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1664）四月，宗羲與呂、吳等聯袂至常熟訪錢謙益，此時錢氏已病危，自知
不久於人世，一見宗羲，便以喪事相托，並說：“唯見知吾意。歿後文字，不託他
人。”（《思舊錄》）——謙益死後，其子孫貽別求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合
肥人，與錢謙益、吳偉業齊名，合稱“江左三大家”）作墓銘文字，宗羲“得免於
是非”（《思舊錄》）。
康熙六年（1667）春，黃宗羲重遊紹興，自念台先生劉宗周崇禎中立證人書院、
大會講學，倏忽已歷30多年。為了紀念自盡殉國的先師，光大師門學說，宗我與同
出念台先生門下的薑希轍（號定庵）、張應鏊（號奠夫）等商議籌畫，於九月重開
證人書院講席。這次講會上，宗羲係統地歸納揭示了宗周學術的四個綱領性命題，
發前人所未發，即：“靜存之外無動察”，“意為心之所存”，“已發未發，以表
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太極為萬物之總名”（詳參《子劉子行狀》卷下），
若幹年後宗羲撰《明儒學案》，亦據此為綱宗。
此後數年中，黃宗羲曾多次赴紹興，與同門會講於證人書院，並著手整理編寫
一批闡述發明蕺山學術精華的著作，如《子劉子學言》、《子劉子行狀》、《證人
會語》、《聖學宗要》、《答董吳仲論學書》等等。宗羲對自己的恩師極為尊重，
經常滿懷深情地談起蕺山先生對他的教誨，宗羲學術也是上承王陽明，近宗劉蕺山。
但他反對盲從，提倡懷疑、提倡疑中求悟求信，當他的學生董元璘（字吳仲）認為
“意為心之所存》這一論斷“未為得也”（《年譜》），便寫了一篇文章，題為
《劉子質疑》，向老師請益。宗羲對學生這種鑽研精神大加肯定，說：“昔人雲：
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團將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
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刀（《答董吾仲論學書》）
康熙七年（1668），黃宗羲到寧波，創辦甬上證人書院。寧波在甬江邊，所以
代稱“甬”或“甬上”，宗羲好友萬泰的家就在此地。萬泰生前對“東漸三黃”的
氣節學問傾倒備至，曾多次對親友說：“今日學術文章，當以姚江黃氏為正宗。”
（李鄴嗣《果堂詩文鈔·送季野授經會稽序》）他還經常親率子弟到黃竹浦盤桓問
學。順治十四年（1657）萬泰去世，宗羲便寫信與泰長子斯年，要萬氏兄弟前來受
業，一力承擔起為故人教育後代的責任，所以，萬氏八兄弟都是黃門高弟，其中，
以斯同（字季野）、斯大（字充宗）、斯選（宇公擇）及斯年之子萬言（字貞一）
成就最著。早在康熙四年（1665），萬氏兄弟與同為黃家三代世交的董氏兄弟（允
囗、允珂、允璘、允瑋）及陳赤衷（字夔獻）等青年學子組織建立“甫上策論會”，
並至餘姚向黃宗羲求教。康熙七年春，宗羲在紹興證人書院講學之後，又應市上諸
門生之請，到寧波主持講席，建立了雨上證人書院、院址先在廣濟橋萬家，後來遷
寧波城西萬氏別墅白雲莊。
宗羲講學具有明確的宗旨。他強調明經通史，以求經世致用，認為“學問必以
六經為根抵，遊腹空談，終無撈摸”（《年譜》），而“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
儒之學”（《神通碑》），又說：“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
而後足以應務”（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所以要求“受業者必先窮經”，
“兼令讀史”（《神道碑》）；在“經世致用”思想的指導下，除了經學史學外，
宗羲還講授天文、地理、數學、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在宗羲的教誨下，甬上弟子
都能刻苦鑽研“經學、史學以及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至遠西（按指西歐國家）
測量推步之學”，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見”（萬經《寒村七十壽序》），其中不少
人成為聞名當代的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
市上證人書院的講學活動持續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結束，這8年是宗
羲講學最有成就而且影響最大的時期。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1676—1679），黃宗羲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寧）講學。
其間不少地方官吏也經常前來問學，宗羲對他們說：“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
也。”（《年譜》）講學雖仍以《四書》《五經》等典籍作教材，但宗羲反對人雲
亦雲的附會，鼓勵學子獨立思考，他說；”各人自用得著的方是學問；尋行數墨，
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經賢傳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謂‘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
子，則障了一路光明’也。”（《年譜》）海昌高足，有查慎行、陳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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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於人世，一見宗羲，便以喪事相托，並說：“唯見知吾意。歿後文字，不託他
