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主要是自敘經歷，表明拜師求學、立誌做“一等”聖人的心願。王守仁一見王良
儀表不俗，立即走下石階去迎接。進入客廳便請上坐，然後問道：“何冠？”王民
答道：“有虞氏冠”。又問：“何眼？”王良答道；“老萊子服。”又問：“學老
萊子乎？”答曰：“然。”再問：“將止學眼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麵啼哭也？”
王良一聽，肅然起敬，於是俯首傾耳等待守仁賜教。隨即，守仁為他講論“致知格
物”的道理，使他忽然領悟地說：“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
極微，得之心者也。”王良當即拜守仁為師，正式行弟子之禮。他原名銀，守仁替
他改為民，取字為汝止。王艮後來成為守仁的高足，他對陽明心學起了兩方麵的作
用：一是使之在下層人民中得到廣泛傳播，二是使之漸失其傳統，演變成為泰州學
派。
王守仁在南昌講學，內容有所更新，其時已經明確提出“良知”之說。四方學
子慕名而至者為數甚多，一些遭受貶斥的官員亦紛紛投奔陽明，拜為弟子。陳九川、
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王艮等人，日侍講席，聆聽
師說。但巡按禦史唐龍、督學僉事邵說，皆死守程朱舊學，與守仁多次辯難。王
守仁說：“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啟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
至，吾人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於心忍乎？”這就表明自己與朱學和時俗公開對
壘，勢不兩立，在學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崇信朱學者雖多畏避，但追隨王守仁
求學者日益增多。
正德十六年（1521），王守仁50歲，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在南昌講學，
開始提出了“致良知”的重大學說命題。自從經歷了朱宸濠之亂和張忠、許泰之讒，
更加相信“良知”真足以忘卻患難，超脫生死。他在這種特殊的內心體驗中，認識
到“良知”對於統攝身心和適應災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由此進而找到了心學發展
的新途徑——“致良知”。王守仁曾遺書鄒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
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日多事以來，隻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
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送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他又對門人
陳九川說：“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還說：“某於此良
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隻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
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王守仁強調學者必須著實用功，加強道德修
養，才能“致良知”。自從南都講學以來，他一直教導門人以“存天理，滅人慾”
為本，有人問何謂“存天理，滅人慾”，則令其獨自去探求；至於“天理”為何物，
他從未加以講論。隻是到了此時（正德十六年），他才明確指出“天理”即“良知”，
“去人慾”即“致良知”。這表明王守仁心學已經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其思想
體係的建立已經進入了一個日臻完善的階段。
同年三月，武宗朱厚照一命嗚唿。四月，朱厚囗即位，是為明世宗。五月，王
守仁藉此“新政英明”之際，召集門人雅會於廬山白鹿洞書院，共同倡明心學。其
時，他躊躇滿誌，以為世宗即位之後，自己一定會大有作為。果真不出所料，朝廷
於六月召王守仁入京。他即刻啟程北上，行至錢塘，因輔臣互相傾軋而受阻，隻任
命他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王守仁未得重用；感到大失所望，於是上疏請求
便道歸省，朝廷準奏。九月，他迴到了浙江餘姚，“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
良知”。但鄉中故老以舊眼光看待王守仁，對他的學說有所懷疑。而錢德洪卻深信
王守仁的“良知”之說，乃力排眾議，帶領兩個侄子大經和應揚，以及鄭寅、俞大
本等人，經王正心通贄請見。次日，夏淳、範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
徐珊、管州、穀鍾秀、黃文煥、周於德、楊珂等74人及門受學。後來，錢德洪便成
為王守仁的高足，與王畿齊名，被學者稱為“教授師”。
十二月，明世宗錄平定宸濠之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由於權臣的嫉妒和排斥，
“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明史》本傳）。王守仁為明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並未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朝廷在名義上是給予他升賞，而實際上卻對他加以罷黜。
次年，王守仁因服父喪，不召；而後來免喪，亦不召。
九、創姚江學派
自從王守仁迴到餘姚以後，專意講學授徒，致力於創建姚江學派。因有其高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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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不俗，立即走下石階去迎接。進入客廳便請上坐，然後問道：“何冠？”王民
