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的政治理論和主張，泥古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例如，他認為春秋以前行“井田”，
“封建”，秦漢以後行郡縣，都是由不同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古時天下分為許多國
家，土地為國家所有，所以井田可行，井田與封建“相待而行”，封建既廢，井田
亦不能獨行。在宋代，井田早已成了一湮淤絕滅”的陳跡，誰也無法再使井田製重
新恢復。所以他說：“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於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
跡所能幹也”。（《習學記言》）這就是說治理今日之天下，決不可從已往的事中
求得解決辦法。
從上述觀點出發，葉適認為當時的政治製度。特別是大地主集團的世襲製是不
合時宜的，他反對“無功德而世其祿”的現行製度。其次，他認為在這種製度下形
成的階級地位懸殊和統治集團的濫用特權作威作福的情況，是不適合於政治原則要
求的，他和陳亮一樣，不同意過分的中央集權。認為春秋以前，“君臣之間，差不
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又說：“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
敬身以敦俗；況於人君，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同上）因此，他主張給予包括
工、商在內的人民以參政的機會。他說：“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
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命令之行，所以為民，
非為君也。”（同上）在這裏表現了葉適具有一定程度的樸素民主思想傾向。
基於這個思想，葉適認為政治的基本原則，應該體現人民的實際生活利益和有
利於發展生產，不應該單靠權力和“刑政末作去統治人民，這是壞的政治原則，是
暴君慣用的統治方法。他說：“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
後世棄而不講，……乃以勢力威力為君道，以刑政末作為治體，漢之文、宣，唐之
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未幾，可不懼哉！”我們知道宋代的政治製度，其
專製集權對人民的作威作福更有盛於漢唐。葉適在此抨擊桀紂和漢唐之政治製度，
實際上是對當時宋朝實行的“治體”的否棄。針對南宋的政治弊病，葉適認為，為
了挽救內憂外患的危機，必須實行改良，為此，他提出了以下幾項具有進步意義的
改良主義主張。
第一，通商惠工，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南宋時期，江浙一帶的商品經濟有了
一定程度的發展，有些中小地主兼營商業。出現了一個在一定程度上商業化了的商
業地主階層，他們沒有政治特權，並且還受到傳統的“崇本抑末”政策的壓製，同
當時的官僚大地主有一定的矛盾和鬥爭。加之北方金國統治者的割據，對於宋代商
品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大障礙。葉適、陳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兼營商業的中小
地主階層的經濟要求，所以提出了這條改良主張。葉適說：“夫四民交致其用，而
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習學記言》卷19），他認為，應該一以國
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同上）
為了更好地搞好商品流通，葉適對貨幣管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建議統一貨
幣鑄造，實行貨幣迴籠，保證貨幣兌換，對於貨幣的流通和穩定幣值等問題，也提
出了自己的辦法和建議。
第二，減輕賦役，免除苛雜，實施黨民之政，減輕人民的負擔。提出這一項改
良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緩和南宋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葉適嚴厲地抨擊了宋王朝不顧
人民死活的聚斂政策和從事聚斂的官員。他總結了歷史上的理財經驗，指出：“理
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
而權天下有與不足。”意思是說，正確的理財原則，應該像一個家庭，老子同兒子
共同管理家庭財產一樣，以這個原則來權衡天下之有與不足，而不應當不顧人民的
死活，去隻顧聚斂。
對當時實行的財稅製度，葉適提出了“不病民”的主張，他力主量入為出，減
輕人民負擔。他在《上寧宗劄子》中，強烈地批評了北宋以來在財稅製度上對人民
的橫徵暴斂。如說：“今經總製，月輸、青單、折估等錢，雖稍已減省，猶患太重，
趁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
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況欲規復，宜有
大賚之策。”（《上寧宗劄子三》《水心文集》卷1）他要求首先取消那些“害民最
甚”的賦稅，裁節橫費，“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
