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中受到牽連或壓抑，其倡導者甚至遭到打擊排斥。南宋前期出現
的“慶元黨禁”，曾使理學遭受厄運。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年），理學勢
力相當可觀，當時有朱熹、張栻、呂祖謙和陸九淵等著名理學家聚徒講學，其影響
很大，理學發展十分迅速。朱熹等人還藉助於給皇帝講書的機會來幹預朝政，因而
引起了一些官員的敵視和反對，如鄭丙、陳賈、林栗等人就十分敵視理學人士，先
後奏請禁止理學。到來寧宗慶元年間（1195一1200年），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
以趙汝愚同韓囗胄為代表的兩派政治勢力的權力之爭。當時身居相位的趙汝愚，引
用了朱熹等理學家擔任要職，而韓囗胄則在朝中一批反理學官員支持下，與趙汝愚
爭奪權力。結果是韓囗胄得勢，趙汝愚被迫下台。這就使理學勢力在政治上受到了
沉重的打擊，理學被定為“偽學”而被嚴令禁止，又將朱熹等59人列為“過黨”加
以打擊排斥。此後，理學便開始處於低潮時期。
魏了翁在上述情況下，於1199年考中進士。到了慶元年間（1205—1207年），
韓囗胄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以鞏固自己的權勢，冒然發動了對金戰爭，結果失敗被
誅。嘉定改元（1208年），史彌遠為相，以韓囗胄為代表的主戰派勢力受到挫敗。
在這種政治氣氛中，理學又重新抬頭。魏了翁和真德秀就是在理學處於低潮時期從
事學術和政治活動的。他們二人“誌同氣合”，共同為“嗣往聖，開來哲”——為
接承“道統”，振興和發揚理學而共同奮鬥。
嘉定九年（1216年），當時正在四川做官的魏了翁開始上疏宋寧宗，請求表彰
理學開山周敦頤，請為之賜封諡號。其奏疏說：
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這其歸。……
敦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
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曉然於誅泅之正傳。……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
傳，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
心，其於一代之治亂、萬世之明暗所關，蓋甚不淺。（《文集》卷15，《奏乞為周
濂溪賜諡》）
對理學家的褒贈，在當時已有先例，如嘉定二年（1209年），宋寧宗曾下詔，
賜朱熹為“文公”，嘉定八年，又諡張栻為“宣公”，嘉定九年，再諡呂祖謙為
“成公”。然而，請為周敦頤和二程賜諡號，則是一樁不尋常的事件。按照歷史慣
例，死後有資格受封諡號者，都是在生前地位特高、受到皇帝敬重的人，周敦頤和
二程，生前並未顯耀於朝廷，社會地位不高。再則，史彌遠之表彰朱熹等人，實出
於政治需要。因此，朝廷對魏了翁請給周、程賜封諡號和定理學為正宗的建議，一
時難於作出決定，因而遲遲不能表示可否，更未得到施行。
嘉定十年（1217年），魏了翁再次上疏申言前奏，請為周敦頤和二程賜封諡號。
在此次上書中，他把這件事看做是關係“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的大事，要求
把他們的思想學說定為指導思想，“以風勵四方，示學士趨向之級，則其於崇化善
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同上，《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諡議》經過魏了翁的一
再奏請和強調，加之一些朝臣如真德秀等人的有力支持，到了嘉定十三年（122。年），
宋寧宗終於決定下了詔書，諡周敦頤為元公，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並向全國
褒揚了周、程開創理學的功績。以此為契機，崇尚理學之風很快就在國內各地興起。
各州郡紛紛為周程等理學家建立祠堂。魏了翁也應各州郡之請，為各處的周、程祠
堂作記，表彰宏揚，大張理學旗幟，如他在《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中說：“不有
周程諸學為圖為書，振聾發瞽，如是而為極、為儀、為性命，為仁義禮智、為陰陽
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所於聞。”（《全
集》卷48）這些話，將周敦頤和二程同他們開創的理學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
在魏了翁看來，有了周、程三人的出現，世人才得以從“泯泯憒憒”中清醒過來，
否則文明將會趨於紙滅，人們隻能懵懵懂懂地處於野蠻狀態之中。這種看法未免誇
張過分。
周、程等理學家及其所開創的理學受到朝廷的公開褒揚，這是中國儒學發展史
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自此以後，以理學形態出現的新儒學，不僅成為南宋後期在意
識形態中居於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學，並且一直為後世的統治階級所尊崇，成了長時
