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小民”得以生活下去，而繼續進行橫徵暴斂，南宋的統治就很難維持，更談不
上什麽“規復”大計。
葉適不僅主張廢除和減輕對人民的橫徵暴斂，並且提出要把田賦減輕到十一以
下。他指出，古代行十一之稅，而“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所不知，……
亦豈得為中正哉”？（同上）
第三，提出“爵不必親”，“田不必子”的平均主義理想。針對當時大地主集
團集中和土地兼併，形成貧賤富貴懸殊的嚴重兩極分化情況，他提出了“爵不必親，
而疏者可界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宋元學案》卷45，《水心學案》，
《習學記言》）的理想，甚至還認為許行的“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囗而治”的理
想猶勝於“刻薄之政”。流露了“囗多益寡，稱物平均”的平均主義傾向。不過，
葉適提不出更好的辦法來解決嚴重的土地兼併和集中問題。據《水心學案下》所記
黃震述評葉適的“省養兵之費”意見中，主張用“賣官田”的辦法緩和當時土地關
係的矛盾，認為這種辦法行不通。這個論斷是合乎實際的。
第四，係統地提出了抗金和恢復故疆的意見和辦法。其主要策略見本文第一節。
為此，他認為力圖“規復”，必先改良內政，其中心問題如上所述，在於“寬民”，
用減免人民負擔的辦法調和內部的階級關係。
此外，葉適還在改良內政和選用人才方麵提出了一些較好的主張。但其內容都
是補偏救弊之類的改良辦法，雖有革新思想，而並沒有跳出古製的框架範圍。
三、抨擊理學 堅守唯物主義陣地
葉適和陳亮一樣，是站在理學陣營之外而對理學唯心主義進行批判與責難的儒
家學者，是在“天下爭言性命之學”的時候，承接了薛季宣和陳傅良的功利說而與
程朱理學和心學對立的事功學派著名學者。葉適同理學、心學相對立的思想體係，
是他從50歲（1207年）被奪職迴鄉到74歲（1223年），經過16年的潛心研究才形成
的。由於其思想與理學相對立，朱熹在《語類》中指責說：“永嘉、永康之說，大
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而黃宗羲在《宋元學案·良齋學案》的案語中則說：
“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葉適
的實事實功思想，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把他的這個思想概括為“務實
而不務虛。”因此，他也和陳亮一樣，主張把“義理”和“事功”統一起來，反對
忽視功利而專尚“義理”的空言浮論。他指出：“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製策，
小則科舉，……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
之義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
（《水心文集》卷10《始議二》）這對當時流行於社會的崇尚空談義理，“天下爭
言性命之學”的不切實際的士風，可謂一針見血的有力重刺。這些言論，無疑是對
理學家的無情批判。因為在當時，無論是朱熹還是陸九淵，都把義理和功利對立起
來，隻講義理，否定功利。葉適認為，如果“以功業為可略，隻是高談“性命”，
“義理”，不管議論如何精深，也隻是空言。事實正是如此，朱、陸等人辯析理學
的範疇和概念，以及論述理學的概念的時候，其議論相當精密，但他們走了極端，
用形上學的方法將“義”與“利”絕對對立起來。葉適批評這種思想說：“仁人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
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
（《習學記言》卷23）葉適指出，董仲舒所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的
說教，把道德的原理原則同物質利益對立起來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道德
不能脫離功利，它必須體現為一定的功效，既無功利，則所謂道義，隻不過是空話
而已。道義和功利應該是相互結合，相互統一的。
與“義利之辨”相聯繫，對理學家在“天理與人慾之辨”的問題上，葉適也有
異議。他說：“近世之論學，謂動以天為無妄，而以天理人慾為聖狂之分者”（同
上卷2）的說法是“擇義未精”的錯誤言論。對理學家的“主靜”學說，他也持相反
的看法，他說：“但不生耳，生即動，何有於靜？”（同上卷8）認為生命即是運動，
人要生活，就不能主靜。這就批判了理學家“以性為靜，以物為欲，尊性而賤欲”
（同上卷幻的禁欲主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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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什麽“規復”大計。
