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的？對此沒作說明。又如，在情慾上，“聖人發而中節，而眾人不中節也”，這
又是什麽原因，他也沒作解答，這一點恰好被朱熹抓了辮子，機敏的朱熹把“發而
中節”用來作為性善論的根據。況且，胡宏的人性論，仍然離開了人的社會性來講
人性，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質問題。這些都是他在理論思維上的缺陷。
（三）“緣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論
理學家一般都講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理論也有獨到
之處。
首先，他提出了“緣事物而知”的命題。胡宏說：“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
知不致”（《知言》卷4，《大學》）。如何格物致知呢？他說：“夫人生非生而知
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是以節事取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致其知
焉。”（《五峰集》卷3，《復齋記》）可以看出，胡宏的“格物致知”就是緣事物
而知。他認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後天得到的，是通過客觀事物的接觸和了解得
來的。接觸和了解客觀事物必須用耳目等感覺器官。他說：“夫耳目者，心之所以
流通也；若夫圖形具而不能見，耳形具而不能聞，則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
《五峰集》卷2，《與吳元忠四首》）“耳目通則事情判矣”（同上）。肯定了隻有
通過耳目等感官，才能了解和辨別事物的真相，這就肯定了感性經驗在致知過程中
的基本作用。
與上述觀點相應，在名實問題上，胡宏肯定有實而後有名，他說：“有實而後
有名者也。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於上，則下
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知言》卷5，《漢文》）這是他在認識論上實事求是
和務實精神的表現。從這個思想出發，胡宏反對知識分子“專守方冊，日談仁義”
的虛華之見”。他說：“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於流俗，不可
不戒。”（《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這種重視實功實事的精神是值得稱
贊的。
胡宏不僅強調了感性知識的重要性，同時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所以他又認為，
致知不能僅僅“安於耳目形器”。他說：“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
道，必立誌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誌，誌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而知
乃可精。”（《五峰集》卷3，《復齋記》）“惟安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
（《知言》卷2，《往來》）這段論述雖然沒有說明如何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知可精”
的高度，但也肯定了感情認識之局限性，認識到必須“立誌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
其誌”。當然，所謂立誌以定其本，就是要求在認識事物之前，必須堅持一個認識
事物的指導思想，沒有涉及到如何由“表”到“內”，由“粗”到“精”認識過程
和方法。不過，他畢竟還是認為不可以把認識停留於感性經驗。
在胡宏的認識論中，還提出了“循道而行”即按規律辦事的思想。他說：“失
事有緩急，勢有輕重，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循道而行，則危可安，亂可治；悖道
而行，則危遂傾，亂遂亡。”（《五峰集》卷2，《與吳元忠》）胡宏雖講“天命”，
但不主張安於天命，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說：“深於道者富，
用物而不盈。”（《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又說：“道無不可行之時，
時無不可處之事”（《知言》卷1，《修身》）。有人問：“人可勝天乎！”胡宏說：
一人而天則勝，人而不天，則天不勝”（《知言》卷3，《紛華》）。這就是說：人
如果依賴於天，則天必勝人，若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則天不勝人。其關鍵在於是否
“循道而行”即是否按規律辦事。因此，他又說：“人之道，奉天理者也，……得
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國國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則否矣。”（《知言》卷
5，《漢文》）此處所講的“天理”或“道”，主要是指規律而言，認為如果按規律
辦事則泰，違反規律則否。胡宏又指出：“道可述，不可作”。這是說：作為客觀
規律的道，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人們可以認識它，但不可以製作和改變它，這就
肯定了事物之規律的客觀性。
胡宏的認識論雖然不係統、不完備，論證不夠嚴密，甚至也有錯誤，但其基本
觀點是唯物的，這在理學陣營中，也表現了他不同於別人的可貴之處。
四、“紹興諸儒所造 莫出五峰之上”
