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中外欣然，幸得蘇息”之時，在議和氣氛掩蓋著危機的情況下，陳亮的上
書自然被置之不理，然而他的“中興五論”卻被歷代愛國人士所讚頌。《中興五論》
說：“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
輿地不可以不復”，他建議趁當時金人內部混亂，“虜酋庸儒，政令日弛，舍戎狄
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情”的大好時機“早為圖之”，
如果錯過良機，恢復中原就不可能了。以後，他又上書四次，竭力反對南宋政府隱
忍事仇，苟且偷安與金人通和的妥協政策，他說：“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要求孝宗皇帝“不可苟安以玩歲月”（同上）他批判
主和派的悲觀論調說：“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是“不識形勢”（《戊
申再上皇帝書》），認為從歷史上看分裂的局麵不可持久，統一才是歷史發展的大
趨勢，在軍事上，他反對以臨安（今杭州）為京都，認為“坐錢塘浮移之隅以圖中
原，則非其地”（《上孝宗皇帝第二書》）因為錢塘地勢不利，一亮嚐環視錢塘，
喟然嘆曰‘城可灌耳’”（《宋史》本傳），因此堅決主張遷都於建業（今南京），
這裏有“據險臨前之勢”“如虎之出穴”可足以“成戎馬長驅之勢”（《戊申再上
孝宗皇帝書》）。他建議定都建業，經營襄、漢，作為防守和出兵北伐的基地。這
一建議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後來方孝儒在《讀陳同前上孝宗四書》中評論說，當
時宋孝宗如能“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
陳亮的幾次上書不僅在抗金復國方麵提出了正確的策略和政案，而且還以銳敏
的眼光，指出了南宋的政治腐敗，士氣不振，理學誤事等積弊都與恢復大業息息相
關，指出這些因素都是造成“萎靡而不振”的政治和思想根源，針對這些問題，他
提出了一些革新措施。陳亮認為造成南宋政治腐敗的根源在於統治集團的因循守舊，
不思變法。指出南宋政治“大抵遵祖宗之舊，……不究變通之理”（《上孝宗皇帝
第一書》），結果是“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同上）。
為此，提出了革新變法的主張，認為“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引”（《三國紀
年》），陳亮在《中興五論》的《中興論》裏提出了如下的改革綱領：
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汰宦曹，尊老慈幼以
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台諫以肅朝綱，精擇監
司以清郡邑；簡練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製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
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率以充禁旅之數，調交總
司之贏以估軍旅之儲。擇宗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扌束將佐以立軍政，軍
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唾，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
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數間諜以得虜人
之情，括形勢以動中原之心。
這個改革綱領共24項，對行政、經濟、財政、軍事、法製、風俗等各個方麵都
提出了比較全麵的改革建議。陳亮在這篇《中興論》中充滿信心地說，隻要做到以
上各點，“不出數日紀綱自定，比及兩撚，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
“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同上）。
《中興五論》發表於宋孝宗幹道五年（公元1169年）。這時陳亮26歲，此次上
書未被採納，事隔十年，即淳熙五年再次上書，又把他的改革方案歸納為三項：一
是鼓動抗金復仇的士氣；二是“國家之規模”即國家體製的改革；三是“任人之道”
即對人才的任用製度的改革。除第一項之外，第二和第三項體現了陳亮革新思想重
點。
關於“國家之規模”即國家體製改革，陳亮的目標主要是針對宋朝高度的中央
集權造成的“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萎靡而不振”（《上孝宗皇帝第三書》）的
衰敗局麵。指出：在高度中央集權下，“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朝廷
有一政事，而多出於禦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中興五論》）。這樣，
就形成了“聖斷裁判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囗
茸”（《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的局麵。這種情況不僅使整個國家機器死氣沉沉沒
有生機，各級官吏不能充分地發揮其主動作用，“群臣救過之不及，而何暇展布體
</br>
書自然被置之不理，然而他的“中興五論”卻被歷代愛國人士所讚頌。《中興五論》
說：“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
輿地不可以不復”，他建議趁當時金人內部混亂，“虜酋庸儒，政令日弛，舍戎狄
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情”的大好時機“早為圖之”，
如果錯過良機，恢復中原就不可能了。以後，他又上書四次，竭力反對南宋政府隱
忍事仇，苟且偷安與金人通和的妥協政策，他說：“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要求孝宗皇帝“不可苟安以玩歲月”（同上）他批判
主和派的悲觀論調說：“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是“不識形勢”（《戊
申再上皇帝書》），認為從歷史上看分裂的局麵不可持久，統一才是歷史發展的大
趨勢，在軍事上，他反對以臨安（今杭州）為京都，認為“坐錢塘浮移之隅以圖中
原，則非其地”（《上孝宗皇帝第二書》）因為錢塘地勢不利，一亮嚐環視錢塘，
喟然嘆曰‘城可灌耳’”（《宋史》本傳），因此堅決主張遷都於建業（今南京），
這裏有“據險臨前之勢”“如虎之出穴”可足以“成戎馬長驅之勢”（《戊申再上
孝宗皇帝書》）。他建議定都建業，經營襄、漢，作為防守和出兵北伐的基地。這
一建議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後來方孝儒在《讀陳同前上孝宗四書》中評論說，當
時宋孝宗如能“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
陳亮的幾次上書不僅在抗金復國方麵提出了正確的策略和政案，而且還以銳敏
的眼光，指出了南宋的政治腐敗，士氣不振，理學誤事等積弊都與恢復大業息息相
關，指出這些因素都是造成“萎靡而不振”的政治和思想根源，針對這些問題，他
提出了一些革新措施。陳亮認為造成南宋政治腐敗的根源在於統治集團的因循守舊，
不思變法。指出南宋政治“大抵遵祖宗之舊，……不究變通之理”（《上孝宗皇帝
第一書》），結果是“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同上）。
為此，提出了革新變法的主張，認為“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引”（《三國紀
年》），陳亮在《中興五論》的《中興論》裏提出了如下的改革綱領：
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汰宦曹，尊老慈幼以
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台諫以肅朝綱，精擇監
司以清郡邑；簡練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製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
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率以充禁旅之數，調交總
司之贏以估軍旅之儲。擇宗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扌束將佐以立軍政，軍
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唾，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
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數間諜以得虜人
之情，括形勢以動中原之心。
這個改革綱領共24項，對行政、經濟、財政、軍事、法製、風俗等各個方麵都
提出了比較全麵的改革建議。陳亮在這篇《中興論》中充滿信心地說，隻要做到以
上各點，“不出數日紀綱自定，比及兩撚，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
“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同上）。
《中興五論》發表於宋孝宗幹道五年（公元1169年）。這時陳亮26歲，此次上
書未被採納，事隔十年，即淳熙五年再次上書，又把他的改革方案歸納為三項：一
是鼓動抗金復仇的士氣；二是“國家之規模”即國家體製的改革；三是“任人之道”
即對人才的任用製度的改革。除第一項之外，第二和第三項體現了陳亮革新思想重
點。
關於“國家之規模”即國家體製改革，陳亮的目標主要是針對宋朝高度的中央
集權造成的“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萎靡而不振”（《上孝宗皇帝第三書》）的
衰敗局麵。指出：在高度中央集權下，“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朝廷
有一政事，而多出於禦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中興五論》）。這樣，
就形成了“聖斷裁判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囗
茸”（《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的局麵。這種情況不僅使整個國家機器死氣沉沉沒
有生機，各級官吏不能充分地發揮其主動作用，“群臣救過之不及，而何暇展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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