葉適不僅主張廢除和減輕對人民的橫徵暴斂，並且提出要把田賦減輕到十一以
下。他指出，古代行十一之稅，而“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所不知，……
亦豈得為中正哉”？（同上）
第三，提出“爵不必親”，“田不必子”的平均主義理想。針對當時大地主集
團集中和土地兼併，形成貧賤富貴懸殊的嚴重兩極分化情況，他提出了“爵不必親，
而疏者可界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宋元學案》卷45，《水心學案》，
《習學記言》）的理想，甚至還認為許行的“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囗而治”的理
想猶勝於“刻薄之政”。流露了“囗多益寡，稱物平均”的平均主義傾向。不過，
葉適提不出更好的辦法來解決嚴重的土地兼併和集中問題。據《水心學案下》所記
黃震述評葉適的“省養兵之費”意見中，主張用“賣官田”的辦法緩和當時土地關
係的矛盾，認為這種辦法行不通。這個論斷是合乎實際的。
第四，係統地提出了抗金和恢復故疆的意見和辦法。其主要策略見本文第一節。
為此，他認為力圖“規復”，必先改良內政，其中心問題如上所述，在於“寬民”，
用減免人民負擔的辦法調和內部的階級關係。
此外，葉適還在改良內政和選用人才方麵提出了一些較好的主張。但其內容都
是補偏救弊之類的改良辦法，雖有革新思想，而並沒有跳出古製的框架範圍。
三、抨擊理學 堅守唯物主義陣地
葉適和陳亮一樣，是站在理學陣營之外而對理學唯心主義進行批判與責難的儒
家學者，是在“天下爭言性命之學”的時候，承接了薛季宣和陳傅良的功利說而與
程朱理學和心學對立的事功學派著名學者。葉適同理學、心學相對立的思想體係，
是他從50歲（1207年）被奪職迴鄉到74歲（1223年），經過16年的潛心研究才形成
的。由於其思想與理學相對立，朱熹在《語類》中指責說：“永嘉、永康之說，大
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而黃宗羲在《宋元學案·良齋學案》的案語中則說：
“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葉適
的實事實功思想，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把他的這個思想概括為“務實
而不務虛。”因此，他也和陳亮一樣，主張把“義理”和“事功”統一起來，反對
忽視功利而專尚“義理”的空言浮論。他指出：“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製策，
小則科舉，……皆取則於華辭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
之義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
（《水心文集》卷10《始議二》）這對當時流行於社會的崇尚空談義理，“天下爭
言性命之學”的不切實際的士風，可謂一針見血的有力重刺。這些言論，無疑是對
理學家的無情批判。因為在當時，無論是朱熹還是陸九淵，都把義理和功利對立起
來，隻講義理，否定功利。葉適認為，如果“以功業為可略，隻是高談“性命”，
“義理”，不管議論如何精深，也隻是空言。事實正是如此，朱、陸等人辯析理學
的範疇和概念，以及論述理學的概念的時候，其議論相當精密，但他們走了極端，
用形上學的方法將“義”與“利”絕對對立起來。葉適批評這種思想說：“仁人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
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
（《習學記言》卷23）葉適指出，董仲舒所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的
說教，把道德的原理原則同物質利益對立起來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道德
不能脫離功利，它必須體現為一定的功效，既無功利，則所謂道義，隻不過是空話
而已。道義和功利應該是相互結合，相互統一的。
與“義利之辨”相聯繫，對理學家在“天理與人慾之辨”的問題上，葉適也有
異議。他說：“近世之論學，謂動以天為無妄，而以天理人慾為聖狂之分者”（同
上卷2）的說法是“擇義未精”的錯誤言論。對理學家的“主靜”學說，他也持相反
的看法，他說：“但不生耳，生即動，何有於靜？”（同上卷8）認為生命即是運動，
人要生活，就不能主靜。這就批判了理學家“以性為靜，以物為欲，尊性而賤欲”
（同上卷幻的禁欲主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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