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舉，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
誠意、正心，而後可以應天下之務”。勸說孝宗以身作則，遵照儒家經典中的義理
辦事，“任賢使能，立綱紀，正風俗”，以期達到國官兵強，抗金雪恥的目的。至
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見之機，重申前議說：“大學之道，在於格物以致其知。陛
下未嚐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議的基本內容是
要求用“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條目”（即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指導。先從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於
臣民。這些意見雖受到孝宗的讚許，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在知南康軍任上，朱熹又應詔上疏說：“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
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年譜》卷2）在這次上疏中，由於他力陳時弊，指斥
朝中諫官失職，使皇帝言路閉塞，“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
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
私督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匯分，各入其門。交通賄
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同上）這次上疏，雖
是耿直之言，但卻觸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幫他說情，這才免於治罪。此後不久，朱
熹便感到其理想難於實行而辭去官職，專心研究經學，講論義理。不過，他並未就
此罷休，還是繼續向孝宗進言國事。有人勸他：“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
以為言。”朱熹講：“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宋史》
本傳）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對之機，大講“正心誠意”，共上《奏劄》
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稱於時。《封事》說：“今天下大勢，如人有病，內自
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六者是也。……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
顧乃得以窟穴盤踞於其間。是以綱紀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此《封事》達於
宮中，孝宗已就寢，又立即起床，秉燭披閱，並於次日下詔，授朱熹主管太一宮，
兼崇政殿說書。朱熹雖力辭未就，但說明這次上奏得到了重視。
寧宗即位之後，朱熹得到提倡理學的宰相趙汝愚推薦，官拜煥章閣侍製兼侍講。
這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作官，他抓住為皇帝講書的機會，多次向寧宗大談
“正心誠意”的意義，要求皇帝身體力行。他在進言中，指出朝廷不應在京畿百姓
遭災之年大興上木，“以慰斯民飢餓流離之難”；二是要求寧宗“下詔自責，減省
輿衛”；三是要求整肅紀綱，以維護朝廷的尊嚴，令“近習不得幹預朝權，大臣不
得專任己私”。（《文集》卷14，《經筵留身而陳四事劄）這些言論，引起了寧宗
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進言，“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宋史》本傳）。這更使寧
宗對他產生了厭惡之心，僅在朝40日，就被撤去職務。此後，他隻好迴到家鄉，專
心從事講學著書。不久，趙汝愚也受到實權人物韓囗胄等人的排擠而失去相位。接
踵而來，便發生了一場反理學的鬥爭。公元1195年，由監察禦史沈繼祖出麵。指控
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說他是一個偽君子。甚至有人上書請斬殺朱熹，使他終於受到
“落職罷祠”（取消做官資格）的處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學為偽學”，列
《六經》、《語》、《孟》、《中庸》、《大學》為禁書。公元1198年再下詔，令
道學偽邪之徒“改視迴聽”，若“進非不悔”，則“必罰無赦”。同時又製定了
《偽學逆黨籍》，列為“道黨”者共59人，其中包括宰執4人，待製以上13人，其他
官員31人，武臣3人，士8人。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
了沉重打擊，以至門人故交常過其門而不敢入。但朱熹卻能鎮靜自若，照常“講學
不休”，直至老死。
四、朱陸鵝湖論學 理學殊途同歸
在南宋的理學家之中，陸九淵也是名氣很大的人物。陸九淵與朱熹同時，小於
朱熹9歲。二人在治學目標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認識途徑卻大不相同。朱熹
的理一元論把自然界和封建社會中的一切社會關係以及一切思想、行為準則都歸結
為“理”的體現。在治學方法上，他主張通過多讀書，“泛觀博覽”去達到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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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正心，而後可以應天下之務”。勸說孝宗以身作則，遵照儒家經典中的義理
辦事，“任賢使能，立綱紀，正風俗”，以期達到國官兵強，抗金雪恥的目的。至
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見之機，重申前議說：“大學之道，在於格物以致其知。陛
下未嚐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議的基本內容是
要求用“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條目”（即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指導。先從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於
臣民。這些意見雖受到孝宗的讚許，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在知南康軍任上，朱熹又應詔上疏說：“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
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年譜》卷2）在這次上疏中，由於他力陳時弊，指斥
朝中諫官失職，使皇帝言路閉塞，“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
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
私督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匯分，各入其門。交通賄
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同上）這次上疏，雖
是耿直之言，但卻觸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幫他說情，這才免於治罪。此後不久，朱
熹便感到其理想難於實行而辭去官職，專心研究經學，講論義理。不過，他並未就
此罷休，還是繼續向孝宗進言國事。有人勸他：“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
以為言。”朱熹講：“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宋史》
本傳）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對之機，大講“正心誠意”，共上《奏劄》
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稱於時。《封事》說：“今天下大勢，如人有病，內自
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六者是也。……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
顧乃得以窟穴盤踞於其間。是以綱紀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此《封事》達於
宮中，孝宗已就寢，又立即起床，秉燭披閱，並於次日下詔，授朱熹主管太一宮，
兼崇政殿說書。朱熹雖力辭未就，但說明這次上奏得到了重視。
寧宗即位之後，朱熹得到提倡理學的宰相趙汝愚推薦，官拜煥章閣侍製兼侍講。
這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作官，他抓住為皇帝講書的機會，多次向寧宗大談
“正心誠意”的意義，要求皇帝身體力行。他在進言中，指出朝廷不應在京畿百姓
遭災之年大興上木，“以慰斯民飢餓流離之難”；二是要求寧宗“下詔自責，減省
輿衛”；三是要求整肅紀綱，以維護朝廷的尊嚴，令“近習不得幹預朝權，大臣不
得專任己私”。（《文集》卷14，《經筵留身而陳四事劄）這些言論，引起了寧宗
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進言，“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宋史》本傳）。這更使寧
宗對他產生了厭惡之心，僅在朝40日，就被撤去職務。此後，他隻好迴到家鄉，專
心從事講學著書。不久，趙汝愚也受到實權人物韓囗胄等人的排擠而失去相位。接
踵而來，便發生了一場反理學的鬥爭。公元1195年，由監察禦史沈繼祖出麵。指控
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說他是一個偽君子。甚至有人上書請斬殺朱熹，使他終於受到
“落職罷祠”（取消做官資格）的處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學為偽學”，列
《六經》、《語》、《孟》、《中庸》、《大學》為禁書。公元1198年再下詔，令
道學偽邪之徒“改視迴聽”，若“進非不悔”，則“必罰無赦”。同時又製定了
《偽學逆黨籍》，列為“道黨”者共59人，其中包括宰執4人，待製以上13人，其他
官員31人，武臣3人，士8人。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
了沉重打擊，以至門人故交常過其門而不敢入。但朱熹卻能鎮靜自若，照常“講學
不休”，直至老死。
四、朱陸鵝湖論學 理學殊途同歸
在南宋的理學家之中，陸九淵也是名氣很大的人物。陸九淵與朱熹同時，小於
朱熹9歲。二人在治學目標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認識途徑卻大不相同。朱熹
的理一元論把自然界和封建社會中的一切社會關係以及一切思想、行為準則都歸結
為“理”的體現。在治學方法上，他主張通過多讀書，“泛觀博覽”去達到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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