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應，他又認為天理是“義”，人慾是“利”，天理與人慾的對立，就是仁義
道德同利慾的對立。朱熹把這一理論運用於歷史觀，提出了“王霸義利之辯”和
“理欲之辯”。朱熹認為，決定歷史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壞，其關鍵是帝王
心術的好壞。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繼承了堯、舜、禹相傳之密旨，其心術
最好，所以他們“惟有天理而無人慾”，社會上一切都是光明的，至善的王道政治；
三代以後，天理失傳“漢唐之君，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慾”（同上卷20《[附]寄陳同
甫書》）。此後歷史便走上黑暗，社會歷史陷入混亂局麵，前者天理流行，為義，
是王道，後者人慾橫流，是為利，為霸道。按照朱裹的觀點，歷史的演變是後退的，
人們品質愈往後愈低，因為三代聖人心傳的道統失傳了。因此，要挽救社會倒退的
危機，就隻有從“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修養入手。
與朱熹針鋒相對，陳亮從他的“道不舍人”的觀點出發，批判了朱熹歷史倒退
論，他說：“夫不為堯存，不為舜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之非人
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同上《又乙巴春書之一》）。在
這裏，陳亮強調了社會規律不能“舍人而為道”，即不能離開人的活動。這是針對
朱熹認為三代君主能按堯、舜、禹所傳的“道統”辦事，實行“王道”，漢唐以後
的君主不按“道統”辦事而行“霸道”而說的。他認為，道是不會中斷的，因為它
不能離人而派滅，如果朱熹的說法能夠成立，那麽就“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
（同上《又乙巴春書之二》）。如此，則“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同上《又己已
春書之一》），他以歷史事實為依據，認為三代以下不僅不是混亂的黑暗時代，而
且認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
（同上《又甲辰答書》），他們使國家統一，使經濟文化得以空前發展，其“大功
大德因已暴著於天下”（同上卷《問答》），他用歷史事實的鐵證，有力地駁斥了
朱熹的倒退歷史觀。
在陳亮看來，“義”與“利”或“天理”與“人慾”，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從來
就是相互並存的，所謂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從來就是交雜並用的，根本不存在
“三代以上”和“漢唐以下”的絕對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功到成處，便是有德；
事到濟處，便是有理”（《宋元學案》卷 16《龍川學案》）。他認為王霸、義利之
間也不存在著絕對對立的鴻溝。這就是他對三者關係的正確結論。從這個觀點出發，
陳亮認為，既然“義”和“利”可以統一起來，那麽所謂“天理”和“人慾”也不
是絕對對立的。他認為，物質欲望是人的天性，不應忽視，統治者對其不能強迫禁
止。隻能“因其欲惡而為之節而已”（《陳亮集》卷3《問答七》）他主張統治者應
用賞罰的手段使為善者得到富貴尊榮，為惡者受到危亡困辱，這就是順應人的天性，
對人們的利慾進行正確控製，而不要從根本上對出於人之天性的利慾要求加以禁止
和否定。與重視“事功”的思想相聯繫，陳亮認為“順民之心，因時之宜”這才是
正確處理問題的方法。
在“王霸”“義利”問題上，陳亮對理學的批判在歷史上，特別是在南宋時代，
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四、崇高形象 聲譽歷代不衰
疏枝橫玉瘦，小事點珠光。
一朵忽先變，白花皆後香。
欲傳春信息，不怕雪裏藏。
王運休三弄，東君正主張。
（卷17《梅花》）
陳亮一生，憂國憂民。他那種為堅持抗金，為振興和統一國家、百折不迴，不
怕犧牲的愛國精神，在歷史上給人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上麵這首詩，實際上
是借花抒情，表達了他高尚，樂觀的精神和卓然超拔的意境，欲“傳春信息”，不
怕“雪裏藏”的千古絕唱，正是陳亮一生崇高形象的生動寫照。他力主抗戰，反對
腐敗，提倡革新，批判理學。
陳亮的同鄉，詩人王柏心在《龍川集跋》中說：“夫龍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
傑而有誌聖賢，坎喚不遷，乃用文章顯，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電，猶揮
霍震爍於霄壤……讀其書而慷慨奮發、遺棄萎瑣卑陋，卓然思自躋於高明光大之域，
則其有功於人心學術也”。這一評論，恰如其分地描繪了陳亮的高大形象和不朽功
