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孫竟囗囗於爭“正統”，加之馬阮等小人挑撥其間，以至閩浙叔侄之間勢同水火，
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見；文武臣屬之中，雖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
多的人卻貪生怕死、心存觀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將如方國安輩，他們“未建寸
功輒封侯伯……平日驕橫，卑視朝廷，一聞敵至，莫不逃降”（同上），在這種局
麵之下，無論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嘔心瀝血慘澹經營，其必然的結果都將註定
是枉費心力。應當說，宗羲對這一點早就看得相當清楚，40年後，他在為孫嘉績撰
寫的墓誌銘中寫道：“血路心城，豈論修短？……從未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
就算國脈隻能延長一天，他也認為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宗羲和他的同誌們不愧是
令人肅然起敬的殉道者，對他們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敗利鈍”之類的字眼加以
簡單評估，則未免過於冷漠。
在宗羲極力鼓動下，熊汝霖率所部渡江，攻占海鹽，終因軍力單弱，不得不仍
撤迴餘姚。到得五月，孫嘉績將其麾下的火攻營撥交宗羲指揮，宗羲又與兵部主事
兼餘姚令王正中（王之仁之侄，字仲偽，宗羲友人）合軍，共3000人，渡過杭州灣，
在壇頭山會同浙西各軍，準備由海寧再攻海鹽，而此時清軍統帥博洛已開始動作。
二十五日，清軍分水陸兩路進兵；二十七日，擁兵20餘萬的浙江總兵方國安挾持魯
王南逃，除王之仁所部外，其餘各軍皆不戰而潰。六月初一，博洛渡過錢塘江，王
之仁退兵漂泊海上，浙東全線瓦解。宗羲收拾殘部，率500餘人遁入四明山結寨自守，
然後獨自下山探尋魯王行蹤，臨行，宗羲告誡部將“聯絡山民”，與附近群眾搞好
關係。不料下屬違背節製，就近取糧，激怒百姓，當宗羲迴山時，寨子已被山民焚
毀，部眾也或死或散，而清軍又正在到處搜捕他，於是宗羲隻得奉母逃難，避居位
於四明山北麓的化安山雨舍（黃尊素墓園所在），第二年才返迴故居。
順治六年（1649），魯王由閩返浙，駐蹕健跳所（今浙江三門以東），宗羲得
知這一消息，又渡海追隨，升為左金都禦史，不久又晉左副都禦史。其時，大權盡
歸定西侯張名振（宇候服，南京人，1601—1656），而名振自恃功高，開始變得專
橫跋扈起來，其餘諸將也驕蠻無比，“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年譜》）；
宗羲手中無兵，難以有所作為，隻好每日與魯王的禮部尚書吳鍾巒（字巒囗，號囗
舟）談論學問，再有閑暇，便注釋《授時》、《泰西》、《迴迴》三歷。不久，由
於清廷傷令各地將前明遺臣中不降順者的家屬登錄上報，宗羲擔心累及老母，憂心
如焚地嘆道：“主上以忠臣之後信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不能為
薑伯約（按即薑維，三國時蜀將）矣！”（《神道碑》）於是陳情監國，請求歸家，
獲得準許。吳鍾巒親駕三板船送出20裏，波濤聲中，兩人嗚咽而別。宗羲改名易姓，
從小路潛迴故居，時為本年八月。
九月末，張名振火併聽從隆武帝號令的將領黃斌卿（字明輔，福建甫田人，隆
武政權封其為成虜侯），攻占沿海最大島嶼舟山；十月，監國移駕舟山，再召黃宗
羲還朝，並派他和兵部左侍郎馮京第（字躋仲，號簟溪，浙江慈谿人）為澄波將軍
阮美的副手，以萬曆年間李太後頒賜給普陀山的藏經為禮品，出使日本求援[注]。
抵達長崎後，知道日本不肯出兵，宗羲等人失望而歸。大約自此以後，宗羲就不再
在魯王政權中任職了。
當時，清廷在浙江的地方長吏嚴厲鎮壓與魯王集團有聯繫的人，黃宗羲、馮京
第等的姓名被公布於通衢，他們都在緝拿之列。但宗羲並未因此而脫離抗清復明事
業，他與抗清義士的聯繫仍十分密切，“江湖俠客，多來投止”，與在四明山中堅
持抗清的馮京第、王詡之間也常有信使往來。順治七年（1650）三月，宗羲至常熟
拜訪故人錢謙益，以在錢氏絳雲樓讀書為掩護，與謙益密謀策動清“婺中鎮將”馬
進寶起義，以為魯王聲援。九月，清軍大舉圍剿四明山各寨，馮京第兵敗遇害，宗
羲弟宗炎也被逮捕，關在死牢中，於是宗羲冒險潛入寧波，與好友萬泰等人計議，
利用種種關係，在處決前夕才將宗炎救出。順治八年（1651）夏秋之交，清閩浙總
督陳錦計劃分三路進攻舟山，宗羲偵知這一消息，立即派人入海告警。順治十一年
（1654），張名振造使與宗羲聯繫，來人在天台（今浙江天台縣）被逮，宗羲又遭
指名拘捕。順治十三年（1656），慈湖（在浙江慈谿縣東）義軍首領沈爾緒被人出
