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為“盜”，然而，他又認為，農民之所以為“盜”，是因為那些貪官汙吏用暴力
逼迫所至。他說：“民非自暴，吏誨之盜。”（《文集》卷20，《處士高君墓誌銘》）
所謂“吏誨之盜”，意思是認為那些貪官暴吏本身就是殘害人民的盜賊，他們就是
強盜們的老師，老百姓之所以為“盜”，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罷了。他
又說：“使民無所蓖，是為盜而寇民者，吏也。而民貧賊興，則善良受其害，此千
載一律。”（同上）短短的兩句話，對封建剝削階級統治下“官逼民反”的根源揭
露得十分深刻。從歷史經驗上講，“民貧賊興”，歷來如此，民為什麽貧？歸根結
底是剝削和壓迫造成的。上述言論反映了魏了翁敢於麵對現實，不迴避矛盾，能夠
仗義直言，大膽地批判封建製度下的主要弊端，表現了他的重民思想的可貴之處。
（二）針對南宋弊政的社會改良思想。
為了挽救社會危機，魏了翁提出了他的社會改革方案。他針對當時南宋政權的
弊政，提出了以下的意見和建議：
第一，實行裕民政策。他建議“先修裕民之政，請薄斂、省債、振荒、救飢。”
（《文集》，《問兵民財吏之弊今日何以為革之方》）魏了翁鑑於當時由於政府和
大小地主對農民的沉重剝削造成的嚴重的社會問題，已經威脅著政治統治的穩定，
他認為，解決危機的首要任務應該是穩定人心，爭取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
支持，就應做到孔子提出的“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如果能使這一
“聖人之言字字服行，未有不明效大驗者，特患不能實下功夫而徒假外飾。”（
《文集》卷34，《答曾參政》）他向皇帝上書，要求實行履畝之令以寬民力。具體
辦法是“督上戶（大地主）貴近之家（享有免稅特權的權貴之家）”入稅，“借上
戶氣勢以振作椿幣（紙幣），或可望其指日增價”（《文集》卷20，《奏乞審度履
畝利害以寬中下戶》），期望用這一措施來解決貨幣危機。對“下戶（自耕農）或
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其應納之賦稅”。他認為，這樣就可以“讓中下戶寬得一分，
則受一分之賜，人心不搖，弊事可革，天下幸甚。”（同上）這一改良措施完全是
針對當時大地主逃避賦稅，農民承受不起過重負擔而造成的財政空虛而提出來的。
魏了翁的裕民薄斂主張，雖然是為了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在客觀上也是符合人
民利益和願望的。
第二，針對當時的政治危機，魏了翁提出了“治國之本始於正君”的主張。
這條主張是根據朱熹“正君心是大本”之說而來。它包含了在一定程度上限製
皇權的思想。如何正君心？就是要求皇帝做到“正心誠意”，不能以一人之好惡為
用舍。（《文集》卷42，《安少保果州生祠記》）他認為這是管理好國家的根本。
而要達到這一要求，就必須廣開言路以通下情。他對皇帝說：“豈有言脫諸口，必
使心同聲並談而莫予違也，此風一成而依阿者得誌，正直者屏遠，尤非國家之福。
唯陛下亟圖之。”（《文集》卷19，《奏議第四紮》）他甚至要求最高統治者“親
賢而遠色，清心而寡慾”（《文集》卷19，《奏事第三劄》），更要做到“舍己以
從眾，舉賢而遜能”（《文集》卷18，《應詔封事》）。這些言論，表現了魏了翁
敢於“犯顏直諫”，不同於那些處處投人君之好惡，一味阿諛逢迎以求得誌的鮮廉
寡恥之徒，表明了他的正直無私的性格。這種提出限製皇權的大膽言論，在歷史上
曾有董仲舒提出過，他企圖用“天人感應”的神權說教來限製皇權，結果是差一點
丟掉腦袋。朱熹和魏了翁企圖用“正君心”的辦法限製皇權，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
封建政權的長治久安。然而這個主張同那個至高無上的皇帝是相牴觸的，對他來說，
無非是緣木求魚，不可能產生良好的效果。
第三，針對南宋政權的機構癰腫、官俸開支龐大，提出了裁減冗員的方案，同
時還提出省用、理財，講求實功的建議。在理財的問題上，魏了翁不象其他理學家
那樣，把義理同功利對立起來，相反，他主張把義理和功利統一起來。如他說：
“眾寡強弱可不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功之利害從之。”（《文集》卷47，
《黔陽縣學記》）隻要是從義理出發，凡符合義理之是非標準的事功，其所產生的
利害關係，就應該予以計較。
此外，他還提出了解決兵製腐敗、軍隊龐大而缺乏戰鬥力的一些建議，如要求
令軍隊屯墾戍邊以開發邊疆農業、增加軍糧儲備、加強邊境防衛力等等。
