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請數千年間，士大夫顛名於富貴，醉生而夢死者無世無之，何啻百億，雖當時
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滅。某誌學以來，所不願也。至於傑然自
立誌氣，充塞乎天地，臨大事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替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
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是真可謂
大丈夫。”（《五峰集》卷2，《與秦檜書》）表現了他不阿奉權勢，不隨波逐流，
決心不去作官，隻願做一個有道德，有大節的，有助於治世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
秦檜死後，胡宏又一次被召，他仍託病不出，以後竟終身不仕。黃百家在《五峰學
案》的按語中說：“文定（胡安國）以遊廣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先生
兄弟竊所痛心，故顯與秦檜絕。……先生初以蔭補承務郎，避檜不出，至檜死，被
召以疾卒，……其誌昭然千古著見焉。”其大節大義真如他自己所說：“身雖死而
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
胡宏一生矢誌於道，以振興道學為己任，他說：“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
當以死自擔”（《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他自幼從其父研習儒學，又
在揚時和侯師聖那裏學習了二程理學，後來曾悠遊南山（衡山）之下20餘年，玩心
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知言序》），其成就卓著，終於成為
南宋初期對振興理學起了重大作用的關鍵人物。
二、心繫社稷安危 關注人民疾苦
生活於內憂外患時代的理學家胡宏，並不是一個隻知閉門讀書，不問天下之事
的人，恰好相反，他之所以做學問、求大道，不僅是為了做一個有學問、有道德、
有大節的人，同時還本著有道德足以替時，有事業足以撥亂的理想和抱負，力圖將
其所學用於匡時救世。身雖在野，心繫社稷安危，不忘抗金復仇，收迴故土，他反
對苛斂無已，關心人民疾苦。對於如何抗金復仇，如何安邦治國，胡宏自有一套係
統的思考。他在《上光堯皇帝書》中，詳盡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在這封萬言書中，
一開頭就說：“臣聞二帝三王，心周無窮，誌利慮天下而己不與焉，故能求賢如不
及，當是時，公卿大夫體君心，孜孜盡下，以進賢為先務。是時，上無乏才，而山
林無遺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歡而無纖芥，形跡存乎其間。”
其意是要求宋高宗效法二帝王王之為政，第一要出於公心，誌利天下，第二要廣求
賢才，使不被埋沒於村野，使他們充分施展才能，輔助人君成其功業。
接著，他不無針對性地說：“這後世衰微，心不及遠，誌不周揚，據天下勢利
而有輕疑士大夫之心，於是始有道世不返，寧貧賤而輕世肆誌者；於是始有奔走名
利之途，納交於權勢之門以僥倖高貴者。”這裏所指的“後世”，顯然主要是指當
世，在當時的南宋王朝，上至皇帝，下至各級文武官吏，多是文情武嬉的勢利之徒。
他指出：當時那些“奔走於名利之途，納交於權勢之門”以僥倖謀取富貴者比比皆
是。與胡宏同時代的嶽飛，在當時也很有感慨地說：若要天下太平，除非”武官不
怕死，文官不愛錢”，二人都是愛國誌士，自然具有共同思想。
胡宏的萬言書，主要是向皇帝“陳王道之本，明仁義之方”，要求來高宗施行
仁政，並具體提出了如何抗擊金人和治國安邦的五條建議。
首先，要求興兵北伐。鑑於靖康之難，徽鐵二帝為金人所虜，已歷時九年，使
國家蒙受奇恥大辱，他說：“陛下大仇未報，叛臣未誅，封疆日蹙，危機交至，義
之不可已也。”因此，他要求“加兵北伐，震之以武，”使金人知懼，迎接徽、欽
二帝迴國，使父子兄弟得以團聚，決不應該“以天子之尊，北麵事仇”。他指出：
盡地管朝廷竭盡委曲忍辱事仇，而“金人謀我之心烏有限製？土我上，人我人，然
後彼得安枕而臥也”。因此，要求孝宗皇帝“立復仇之心，行討亂之政，積精積神
而化之，與民更始”。
第二，整飭三綱，施行仁政。胡宏申言，“三綱”為“中國之道”，治國之本，
“三綱立，邊鄙之叛逆可破也”。他認為，若能“定名分，正三綱”，行仁政，施
恩萬姓，就可使“四海歸命”，收復中原，指日可待。
為此，他要求慎選官吏，“黜囗冗之官，以俟英賢；奪冒濫之職，以屈高士”。
胡宏要求，“在官者按實功罪，誅賞必行。任官稱職者，使久於其位；過惡已張者，
編之於民。”他說：“夫國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億兆之心也。”對於那些貪戾失