賣，牽連到黃氏兄弟，官府認定宗羲為首謀，被指名嚴拿，這次宗羲的處境十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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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惜同室操戈、兵戎相見；文武臣屬之中，雖不乏宗羲、之仁等忠勇之士，更
多的人卻貪生怕死、心存觀望，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將如方國安輩，他們“未建寸
功輒封侯伯……平日驕橫，卑視朝廷，一聞敵至，莫不逃降”（同上），在這種局
麵之下，無論宗羲等一班孽子孤臣如何嘔心瀝血慘澹經營，其必然的結果都將註定
是枉費心力。應當說，宗羲對這一點早就看得相當清楚，40年後，他在為孫嘉績撰
寫的墓誌銘中寫道：“血路心城，豈論修短？……從未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
就算國脈隻能延長一天，他也認為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宗羲和他的同誌們不愧是
令人肅然起敬的殉道者，對他們所作的一切，如果用“成敗利鈍”之類的字眼加以
簡單評估，則未免過於冷漠。
在宗羲極力鼓動下，熊汝霖率所部渡江，攻占海鹽，終因軍力單弱，不得不仍
撤迴餘姚。到得五月，孫嘉績將其麾下的火攻營撥交宗羲指揮，宗羲又與兵部主事
兼餘姚令王正中（王之仁之侄，字仲偽，宗羲友人）合軍，共3000人，渡過杭州灣，
在壇頭山會同浙西各軍，準備由海寧再攻海鹽，而此時清軍統帥博洛已開始動作。
二十五日，清軍分水陸兩路進兵；二十七日，擁兵20餘萬的浙江總兵方國安挾持魯
王南逃，除王之仁所部外，其餘各軍皆不戰而潰。六月初一，博洛渡過錢塘江，王
之仁退兵漂泊海上，浙東全線瓦解。宗羲收拾殘部，率500餘人遁入四明山結寨自守，
然後獨自下山探尋魯王行蹤，臨行，宗羲告誡部將“聯絡山民”，與附近群眾搞好
關係。不料下屬違背節製，就近取糧，激怒百姓，當宗羲迴山時，寨子已被山民焚
毀，部眾也或死或散，而清軍又正在到處搜捕他，於是宗羲隻得奉母逃難，避居位
於四明山北麓的化安山雨舍（黃尊素墓園所在），第二年才返迴故居。
順治六年（1649），魯王由閩返浙，駐蹕健跳所（今浙江三門以東），宗羲得
知這一消息，又渡海追隨，升為左金都禦史，不久又晉左副都禦史。其時，大權盡
歸定西侯張名振（宇候服，南京人，1601—1656），而名振自恃功高，開始變得專
橫跋扈起來，其餘諸將也驕蠻無比，“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年譜》）；
宗羲手中無兵，難以有所作為，隻好每日與魯王的禮部尚書吳鍾巒（字巒囗，號囗
舟）談論學問，再有閑暇，便注釋《授時》、《泰西》、《迴迴》三歷。不久，由
於清廷傷令各地將前明遺臣中不降順者的家屬登錄上報，宗羲擔心累及老母，憂心
如焚地嘆道：“主上以忠臣之後信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不能為
薑伯約（按即薑維，三國時蜀將）矣！”（《神道碑》）於是陳情監國，請求歸家，
獲得準許。吳鍾巒親駕三板船送出20裏，波濤聲中，兩人嗚咽而別。宗羲改名易姓，
從小路潛迴故居，時為本年八月。
九月末，張名振火併聽從隆武帝號令的將領黃斌卿（字明輔，福建甫田人，隆
武政權封其為成虜侯），攻占沿海最大島嶼舟山；十月，監國移駕舟山，再召黃宗
羲還朝，並派他和兵部左侍郎馮京第（字躋仲，號簟溪，浙江慈谿人）為澄波將軍
阮美的副手，以萬曆年間李太後頒賜給普陀山的藏經為禮品，出使日本求援[注]。
抵達長崎後，知道日本不肯出兵，宗羲等人失望而歸。大約自此以後，宗羲就不再
在魯王政權中任職了。
當時，清廷在浙江的地方長吏嚴厲鎮壓與魯王集團有聯繫的人，黃宗羲、馮京
第等的姓名被公布於通衢，他們都在緝拿之列。但宗羲並未因此而脫離抗清復明事
業，他與抗清義士的聯繫仍十分密切，“江湖俠客，多來投止”，與在四明山中堅
持抗清的馮京第、王詡之間也常有信使往來。順治七年（1650）三月，宗羲至常熟
拜訪故人錢謙益，以在錢氏絳雲樓讀書為掩護，與謙益密謀策動清“婺中鎮將”馬
進寶起義，以為魯王聲援。九月，清軍大舉圍剿四明山各寨，馮京第兵敗遇害，宗
羲弟宗炎也被逮捕，關在死牢中，於是宗羲冒險潛入寧波，與好友萬泰等人計議，
利用種種關係，在處決前夕才將宗炎救出。順治八年（1651）夏秋之交，清閩浙總
督陳錦計劃分三路進攻舟山，宗羲偵知這一消息，立即派人入海告警。順治十一年
（1654），張名振造使與宗羲聯繫，來人在天台（今浙江天台縣）被逮，宗羲又遭
指名拘捕。順治十三年（1656），慈湖（在浙江慈谿縣東）義軍首領沈爾緒被人出
賣，牽連到黃氏兄弟，官府認定宗羲為首謀，被指名嚴拿，這次宗羲的處境十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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