人。”（《思舊錄》）——謙益死後，其子孫貽別求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合
肥人，與錢謙益、吳偉業齊名，合稱“江左三大家”）作墓銘文字，宗羲“得免於
是非”（《思舊錄》）。
康熙六年（1667）春，黃宗羲重遊紹興，自念台先生劉宗周崇禎中立證人書院、
大會講學，倏忽已歷30多年。為了紀念自盡殉國的先師，光大師門學說，宗我與同
出念台先生門下的薑希轍（號定庵）、張應鏊（號奠夫）等商議籌畫，於九月重開
證人書院講席。這次講會上，宗羲係統地歸納揭示了宗周學術的四個綱領性命題，
發前人所未發，即：“靜存之外無動察”，“意為心之所存”，“已發未發，以表
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太極為萬物之總名”（詳參《子劉子行狀》卷下），
若幹年後宗羲撰《明儒學案》，亦據此為綱宗。
此後數年中，黃宗羲曾多次赴紹興，與同門會講於證人書院，並著手整理編寫
一批闡述發明蕺山學術精華的著作，如《子劉子學言》、《子劉子行狀》、《證人
會語》、《聖學宗要》、《答董吳仲論學書》等等。宗羲對自己的恩師極為尊重，
經常滿懷深情地談起蕺山先生對他的教誨，宗羲學術也是上承王陽明，近宗劉蕺山。
但他反對盲從，提倡懷疑、提倡疑中求悟求信，當他的學生董元璘（字吳仲）認為
“意為心之所存》這一論斷“未為得也”（《年譜》），便寫了一篇文章，題為
《劉子質疑》，向老師請益。宗羲對學生這種鑽研精神大加肯定，說：“昔人雲：
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團將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
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刀（《答董吾仲論學書》）
康熙七年（1668），黃宗羲到寧波，創辦甬上證人書院。寧波在甬江邊，所以
代稱“甬”或“甬上”，宗羲好友萬泰的家就在此地。萬泰生前對“東漸三黃”的
氣節學問傾倒備至，曾多次對親友說：“今日學術文章，當以姚江黃氏為正宗。”
（李鄴嗣《果堂詩文鈔·送季野授經會稽序》）他還經常親率子弟到黃竹浦盤桓問
學。順治十四年（1657）萬泰去世，宗羲便寫信與泰長子斯年，要萬氏兄弟前來受
業，一力承擔起為故人教育後代的責任，所以，萬氏八兄弟都是黃門高弟，其中，
以斯同（字季野）、斯大（字充宗）、斯選（宇公擇）及斯年之子萬言（字貞一）
成就最著。早在康熙四年（1665），萬氏兄弟與同為黃家三代世交的董氏兄弟（允
囗、允珂、允璘、允瑋）及陳赤衷（字夔獻）等青年學子組織建立“甫上策論會”，
並至餘姚向黃宗羲求教。康熙七年春，宗羲在紹興證人書院講學之後，又應市上諸
門生之請，到寧波主持講席，建立了雨上證人書院、院址先在廣濟橋萬家，後來遷
寧波城西萬氏別墅白雲莊。
宗羲講學具有明確的宗旨。他強調明經通史，以求經世致用，認為“學問必以
六經為根抵，遊腹空談，終無撈摸”（《年譜》），而“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
儒之學”（《神通碑》），又說：“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
而後足以應務”（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所以要求“受業者必先窮經”，
“兼令讀史”（《神道碑》）；在“經世致用”思想的指導下，除了經學史學外，
宗羲還講授天文、地理、數學、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在宗羲的教誨下，甬上弟子
都能刻苦鑽研“經學、史學以及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至遠西（按指西歐國家）
測量推步之學”，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見”（萬經《寒村七十壽序》），其中不少
人成為聞名當代的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
市上證人書院的講學活動持續了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結束，這8年是宗
羲講學最有成就而且影響最大的時期。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1676—1679），黃宗羲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寧）講學。
其間不少地方官吏也經常前來問學，宗羲對他們說：“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
也。”（《年譜》）講學雖仍以《四書》《五經》等典籍作教材，但宗羲反對人雲
亦雲的附會，鼓勵學子獨立思考，他說；”各人自用得著的方是學問；尋行數墨，
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經賢傳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謂‘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
子，則障了一路光明’也。”（《年譜》）海昌高足，有查慎行、陳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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