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過程中，魏了翁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魏了翁當時竭力倡導理學，雖然是為了幫助南宋王朝維護其封建的中央集權製
度，但也是為了解決當時的社會危機。那時的南宋小朝廷苟安東南一隅，統治集團
中的權貴們，甘心忍辱事敵謀和，不思進取復仇，恢復失地。他們之中的多數人，
隻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鞏固既得利益，以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們為了滿足自
己貪得無厭的欲求，不斷加深了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魏了翁曾對當時的社會狀態
有所揭露，他指出：“富者連阡陌，貧者厭糟糠”（《文集》卷43，《譚州惠民倉
記》），“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為市，與民為仇。”（《文集》卷37，《江陵別
安撫》）“以漁獵為學問，以輟輯為文章，以操功為實才，以貪刻為奉公”（《文
集》卷16；《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他揭發上述士人將“六經之書僅為記覽辭
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文集》卷43，《譚州惠民合記》）正是由於上述
腐敗之風，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加深了統治危機，使南宋王朝處於岌岌可危之中。
作為地主階級中有識之士魏了翁，清醒地看到了這種危機，他企圖以理學為國號，
使之作為指導思想，用以整治人心，扭轉政風和士風’達到挽救危機之目的。這就
是他和真德秀等人要極力為理學爭取地位的目的。
三、政治思想開明 積極倡言改良
在南宋時期的理學家之中，魏了翁的政治思想是傾向於進步的。作為一個封建
社會中的進步思想家，其主要標誌是看他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能否關心人民疾苦，
是否能大膽地揭露剝削製度下的不合理現象，並提出有利於社會進步的社會改革方
案。在這幾個方麵，魏了貧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現。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
他算是一位頭腦比較清醒的。
魏了翁在政治思想上的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觀民以察我道”的重民思想。
在儒家經典之中，很早就提出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敬德保
民”主張，特別是孟子“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可算是儒家學說中的進步思
想成分。魏了翁出身於平民家庭，他對這些優良的思想成分自然容易有所繼承，
“觀民以察我道”的重民思想就表明了這一點。他說：“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
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助民？”（《文集·特班奏事》）
這個說法雖然帶有濃厚的天命論色彩，然而結合當時流行的思想意識來看，這個
“天”無疑是指天理。在魏了翁看來，天意與民意是一致的，欺民就是欺天，欺天
就是欺民，這種行為是天理所不能容的。他警告統治者不可作欺民之事。因此，他
強調：“為政不害於民”。他說：“為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
百姓和而年歲豐也。”（《春秋左傳要義》卷7）這種把民和天看得同等重要的觀點，
在當時的封建士大夫中，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鞏固封建政權，
但他畢竟認識到，首先必須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才能達到使國家鞏固，
隻有不害於民，才可能使勞動人民得以積極從事生產活動，從而做到民和歲豐。為
此，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在上位，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春
秋左傳要義》卷7）。這就為“忠”的內容賦予了新的含義，他不認為僅僅把對君主
的愚忠看做是“忠”的全部內容，而把關心民眾疾苦，改善他們的生活，使之得到
安定和溫飽也看做是“忠”的一個重要標誌。當然，這也是與忠君有著直接聯繫的。
從上述觀點出發，魏了翁大膽而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王朝的“欺民之事”，他說：
“今錢荒、物貴、賦重，斂煩，獨仰歲以為生，將救民於垂死。”（《文集》卷99，
《天慶節祈雨醮詞》）他對當時社會上的貧富兩極分化之原因也進行了揭露，魏了
前指出：“富者彌富，驕奢而難治；貧者益貧，饑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至貧，
富者削貧而為富。惡民之富乃是湣民之貧。”（《春秋左傳要義》卷27）。他提出
消除這一惡果的辦法是“使貧富均而勞逸等”（同上）。這種“均貧富，等勞逸”
的說法，竟然出自一位封建地位階級思想家魏了翁之口，其與當時農民起義軍“均
貧富，等貴賤”的革命口號幾乎同出一轍，確實值得加以玩味，從這個觀點來看，
我們更可以了解到魏了翁重民思想的可貴之處。對於當時農民群眾反抗地主階級的