俗有寬息之實。”（同上）上述建議的意思是說，朝廷如果不節省開支，減免賦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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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秦漢以後行郡縣，都是由不同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古時天下分為許多國
家，土地為國家所有，所以井田可行，井田與封建“相待而行”，封建既廢，井田
亦不能獨行。在宋代，井田早已成了一湮淤絕滅”的陳跡，誰也無法再使井田製重
新恢復。所以他說：“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於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
跡所能幹也”。（《習學記言》）這就是說治理今日之天下，決不可從已往的事中
求得解決辦法。
從上述觀點出發，葉適認為當時的政治製度。特別是大地主集團的世襲製是不
合時宜的，他反對“無功德而世其祿”的現行製度。其次，他認為在這種製度下形
成的階級地位懸殊和統治集團的濫用特權作威作福的情況，是不適合於政治原則要
求的，他和陳亮一樣，不同意過分的中央集權。認為春秋以前，“君臣之間，差不
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又說：“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
敬身以敦俗；況於人君，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同上）因此，他主張給予包括
工、商在內的人民以參政的機會。他說：“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
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命令之行，所以為民，
非為君也。”（同上）在這裏表現了葉適具有一定程度的樸素民主思想傾向。
基於這個思想，葉適認為政治的基本原則，應該體現人民的實際生活利益和有
利於發展生產，不應該單靠權力和“刑政末作去統治人民，這是壞的政治原則，是
暴君慣用的統治方法。他說：“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
後世棄而不講，……乃以勢力威力為君道，以刑政末作為治體，漢之文、宣，唐之
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未幾，可不懼哉！”我們知道宋代的政治製度，其
專製集權對人民的作威作福更有盛於漢唐。葉適在此抨擊桀紂和漢唐之政治製度，
實際上是對當時宋朝實行的“治體”的否棄。針對南宋的政治弊病，葉適認為，為
了挽救內憂外患的危機，必須實行改良，為此，他提出了以下幾項具有進步意義的
改良主義主張。
第一，通商惠工，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南宋時期，江浙一帶的商品經濟有了
一定程度的發展，有些中小地主兼營商業。出現了一個在一定程度上商業化了的商
業地主階層，他們沒有政治特權，並且還受到傳統的“崇本抑末”政策的壓製，同
當時的官僚大地主有一定的矛盾和鬥爭。加之北方金國統治者的割據，對於宋代商
品經濟的發展也是一大障礙。葉適、陳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兼營商業的中小
地主階層的經濟要求，所以提出了這條改良主張。葉適說：“夫四民交致其用，而
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習學記言》卷19），他認為，應該一以國
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同上）
為了更好地搞好商品流通，葉適對貨幣管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建議統一貨
幣鑄造，實行貨幣迴籠，保證貨幣兌換，對於貨幣的流通和穩定幣值等問題，也提
出了自己的辦法和建議。
第二，減輕賦役，免除苛雜，實施黨民之政，減輕人民的負擔。提出這一項改
良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緩和南宋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葉適嚴厲地抨擊了宋王朝不顧
人民死活的聚斂政策和從事聚斂的官員。他總結了歷史上的理財經驗，指出：“理
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
而權天下有與不足。”意思是說，正確的理財原則，應該像一個家庭，老子同兒子
共同管理家庭財產一樣，以這個原則來權衡天下之有與不足，而不應當不顧人民的
死活，去隻顧聚斂。
對當時實行的財稅製度，葉適提出了“不病民”的主張，他力主量入為出，減
輕人民負擔。他在《上寧宗劄子》中，強烈地批評了北宋以來在財稅製度上對人民
的橫徵暴斂。如說：“今經總製，月輸、青單、折估等錢，雖稍已減省，猶患太重，
趁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
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況欲規復，宜有
大賚之策。”（《上寧宗劄子三》《水心文集》卷1）他要求首先取消那些“害民最
甚”的賦稅，裁節橫費，“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
俗有寬息之實。”（同上）上述建議的意思是說，朝廷如果不節省開支，減免賦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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