期居於支配地位的思想理論基礎。由此可見，在使理學從“偽學”變為官方正統學
</br>
的“慶元黨禁”，曾使理學遭受厄運。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年），理學勢
力相當可觀，當時有朱熹、張栻、呂祖謙和陸九淵等著名理學家聚徒講學，其影響
很大，理學發展十分迅速。朱熹等人還藉助於給皇帝講書的機會來幹預朝政，因而
引起了一些官員的敵視和反對，如鄭丙、陳賈、林栗等人就十分敵視理學人士，先
後奏請禁止理學。到來寧宗慶元年間（1195一1200年），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
以趙汝愚同韓囗胄為代表的兩派政治勢力的權力之爭。當時身居相位的趙汝愚，引
用了朱熹等理學家擔任要職，而韓囗胄則在朝中一批反理學官員支持下，與趙汝愚
爭奪權力。結果是韓囗胄得勢，趙汝愚被迫下台。這就使理學勢力在政治上受到了
沉重的打擊，理學被定為“偽學”而被嚴令禁止，又將朱熹等59人列為“過黨”加
以打擊排斥。此後，理學便開始處於低潮時期。
魏了翁在上述情況下，於1199年考中進士。到了慶元年間（1205—1207年），
韓囗胄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以鞏固自己的權勢，冒然發動了對金戰爭，結果失敗被
誅。嘉定改元（1208年），史彌遠為相，以韓囗胄為代表的主戰派勢力受到挫敗。
在這種政治氣氛中，理學又重新抬頭。魏了翁和真德秀就是在理學處於低潮時期從
事學術和政治活動的。他們二人“誌同氣合”，共同為“嗣往聖，開來哲”——為
接承“道統”，振興和發揚理學而共同奮鬥。
嘉定九年（1216年），當時正在四川做官的魏了翁開始上疏宋寧宗，請求表彰
理學開山周敦頤，請為之賜封諡號。其奏疏說：
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這其歸。……
敦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
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曉然於誅泅之正傳。……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
傳，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
心，其於一代之治亂、萬世之明暗所關，蓋甚不淺。（《文集》卷15，《奏乞為周
濂溪賜諡》）
對理學家的褒贈，在當時已有先例，如嘉定二年（1209年），宋寧宗曾下詔，
賜朱熹為“文公”，嘉定八年，又諡張栻為“宣公”，嘉定九年，再諡呂祖謙為
“成公”。然而，請為周敦頤和二程賜諡號，則是一樁不尋常的事件。按照歷史慣
例，死後有資格受封諡號者，都是在生前地位特高、受到皇帝敬重的人，周敦頤和
二程，生前並未顯耀於朝廷，社會地位不高。再則，史彌遠之表彰朱熹等人，實出
於政治需要。因此，朝廷對魏了翁請給周、程賜封諡號和定理學為正宗的建議，一
時難於作出決定，因而遲遲不能表示可否，更未得到施行。
嘉定十年（1217年），魏了翁再次上疏申言前奏，請為周敦頤和二程賜封諡號。
在此次上書中，他把這件事看做是關係“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的大事，要求
把他們的思想學說定為指導思想，“以風勵四方，示學士趨向之級，則其於崇化善
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同上，《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諡議》經過魏了翁的一
再奏請和強調，加之一些朝臣如真德秀等人的有力支持，到了嘉定十三年（122。年），
宋寧宗終於決定下了詔書，諡周敦頤為元公，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並向全國
褒揚了周、程開創理學的功績。以此為契機，崇尚理學之風很快就在國內各地興起。
各州郡紛紛為周程等理學家建立祠堂。魏了翁也應各州郡之請，為各處的周、程祠
堂作記，表彰宏揚，大張理學旗幟，如他在《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中說：“不有
周程諸學為圖為書，振聾發瞽，如是而為極、為儀、為性命，為仁義禮智、為陰陽
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所於聞。”（《全
集》卷48）這些話，將周敦頤和二程同他們開創的理學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
在魏了翁看來，有了周、程三人的出現，世人才得以從“泯泯憒憒”中清醒過來，
否則文明將會趨於紙滅，人們隻能懵懵懂懂地處於野蠻狀態之中。這種看法未免誇
張過分。
周、程等理學家及其所開創的理學受到朝廷的公開褒揚，這是中國儒學發展史
上的一個重大轉折。自此以後，以理學形態出現的新儒學，不僅成為南宋後期在意
識形態中居於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學，並且一直為後世的統治階級所尊崇，成了長時
期居於支配地位的思想理論基礎。由此可見，在使理學從“偽學”變為官方正統學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