北宋“五子”或“六先生”所開創的宋代理學曾經顯揚於時，但是自程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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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什麽原因，他也沒作解答，這一點恰好被朱熹抓了辮子，機敏的朱熹把“發而
中節”用來作為性善論的根據。況且，胡宏的人性論，仍然離開了人的社會性來講
人性，所以他也不可能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質問題。這些都是他在理論思維上的缺陷。
（三）“緣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論
理學家一般都講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理論也有獨到
之處。
首先，他提出了“緣事物而知”的命題。胡宏說：“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
知不致”（《知言》卷4，《大學》）。如何格物致知呢？他說：“夫人生非生而知
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是以節事取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致其知
焉。”（《五峰集》卷3，《復齋記》）可以看出，胡宏的“格物致知”就是緣事物
而知。他認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後天得到的，是通過客觀事物的接觸和了解得
來的。接觸和了解客觀事物必須用耳目等感覺器官。他說：“夫耳目者，心之所以
流通也；若夫圖形具而不能見，耳形具而不能聞，則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
《五峰集》卷2，《與吳元忠四首》）“耳目通則事情判矣”（同上）。肯定了隻有
通過耳目等感官，才能了解和辨別事物的真相，這就肯定了感性經驗在致知過程中
的基本作用。
與上述觀點相應，在名實問題上，胡宏肯定有實而後有名，他說：“有實而後
有名者也。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於上，則下
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知言》卷5，《漢文》）這是他在認識論上實事求是
和務實精神的表現。從這個思想出發，胡宏反對知識分子“專守方冊，日談仁義”
的虛華之見”。他說：“執書冊則言之，臨事物則棄之，如是者終歸於流俗，不可
不戒。”（《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這種重視實功實事的精神是值得稱
贊的。
胡宏不僅強調了感性知識的重要性，同時也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所以他又認為，
致知不能僅僅“安於耳目形器”。他說：“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
道，必立誌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誌，誌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而知
乃可精。”（《五峰集》卷3，《復齋記》）“惟安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
（《知言》卷2，《往來》）這段論述雖然沒有說明如何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知可精”
的高度，但也肯定了感情認識之局限性，認識到必須“立誌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
其誌”。當然，所謂立誌以定其本，就是要求在認識事物之前，必須堅持一個認識
事物的指導思想，沒有涉及到如何由“表”到“內”，由“粗”到“精”認識過程
和方法。不過，他畢竟還是認為不可以把認識停留於感性經驗。
在胡宏的認識論中，還提出了“循道而行”即按規律辦事的思想。他說：“失
事有緩急，勢有輕重，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循道而行，則危可安，亂可治；悖道
而行，則危遂傾，亂遂亡。”（《五峰集》卷2，《與吳元忠》）胡宏雖講“天命”，
但不主張安於天命，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他說：“深於道者富，
用物而不盈。”（《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又說：“道無不可行之時，
時無不可處之事”（《知言》卷1，《修身》）。有人問：“人可勝天乎！”胡宏說：
一人而天則勝，人而不天，則天不勝”（《知言》卷3，《紛華》）。這就是說：人
如果依賴於天，則天必勝人，若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則天不勝人。其關鍵在於是否
“循道而行”即是否按規律辦事。因此，他又說：“人之道，奉天理者也，……得
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國國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則否矣。”（《知言》卷
5，《漢文》）此處所講的“天理”或“道”，主要是指規律而言，認為如果按規律
辦事則泰，違反規律則否。胡宏又指出：“道可述，不可作”。這是說：作為客觀
規律的道，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人們可以認識它，但不可以製作和改變它，這就
肯定了事物之規律的客觀性。
胡宏的認識論雖然不係統、不完備，論證不夠嚴密，甚至也有錯誤，但其基本
觀點是唯物的，這在理學陣營中，也表現了他不同於別人的可貴之處。
四、“紹興諸儒所造 莫出五峰之上”
北宋“五子”或“六先生”所開創的宋代理學曾經顯揚於時，但是自程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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