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心”的主宰作用，目的是調和二者的分歧。然而，客觀唯心
論與主觀唯心論雖然同屬於唯心論，二者盡管可以相通，但最終仍然是不一致的，
“鵝湖之會”曾企圖調和朱、陸之間的分歧，使之會歸於一，結果還是未達到目的，
這就是最好的說明。不過，在呂祖謙自己的思想體係中，則作出了嚐試，但在實際
上卻是融“理”於“心”，自然偏向了“心學”一邊，因為他的基本觀點同陸九淵
的“心即理”的命題及其論證方法基本一致。其不同之點是承認了“理”是宇宙萬
物的普遍原則，是超時空的絕對存在。其與朱熹不同之點，還表現在他更相信“天
命”，並且提出了“理即天命”的說法。
在呂祖謙的哲學思想中，也包含了一些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成分。
由於“呂學”不私一說，其眼界比較開闊，態度比較客觀，呂祖謙不僅容納了
“理學”和“心學”，同時還吸取了永嘉學派的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如在宇宙萬物
生成的問題上，認為萬物都是稟受了天地一元之氣而產生的。他說：“推本原而言
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大哉幹元，萬物資始，大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曰
萬物父母也，人為萬物之靈者，一元之氣覆冒，初無厚薄，得之全者為人，得之偏
者為萬物也。”（《增修東萊書說》卷14）。在理氣關係上，呂祖謙主張理不離氣。
他說：“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
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這裏不但承認了理不離氣，而且承
認了“理”的“偏”或“全”是由氣的“偏”或“全”來決定的。此外，在形神關
繫上，他還堅持了“形神相即”的觀點。
在呂祖謙的哲學思想中，也包含了一些辯證法思想，例如，他提出了“天下之
理必有對”的觀點：“天下之理必有對，已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矜其能，一
伐其功，則爭之理存。蓋矜伐者，爭之對也。”（同上卷3）這裏雖然僅僅以一矜一
伐之爭說明理必有對，其用意是主張“無我”，要求不自以為能，不自以為功，但
他畢竟提出了“理必有對”和“有對必有爭”的觀點。在事物的矛盾統一問題上，
他指出了陰陽相互滲透的關係說：“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為一耳；猶陽
之發現，陰之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合而為兩，則陽中有陰，陰中有
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而為而，則群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群疑亡。”（《東
萊左氏博議》卷6）
四、注重實際 提倡務實致用之學
呂祖謙雖然是一個理學家，但在他的著作中並不隻是空談道德性命。他的學說
一方麵是“以性命之學起”，並且“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三德：“至德以為
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道惡”。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
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的學規，但在另一方麵又提倡治經史以致用。
他要求“學者當為有用之學”（《左氏東萊博議》卷5）。他的思想有同陳亮事功之
學合拍之處。他晚年與陳亮結為摯友，“相互講論切磋”，頗有共同語言。陳亮說：
“亮平生不曾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
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陳亮集·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又說：“伯
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俱存。”（同上《又甲申秋書》）
甚至還說：“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同上）。說明二人交情之深，思想交流甚
密，這對呂祖謙的思想無疑會產生深刻影響。全祖望說：“幹、淳之際，婺學最盛。
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陳亮）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唐仲友）則為經製
之學。考當時之為經製者，無若永嘉諸子，其於東萊、同市，皆互相討論，嗅味契
合，東萊尤能並包一切。”（《宋元學案》卷60）呂祖謙的經世致用之學，不僅廣
泛吸收了浙東事功學派的思想，同時還包容了唐仲友的“學務經世”思想。這說明，
呂祖謙不僅強調“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同時還強調“學以致用”。他說：
前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然又須教以政，使之通達政體。……故國政
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為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為戒，又教之以如何振救、
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原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
</br>
論與主觀唯心論雖然同屬於唯心論，二者盡管可以相通，但最終仍然是不一致的，
“鵝湖之會”曾企圖調和朱、陸之間的分歧，使之會歸於一，結果還是未達到目的，
這就是最好的說明。不過，在呂祖謙自己的思想體係中，則作出了嚐試，但在實際
上卻是融“理”於“心”，自然偏向了“心學”一邊，因為他的基本觀點同陸九淵
的“心即理”的命題及其論證方法基本一致。其不同之點是承認了“理”是宇宙萬
物的普遍原則，是超時空的絕對存在。其與朱熹不同之點，還表現在他更相信“天
命”，並且提出了“理即天命”的說法。
在呂祖謙的哲學思想中，也包含了一些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成分。
由於“呂學”不私一說，其眼界比較開闊，態度比較客觀，呂祖謙不僅容納了
“理學”和“心學”，同時還吸取了永嘉學派的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如在宇宙萬物
生成的問題上，認為萬物都是稟受了天地一元之氣而產生的。他說：“推本原而言
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大哉幹元，萬物資始，大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曰
萬物父母也，人為萬物之靈者，一元之氣覆冒，初無厚薄，得之全者為人，得之偏
者為萬物也。”（《增修東萊書說》卷14）。在理氣關係上，呂祖謙主張理不離氣。
他說：“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
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這裏不但承認了理不離氣，而且承
認了“理”的“偏”或“全”是由氣的“偏”或“全”來決定的。此外，在形神關
繫上，他還堅持了“形神相即”的觀點。
在呂祖謙的哲學思想中，也包含了一些辯證法思想，例如，他提出了“天下之
理必有對”的觀點：“天下之理必有對，已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矜其能，一
伐其功，則爭之理存。蓋矜伐者，爭之對也。”（同上卷3）這裏雖然僅僅以一矜一
伐之爭說明理必有對，其用意是主張“無我”，要求不自以為能，不自以為功，但
他畢竟提出了“理必有對”和“有對必有爭”的觀點。在事物的矛盾統一問題上，
他指出了陰陽相互滲透的關係說：“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為一耳；猶陽
之發現，陰之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合而為兩，則陽中有陰，陰中有
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而為而，則群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群疑亡。”（《東
萊左氏博議》卷6）
四、注重實際 提倡務實致用之學
呂祖謙雖然是一個理學家，但在他的著作中並不隻是空談道德性命。他的學說
一方麵是“以性命之學起”，並且“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三德：“至德以為
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道惡”。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
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的學規，但在另一方麵又提倡治經史以致用。
他要求“學者當為有用之學”（《左氏東萊博議》卷5）。他的思想有同陳亮事功之
學合拍之處。他晚年與陳亮結為摯友，“相互講論切磋”，頗有共同語言。陳亮說：
“亮平生不曾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
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陳亮集·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又說：“伯
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俱存。”（同上《又甲申秋書》）
甚至還說：“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同上）。說明二人交情之深，思想交流甚
密，這對呂祖謙的思想無疑會產生深刻影響。全祖望說：“幹、淳之際，婺學最盛。
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陳亮）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唐仲友）則為經製
之學。考當時之為經製者，無若永嘉諸子，其於東萊、同市，皆互相討論，嗅味契
合，東萊尤能並包一切。”（《宋元學案》卷60）呂祖謙的經世致用之學，不僅廣
泛吸收了浙東事功學派的思想，同時還包容了唐仲友的“學務經世”思想。這說明，
呂祖謙不僅強調“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同時還強調“學以致用”。他說：
前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然又須教以政，使之通達政體。……故國政
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為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為戒，又教之以如何振救、
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原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