績，任何歷史人物，其言其行不僅在他生前要受人們的毀譽，更重要的是要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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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同利慾的對立。朱熹把這一理論運用於歷史觀，提出了“王霸義利之辯”和
“理欲之辯”。朱熹認為，決定歷史變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壞，其關鍵是帝王
心術的好壞。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繼承了堯、舜、禹相傳之密旨，其心術
最好，所以他們“惟有天理而無人慾”，社會上一切都是光明的，至善的王道政治；
三代以後，天理失傳“漢唐之君，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慾”（同上卷20《[附]寄陳同
甫書》）。此後歷史便走上黑暗，社會歷史陷入混亂局麵，前者天理流行，為義，
是王道，後者人慾橫流，是為利，為霸道。按照朱裹的觀點，歷史的演變是後退的，
人們品質愈往後愈低，因為三代聖人心傳的道統失傳了。因此，要挽救社會倒退的
危機，就隻有從“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修養入手。
與朱熹針鋒相對，陳亮從他的“道不舍人”的觀點出發，批判了朱熹歷史倒退
論，他說：“夫不為堯存，不為舜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之非人
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同上《又乙巴春書之一》）。在
這裏，陳亮強調了社會規律不能“舍人而為道”，即不能離開人的活動。這是針對
朱熹認為三代君主能按堯、舜、禹所傳的“道統”辦事，實行“王道”，漢唐以後
的君主不按“道統”辦事而行“霸道”而說的。他認為，道是不會中斷的，因為它
不能離人而派滅，如果朱熹的說法能夠成立，那麽就“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
（同上《又乙巴春書之二》）。如此，則“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同上《又己已
春書之一》），他以歷史事實為依據，認為三代以下不僅不是混亂的黑暗時代，而
且認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
（同上《又甲辰答書》），他們使國家統一，使經濟文化得以空前發展，其“大功
大德因已暴著於天下”（同上卷《問答》），他用歷史事實的鐵證，有力地駁斥了
朱熹的倒退歷史觀。
在陳亮看來，“義”與“利”或“天理”與“人慾”，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從來
就是相互並存的，所謂王道政治與霸道政治，從來就是交雜並用的，根本不存在
“三代以上”和“漢唐以下”的絕對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功到成處，便是有德；
事到濟處，便是有理”（《宋元學案》卷 16《龍川學案》）。他認為王霸、義利之
間也不存在著絕對對立的鴻溝。這就是他對三者關係的正確結論。從這個觀點出發，
陳亮認為，既然“義”和“利”可以統一起來，那麽所謂“天理”和“人慾”也不
是絕對對立的。他認為，物質欲望是人的天性，不應忽視，統治者對其不能強迫禁
止。隻能“因其欲惡而為之節而已”（《陳亮集》卷3《問答七》）他主張統治者應
用賞罰的手段使為善者得到富貴尊榮，為惡者受到危亡困辱，這就是順應人的天性，
對人們的利慾進行正確控製，而不要從根本上對出於人之天性的利慾要求加以禁止
和否定。與重視“事功”的思想相聯繫，陳亮認為“順民之心，因時之宜”這才是
正確處理問題的方法。
在“王霸”“義利”問題上，陳亮對理學的批判在歷史上，特別是在南宋時代，
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四、崇高形象 聲譽歷代不衰
疏枝橫玉瘦，小事點珠光。
一朵忽先變，白花皆後香。
欲傳春信息，不怕雪裏藏。
王運休三弄，東君正主張。
（卷17《梅花》）
陳亮一生，憂國憂民。他那種為堅持抗金，為振興和統一國家、百折不迴，不
怕犧牲的愛國精神，在歷史上給人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上麵這首詩，實際上
是借花抒情，表達了他高尚，樂觀的精神和卓然超拔的意境，欲“傳春信息”，不
怕“雪裏藏”的千古絕唱，正是陳亮一生崇高形象的生動寫照。他力主抗戰，反對
腐敗，提倡革新，批判理學。
陳亮的同鄉，詩人王柏心在《龍川集跋》中說：“夫龍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
傑而有誌聖賢，坎喚不遷，乃用文章顯，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電，猶揮
霍震爍於霄壤……讀其書而慷慨奮發、遺棄萎瑣卑陋，卓然思自躋於高明光大之域，
則其有功於人心學術也”。這一評論，恰如其分地描繪了陳亮的高大形象和不朽功
績，任何歷史人物，其言其行不僅在他生前要受人們的毀譽，更重要的是要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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