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眾得所願而戴之；後不體元，為政不仁，無以保天下，則民擇仁厚而歸之。”
第三，鑑於宋室南渡之後，國家尚處於困難時期，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他建議人主要關心人民，要有“愛民之心”。胡宏指出，當時官府對老百姓“誅之
若禽獸，取之若漁獵，發求無度，科斂無已，脅之以勢，卻之以威”，使得他們
“慘毒切於飢膚。凍餒迫於憂慮”。因此，要求減輕人民負擔。他說：“財者，天
地有時，四民致功者也，取財於四地則無窮，取財於四民則有盡。”反對朝廷對人
民“種斂無已”的政策。胡宏強調說：“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之有兵，
猶身之有手足也。手足有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
務使百姓辟其地；欲兵強者，務使有司富其民。……今乃行誅剝之政，縱意侵民，
以奉冗卒，使田萊多荒，萬民離散，此巨所未解者一也。……”把人民看做是國之
心腹，強調愛民、富民，不能使之有所損傷，這種重民思想，是胡宏對儒家民本思
相的光大和高度發揮。在萬言書中，他用了大量的筆墨揭露了南宋政權的害民之政，
認為隻有認真對人民施行仁政，做到“視民如傷”，實行減輕賦斂，懲貪養廉，鼓
勵發展生產。隻要使“仁得加於百姓，邦本安，而討逆復仇之兵可振矣。”把對人
民施行仁政看做是振興社稷和實現復仇統一的根本保讓。不難看出，胡宏的建議雖
然是從維護封建國家根本利益出發，但其同情和關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也是值得贊楊
的。
第四，建議孝宗皇帝重視和精選人才。他說：“夫欲成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
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業素定於胸中者也，故一旦得君舉而措之，先後有
序，綱施紀布，望道期功如臂運指，莫不從心。”他認為，首先要選好輔相，“輔
相者，百官之精，選才之所自進，政事之所由定”，胡宏又指出：如果用人不當，
“守令非其人，則政繁賦重。民力殫竭，而盜賊起於困窮矣；將帥非其人，則仇敵
外縱，釁孽內生，而技枝傷心之禍萌矣。……誠得賢士舉而任之，使盡其積，則天
下之善，何所不進”。他認為，選好人才的關鍵在於人主，如果人主“好暴佞，惡
剛直，則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齷齪而忌英果，則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
對重用人才的必要性和精選人才的重要性提出的正確建議，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後
世的治國者亦有借鑑作用。
第五，他在上書中，還要求裁減冗兵，大興屯田，罷度碟，沒收天下僧尼道士
之產業等開源節流的正確建議。
此外，胡宏還提出了用積極進取之策，加強邊防力量以扼製金人南侵併徐圖進
取的正確意見。對於楊麽的起義軍，他建議實行招撫之策。胡宏說：“楊夭（麽）
為寇，起於重斂，吏侵民急耳！”他指出，那些參加起義的人“本為農畝漁樵之人，
其情不與他寇同，故治之之法，宜與他寇異。”主張用寬厚之策進行招撫，實行分
化瓦解。這樣的建議，說明胡宏在當時不愧是卓識遠見的學者。
三、議論別開生麵 理學獨樹一幟
胡宏的理學思想雖然基本上是對二程學說的繼承，其所探討的主要範疇仍不出
道、理、心、性等內容，然而他對這些範疇的運用和發揮卻表現了許多獨到之處。
（一）性本體論
二程哲學以“理”為宇宙本體，胡宏的哲學理論則是以“性”為本體為其主要
特色。
胡宏論性，不僅指人性而言，他說：“天命之謂性，一性。天下之大本也，堯
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
萬物以成性者也。”（《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又說：“大哉性乎！萬
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德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
者也。”（《知言》卷4，《一氣》）他認為性即是天命，為天下之大本，萬理皆出
於性。因此，這個“性”不僅僅指人性而言。
在性與心的關係問題上，胡宏以性為體，以心為用，認為性是心的本體和本原，
心是性的表現和作用。二者的聯繫表現為“未發”為性，“已發”為心。他說：
“未發隻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五峰集》卷2），心是從性中萌發出來的，沒
有性之體，就不會產生性之用。他又說：“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
不能不動，動則心矣。”（《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為了更明確地說明性