四、兼收各家之長 創立一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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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所至。他說：“民非自暴，吏誨之盜。”（《文集》卷20，《處士高君墓誌銘》）
所謂“吏誨之盜”，意思是認為那些貪官暴吏本身就是殘害人民的盜賊，他們就是
強盜們的老師，老百姓之所以為“盜”，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罷了。他
又說：“使民無所蓖，是為盜而寇民者，吏也。而民貧賊興，則善良受其害，此千
載一律。”（同上）短短的兩句話，對封建剝削階級統治下“官逼民反”的根源揭
露得十分深刻。從歷史經驗上講，“民貧賊興”，歷來如此，民為什麽貧？歸根結
底是剝削和壓迫造成的。上述言論反映了魏了翁敢於麵對現實，不迴避矛盾，能夠
仗義直言，大膽地批判封建製度下的主要弊端，表現了他的重民思想的可貴之處。
（二）針對南宋弊政的社會改良思想。
為了挽救社會危機，魏了翁提出了他的社會改革方案。他針對當時南宋政權的
弊政，提出了以下的意見和建議：
第一，實行裕民政策。他建議“先修裕民之政，請薄斂、省債、振荒、救飢。”
（《文集》，《問兵民財吏之弊今日何以為革之方》）魏了翁鑑於當時由於政府和
大小地主對農民的沉重剝削造成的嚴重的社會問題，已經威脅著政治統治的穩定，
他認為，解決危機的首要任務應該是穩定人心，爭取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
支持，就應做到孔子提出的“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如果能使這一
“聖人之言字字服行，未有不明效大驗者，特患不能實下功夫而徒假外飾。”（
《文集》卷34，《答曾參政》）他向皇帝上書，要求實行履畝之令以寬民力。具體
辦法是“督上戶（大地主）貴近之家（享有免稅特權的權貴之家）”入稅，“借上
戶氣勢以振作椿幣（紙幣），或可望其指日增價”（《文集》卷20，《奏乞審度履
畝利害以寬中下戶》），期望用這一措施來解決貨幣危機。對“下戶（自耕農）或
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其應納之賦稅”。他認為，這樣就可以“讓中下戶寬得一分，
則受一分之賜，人心不搖，弊事可革，天下幸甚。”（同上）這一改良措施完全是
針對當時大地主逃避賦稅，農民承受不起過重負擔而造成的財政空虛而提出來的。
魏了翁的裕民薄斂主張，雖然是為了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在客觀上也是符合人
民利益和願望的。
第二，針對當時的政治危機，魏了翁提出了“治國之本始於正君”的主張。
這條主張是根據朱熹“正君心是大本”之說而來。它包含了在一定程度上限製
皇權的思想。如何正君心？就是要求皇帝做到“正心誠意”，不能以一人之好惡為
用舍。（《文集》卷42，《安少保果州生祠記》）他認為這是管理好國家的根本。
而要達到這一要求，就必須廣開言路以通下情。他對皇帝說：“豈有言脫諸口，必
使心同聲並談而莫予違也，此風一成而依阿者得誌，正直者屏遠，尤非國家之福。
唯陛下亟圖之。”（《文集》卷19，《奏議第四紮》）他甚至要求最高統治者“親
賢而遠色，清心而寡慾”（《文集》卷19，《奏事第三劄》），更要做到“舍己以
從眾，舉賢而遜能”（《文集》卷18，《應詔封事》）。這些言論，表現了魏了翁
敢於“犯顏直諫”，不同於那些處處投人君之好惡，一味阿諛逢迎以求得誌的鮮廉
寡恥之徒，表明了他的正直無私的性格。這種提出限製皇權的大膽言論，在歷史上
曾有董仲舒提出過，他企圖用“天人感應”的神權說教來限製皇權，結果是差一點
丟掉腦袋。朱熹和魏了翁企圖用“正君心”的辦法限製皇權，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
封建政權的長治久安。然而這個主張同那個至高無上的皇帝是相牴觸的，對他來說，
無非是緣木求魚，不可能產生良好的效果。
第三，針對南宋政權的機構癰腫、官俸開支龐大，提出了裁減冗員的方案，同
時還提出省用、理財，講求實功的建議。在理財的問題上，魏了翁不象其他理學家
那樣，把義理同功利對立起來，相反，他主張把義理和功利統一起來。如他說：
“眾寡強弱可不計，然本諸義理之是非，則事功之利害從之。”（《文集》卷47，
《黔陽縣學記》）隻要是從義理出發，凡符合義理之是非標準的事功，其所產生的
利害關係，就應該予以計較。
此外，他還提出了解決兵製腐敗、軍隊龐大而缺乏戰鬥力的一些建議，如要求
令軍隊屯墾戍邊以開發邊疆農業、增加軍糧儲備、加強邊境防衛力等等。
四、兼收各家之長 創立一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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