答道：“有虞氏冠”。又問：“何眼？”王良答道；“老萊子服。”又問：“學老
萊子乎？”答曰：“然。”再問：“將止學眼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麵啼哭也？”
王良一聽，肅然起敬，於是俯首傾耳等待守仁賜教。隨即，守仁為他講論“致知格
物”的道理，使他忽然領悟地說：“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
極微，得之心者也。”王良當即拜守仁為師，正式行弟子之禮。他原名銀，守仁替
他改為民，取字為汝止。王艮後來成為守仁的高足，他對陽明心學起了兩方麵的作
用：一是使之在下層人民中得到廣泛傳播，二是使之漸失其傳統，演變成為泰州學
派。
王守仁在南昌講學，內容有所更新，其時已經明確提出“良知”之說。四方學
子慕名而至者為數甚多，一些遭受貶斥的官員亦紛紛投奔陽明，拜為弟子。陳九川、
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王艮等人，日侍講席，聆聽
師說。但巡按禦史唐龍、督學僉事邵說，皆死守程朱舊學，與守仁多次辯難。王
守仁說：“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啟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
至，吾人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於心忍乎？”這就表明自己與朱學和時俗公開對
壘，勢不兩立，在學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崇信朱學者雖多畏避，但追隨王守仁
求學者日益增多。
正德十六年（1521），王守仁50歲，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在南昌講學，
開始提出了“致良知”的重大學說命題。自從經歷了朱宸濠之亂和張忠、許泰之讒，
更加相信“良知”真足以忘卻患難，超脫生死。他在這種特殊的內心體驗中，認識
到“良知”對於統攝身心和適應災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由此進而找到了心學發展
的新途徑——“致良知”。王守仁曾遺書鄒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
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日多事以來，隻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
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送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他又對門人
陳九川說：“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還說：“某於此良
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隻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
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王守仁強調學者必須著實用功，加強道德修
養，才能“致良知”。自從南都講學以來，他一直教導門人以“存天理，滅人慾”
為本，有人問何謂“存天理，滅人慾”，則令其獨自去探求；至於“天理”為何物，
他從未加以講論。隻是到了此時（正德十六年），他才明確指出“天理”即“良知”，
“去人慾”即“致良知”。這表明王守仁心學已經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其思想
體係的建立已經進入了一個日臻完善的階段。
同年三月，武宗朱厚照一命嗚唿。四月，朱厚囗即位，是為明世宗。五月，王
守仁藉此“新政英明”之際，召集門人雅會於廬山白鹿洞書院，共同倡明心學。其
時，他躊躇滿誌，以為世宗即位之後，自己一定會大有作為。果真不出所料，朝廷
於六月召王守仁入京。他即刻啟程北上，行至錢塘，因輔臣互相傾軋而受阻，隻任
命他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王守仁未得重用；感到大失所望，於是上疏請求
便道歸省，朝廷準奏。九月，他迴到了浙江餘姚，“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
良知”。但鄉中故老以舊眼光看待王守仁，對他的學說有所懷疑。而錢德洪卻深信
王守仁的“良知”之說，乃力排眾議，帶領兩個侄子大經和應揚，以及鄭寅、俞大
本等人，經王正心通贄請見。次日，夏淳、範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
徐珊、管州、穀鍾秀、黃文煥、周於德、楊珂等74人及門受學。後來，錢德洪便成
為王守仁的高足，與王畿齊名，被學者稱為“教授師”。
十二月，明世宗錄平定宸濠之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由於權臣的嫉妒和排斥，
“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明史》本傳）。王守仁為明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並未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朝廷在名義上是給予他升賞，而實際上卻對他加以罷黜。
次年，王守仁因服父喪，不召；而後來免喪，亦不召。
九、創姚江學派
自從王守仁迴到餘姚以後，專意講學授徒，致力於創建姚江學派。因有其高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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