎武。席間，熊邀請炎武參與撰述，炎武斷然拒絕，說：“果有此舉，不
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矣！”（《蔣山傭殘稿·記與孝感熊先生語》）賜履與
出席作陪的徐幹學相顧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為纂修《明史》，“特開
博學鴻詞科，征舉海內名儒”（《年譜》），一時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
院掌院學士葉方苞（宇於吉，崑山人，方恆胞弟）和經筵講官韓囗（字元少，江蘇
吳縣人）準備向朝廷推薦顧炎武，炎武堅辭，三度致書方藹，表示“耿耿此心，終
始不變”！葉、韓知炎武誌不可屈，方才作罷。後人有詩雲：“到底不曾書鶴版，
江南惟有顧圭年。”次年，葉方藹為明史館總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迴信說：
“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
殉之矣！”（《文集》三，《與葉訁刃庵書》）且自此以後，“遂絕跡不至都門”
（《年譜》），以表明自己不與當局合作的決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後近十年中，炎武仍僕僕於燕趙齊豫陝晉之間，
“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文集》六，《與潘次耕》）。由於年過六旬，
尚無子嗣（38歲時得一子，名貽穀，3歲即夭折），因而江南親友商議，以族侄衍生
過繼炎武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師李雲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東德州，
與炎武“行父子相見之禮”。時年衍生12歲，炎武則六十有五。這年十一月，炎武
往遊西嶽華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無異，陝西華陰人，與炎武訂交於康熙
初）家。炎武認為“此中山水絕佳”，於是有卜居華下、以年餘年的想法，山史進
為之構築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攜衍生遷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
八月，炎武由華陰至曲沃，不幸染病，嘔瀉不止，經醫生療治，數日後病勢稍減；
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復發，竟日夜嘔瀉，初九日淩晨，
炎武溘然長逝。衍生當時年僅17，又從未經歷過這種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韓宣（字
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喪；兩個月後，炎武堂弟顧囗（字大雲）
由江南趕赴曲沃，與衍生一道扶樞南返，歸葬於崑山祖塋。
自順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鄉”，20多年來，炎武“身負沉痛，思大揭其
親之誌於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語），東西南北，慘澹經營，“九州
歷其七，五嶽登其四”（《文集》六，《與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復明室。晚年
定居華陰，亦有極深的用意。他在《與三侄書》中說：“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
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裏之遙；
若誌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與李星來書》中
也說此地“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為守，敵難追攻。此
他省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墾荒，也是為了同
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說：“先生既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選，而所至每試之墾
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朝夕，而東西（按即“章丘長
白山下”和“雁門之北”兩地）開墾所人，別貯之以備有事”，至於炎武自己的日
常用度則相當儉省，一年所費“約一百二三十金”（《殘稿》三，《與原一公肅兩
甥》），曾“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
表》）
由於種種緣故，炎武的圖謀付諸實踐的希望愈來愈小，“奔走流離，老而無子，
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神道表》），內心深處之悲憤
哀痛自不待言，但他從不因此而頹唐或者怨天尤人，其“耿耿未下”之心終始如一。
一生當中，他多次哭弔孝陵、十三陵、思陵；以抒故國遺民之情，多次以死堅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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