體心用，胡宏又以水和流來比喻心性之關係，他說：“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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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鑑於宋室南渡之後，國家尚處於困難時期，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他建議人主要關心人民，要有“愛民之心”。胡宏指出，當時官府對老百姓“誅之
若禽獸，取之若漁獵，發求無度，科斂無已，脅之以勢，卻之以威”，使得他們
“慘毒切於飢膚。凍餒迫於憂慮”。因此，要求減輕人民負擔。他說：“財者，天
地有時，四民致功者也，取財於四地則無窮，取財於四民則有盡。”反對朝廷對人
民“種斂無已”的政策。胡宏強調說：“國之有民，猶人之有腹心也；國之有兵，
猶身之有手足也。手足有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國者，
務使百姓辟其地；欲兵強者，務使有司富其民。……今乃行誅剝之政，縱意侵民，
以奉冗卒，使田萊多荒，萬民離散，此巨所未解者一也。……”把人民看做是國之
心腹，強調愛民、富民，不能使之有所損傷，這種重民思想，是胡宏對儒家民本思
相的光大和高度發揮。在萬言書中，他用了大量的筆墨揭露了南宋政權的害民之政，
認為隻有認真對人民施行仁政，做到“視民如傷”，實行減輕賦斂，懲貪養廉，鼓
勵發展生產。隻要使“仁得加於百姓，邦本安，而討逆復仇之兵可振矣。”把對人
民施行仁政看做是振興社稷和實現復仇統一的根本保讓。不難看出，胡宏的建議雖
然是從維護封建國家根本利益出發，但其同情和關心人民疾苦的思想也是值得贊楊
的。
第四，建議孝宗皇帝重視和精選人才。他說：“夫欲成王業者，必用王佐之才，
所謂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業素定於胸中者也，故一旦得君舉而措之，先後有
序，綱施紀布，望道期功如臂運指，莫不從心。”他認為，首先要選好輔相，“輔
相者，百官之精，選才之所自進，政事之所由定”，胡宏又指出：如果用人不當，
“守令非其人，則政繁賦重。民力殫竭，而盜賊起於困窮矣；將帥非其人，則仇敵
外縱，釁孽內生，而技枝傷心之禍萌矣。……誠得賢士舉而任之，使盡其積，則天
下之善，何所不進”。他認為，選好人才的關鍵在於人主，如果人主“好暴佞，惡
剛直，則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齷齪而忌英果，則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
對重用人才的必要性和精選人才的重要性提出的正確建議，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後
世的治國者亦有借鑑作用。
第五，他在上書中，還要求裁減冗兵，大興屯田，罷度碟，沒收天下僧尼道士
之產業等開源節流的正確建議。
此外，胡宏還提出了用積極進取之策，加強邊防力量以扼製金人南侵併徐圖進
取的正確意見。對於楊麽的起義軍，他建議實行招撫之策。胡宏說：“楊夭（麽）
為寇，起於重斂，吏侵民急耳！”他指出，那些參加起義的人“本為農畝漁樵之人，
其情不與他寇同，故治之之法，宜與他寇異。”主張用寬厚之策進行招撫，實行分
化瓦解。這樣的建議，說明胡宏在當時不愧是卓識遠見的學者。
三、議論別開生麵 理學獨樹一幟
胡宏的理學思想雖然基本上是對二程學說的繼承，其所探討的主要範疇仍不出
道、理、心、性等內容，然而他對這些範疇的運用和發揮卻表現了許多獨到之處。
（一）性本體論
二程哲學以“理”為宇宙本體，胡宏的哲學理論則是以“性”為本體為其主要
特色。
胡宏論性，不僅指人性而言，他說：“天命之謂性，一性。天下之大本也，堯
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
萬物以成性者也。”（《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又說：“大哉性乎！萬
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德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
者也。”（《知言》卷4，《一氣》）他認為性即是天命，為天下之大本，萬理皆出
於性。因此，這個“性”不僅僅指人性而言。
在性與心的關係問題上，胡宏以性為體，以心為用，認為性是心的本體和本原，
心是性的表現和作用。二者的聯繫表現為“未發”為性，“已發”為心。他說：
“未發隻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五峰集》卷2），心是從性中萌發出來的，沒
有性之體，就不會產生性之用。他又說：“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
不能不動，動則心矣。”（《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為了更明確地說明性
體心用，胡宏又以水和流來比喻心性之關係，他說：“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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