鬥爭，魏了翁同樣是站在地主階級統治者的立場上加以反對，他也把起義的農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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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當時竭力倡導理學，雖然是為了幫助南宋王朝維護其封建的中央集權製
度，但也是為了解決當時的社會危機。那時的南宋小朝廷苟安東南一隅，統治集團
中的權貴們，甘心忍辱事敵謀和，不思進取復仇，恢復失地。他們之中的多數人，
隻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於鞏固既得利益，以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們為了滿足自
己貪得無厭的欲求，不斷加深了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魏了翁曾對當時的社會狀態
有所揭露，他指出：“富者連阡陌，貧者厭糟糠”（《文集》卷43，《譚州惠民倉
記》），“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為市，與民為仇。”（《文集》卷37，《江陵別
安撫》）“以漁獵為學問，以輟輯為文章，以操功為實才，以貪刻為奉公”（《文
集》卷16；《論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他揭發上述士人將“六經之書僅為記覽辭
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文集》卷43，《譚州惠民合記》）正是由於上述
腐敗之風，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加深了統治危機，使南宋王朝處於岌岌可危之中。
作為地主階級中有識之士魏了翁，清醒地看到了這種危機，他企圖以理學為國號，
使之作為指導思想，用以整治人心，扭轉政風和士風’達到挽救危機之目的。這就
是他和真德秀等人要極力為理學爭取地位的目的。
三、政治思想開明 積極倡言改良
在南宋時期的理學家之中，魏了翁的政治思想是傾向於進步的。作為一個封建
社會中的進步思想家，其主要標誌是看他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能否關心人民疾苦，
是否能大膽地揭露剝削製度下的不合理現象，並提出有利於社會進步的社會改革方
案。在這幾個方麵，魏了貧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現。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
他算是一位頭腦比較清醒的。
魏了翁在政治思想上的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觀民以察我道”的重民思想。
在儒家經典之中，很早就提出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敬德保
民”主張，特別是孟子“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可算是儒家學說中的進步思
想成分。魏了翁出身於平民家庭，他對這些優良的思想成分自然容易有所繼承，
“觀民以察我道”的重民思想就表明了這一點。他說：“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
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助民？”（《文集·特班奏事》）
這個說法雖然帶有濃厚的天命論色彩，然而結合當時流行的思想意識來看，這個
“天”無疑是指天理。在魏了翁看來，天意與民意是一致的，欺民就是欺天，欺天
就是欺民，這種行為是天理所不能容的。他警告統治者不可作欺民之事。因此，他
強調：“為政不害於民”。他說：“為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
百姓和而年歲豐也。”（《春秋左傳要義》卷7）這種把民和天看得同等重要的觀點，
在當時的封建士大夫中，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鞏固封建政權，
但他畢竟認識到，首先必須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才能達到使國家鞏固，
隻有不害於民，才可能使勞動人民得以積極從事生產活動，從而做到民和歲豐。為
此，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在上位，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春
秋左傳要義》卷7）。這就為“忠”的內容賦予了新的含義，他不認為僅僅把對君主
的愚忠看做是“忠”的全部內容，而把關心民眾疾苦，改善他們的生活，使之得到
安定和溫飽也看做是“忠”的一個重要標誌。當然，這也是與忠君有著直接聯繫的。
從上述觀點出發，魏了翁大膽而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王朝的“欺民之事”，他說：
“今錢荒、物貴、賦重，斂煩，獨仰歲以為生，將救民於垂死。”（《文集》卷99，
《天慶節祈雨醮詞》）他對當時社會上的貧富兩極分化之原因也進行了揭露，魏了
前指出：“富者彌富，驕奢而難治；貧者益貧，饑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至貧，
富者削貧而為富。惡民之富乃是湣民之貧。”（《春秋左傳要義》卷27）。他提出
消除這一惡果的辦法是“使貧富均而勞逸等”（同上）。這種“均貧富，等勞逸”
的說法，竟然出自一位封建地位階級思想家魏了翁之口，其與當時農民起義軍“均
貧富，等貴賤”的革命口號幾乎同出一轍，確實值得加以玩味，從這個觀點來看，
我們更可以了解到魏了翁重民思想的可貴之處。對於當時農民群眾反抗地主階級的
鬥爭，魏了翁同樣是站在地主階級統治者的立場上加以反對，他也把起義的農民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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