職的“生民之蠢賊”，若能“汰而黜之，則得民心”。他規誡人君：“仁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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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滅。某誌學以來，所不願也。至於傑然自
立誌氣，充塞乎天地，臨大事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替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
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是真可謂
大丈夫。”（《五峰集》卷2，《與秦檜書》）表現了他不阿奉權勢，不隨波逐流，
決心不去作官，隻願做一個有道德，有大節的，有助於治世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
秦檜死後，胡宏又一次被召，他仍託病不出，以後竟終身不仕。黃百家在《五峰學
案》的按語中說：“文定（胡安國）以遊廣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先生
兄弟竊所痛心，故顯與秦檜絕。……先生初以蔭補承務郎，避檜不出，至檜死，被
召以疾卒，……其誌昭然千古著見焉。”其大節大義真如他自己所說：“身雖死而
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
胡宏一生矢誌於道，以振興道學為己任，他說：“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
當以死自擔”（《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他自幼從其父研習儒學，又
在揚時和侯師聖那裏學習了二程理學，後來曾悠遊南山（衡山）之下20餘年，玩心
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知言序》），其成就卓著，終於成為
南宋初期對振興理學起了重大作用的關鍵人物。
二、心繫社稷安危 關注人民疾苦
生活於內憂外患時代的理學家胡宏，並不是一個隻知閉門讀書，不問天下之事
的人，恰好相反，他之所以做學問、求大道，不僅是為了做一個有學問、有道德、
有大節的人，同時還本著有道德足以替時，有事業足以撥亂的理想和抱負，力圖將
其所學用於匡時救世。身雖在野，心繫社稷安危，不忘抗金復仇，收迴故土，他反
對苛斂無已，關心人民疾苦。對於如何抗金復仇，如何安邦治國，胡宏自有一套係
統的思考。他在《上光堯皇帝書》中，詳盡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在這封萬言書中，
一開頭就說：“臣聞二帝三王，心周無窮，誌利慮天下而己不與焉，故能求賢如不
及，當是時，公卿大夫體君心，孜孜盡下，以進賢為先務。是時，上無乏才，而山
林無遺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歡而無纖芥，形跡存乎其間。”
其意是要求宋高宗效法二帝王王之為政，第一要出於公心，誌利天下，第二要廣求
賢才，使不被埋沒於村野，使他們充分施展才能，輔助人君成其功業。
接著，他不無針對性地說：“這後世衰微，心不及遠，誌不周揚，據天下勢利
而有輕疑士大夫之心，於是始有道世不返，寧貧賤而輕世肆誌者；於是始有奔走名
利之途，納交於權勢之門以僥倖高貴者。”這裏所指的“後世”，顯然主要是指當
世，在當時的南宋王朝，上至皇帝，下至各級文武官吏，多是文情武嬉的勢利之徒。
他指出：當時那些“奔走於名利之途，納交於權勢之門”以僥倖謀取富貴者比比皆
是。與胡宏同時代的嶽飛，在當時也很有感慨地說：若要天下太平，除非”武官不
怕死，文官不愛錢”，二人都是愛國誌士，自然具有共同思想。
胡宏的萬言書，主要是向皇帝“陳王道之本，明仁義之方”，要求來高宗施行
仁政，並具體提出了如何抗擊金人和治國安邦的五條建議。
首先，要求興兵北伐。鑑於靖康之難，徽鐵二帝為金人所虜，已歷時九年，使
國家蒙受奇恥大辱，他說：“陛下大仇未報，叛臣未誅，封疆日蹙，危機交至，義
之不可已也。”因此，他要求“加兵北伐，震之以武，”使金人知懼，迎接徽、欽
二帝迴國，使父子兄弟得以團聚，決不應該“以天子之尊，北麵事仇”。他指出：
盡地管朝廷竭盡委曲忍辱事仇，而“金人謀我之心烏有限製？土我上，人我人，然
後彼得安枕而臥也”。因此，要求孝宗皇帝“立復仇之心，行討亂之政，積精積神
而化之，與民更始”。
第二，整飭三綱，施行仁政。胡宏申言，“三綱”為“中國之道”，治國之本，
“三綱立，邊鄙之叛逆可破也”。他認為，若能“定名分，正三綱”，行仁政，施
恩萬姓，就可使“四海歸命”，收復中原，指日可待。
為此，他要求慎選官吏，“黜囗冗之官，以俟英賢；奪冒濫之職，以屈高士”。
胡宏要求，“在官者按實功罪，誅賞必行。任官稱職者，使久於其位；過惡已張者，
編之於民。”他說：“夫國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億兆之心也。”對於那些貪戾失
職的“生民之蠢賊”，若能“汰而黜之，則得民心”。他規誡人君：“仁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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