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其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
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譜》）
說他是一位高標準的儒者，應讓他出來做官，如此可以鼓勵知識分子，使之以程頤
為典範，便有助於形成良好的士風。程頤沒有接受任命。次年應詔入京，受命為崇
政殿說書，其職務是教皇帝讀書。當時的哲宗年幼，司馬光等人推薦程頤教他讀書，
共目的是讓哲宗不再奉行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頤就職之前，就給皇帝上奏，提出了
君子應重視“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養，還要經常接近品行高尚，敢
於當麵規勸君主之過失的臣僚。此外，他還提出，要讓給皇帝講書的侍講官坐著講，
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論經筵事劄子》）。上述建議，表現了自孔、
孟以來，儒家學者不遺餘力宣揚“聖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師”自任的本色。就職
以後，他經常以向皇帝講書的機會，借題發揮，議論時政。由於他在君主麵前，敢
於“議論褒貶，無所顧避”，這就一方麵使其名聲越來越大，吸引了許多讀書人紛
紛向他拜師問學，另一方麵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對他的不滿，有人指責程頤“經筵陳
說，僭橫誌分。遍謁貴臣，歷造台諫。騰口閑亂，以償恩仇”。要求把他“放還田
裏，以示典刑“（《道命錄》）。在這種形勢逼迫之下，他隻好上書，自動要求辭
職迴鄉。程頤自1088年起，便基本上脫離了政治生活，在洛陽從事講學活動。盡管
如此，到了1096年，在新、舊兩黨的鬥爭中，因新黨再度執政，他仍被定為反對新
黨的“奸黨”成員，貶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綿陽市）。交地方官管製起來。後來，
這種打擊又累及於他的兒子和學生。1102年，恢復新法的宋哲宗還下令追毀了他的
全部著作（實際上，由於其著作對鞏固封建統治有用，在其門人保護之下，仍被保
留下來）。程頤在此境遇下，不久病死於家。死後，洛陽地區凡與他有關係的朋友
和門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張繹、範域、孟厚、尹(火享)四人。”（《二程
集》中華書局版第347頁）
二、創立洛學宏聖道 傳經授業為人師
二程不僅是北宋時期開創新儒學的“五子”之一，他們所創立的“洛學”，還
使理學具有了完整的形態，因而又是宋明理學的實際創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讀聖賢之書。《宋史·道學傳》說：“程顥自十五六時，與弟
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誌。泛濫於諸家，出人於老釋
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學者。”後來，兄弟二人終
於成一代儒學大師，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紛紛拜師於其門下。二人不僅竭盡全力
為之傳道受業，並開創了自己的學派——洛學。程頤年輕時在太學一舉成名，20餘
歲就開始接納門生，教授儒學。程灝自詡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
任。”（《二程集》第638頁）文彥博稱大程子“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
旁經，誌將以斯道覺斯民。”（同上第640頁）程穎於1072年退休迴鄉，便同其弟住
在一起，二人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
人得所欲”。由於兄弟二人長期講學於洛陽，其所形成的學派才被稱為“洛學”，
這個學派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響。
關於“洛學”興起的情況，範祖禹作了如下記載：
先生（程顥）以親老求為間官，居洛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
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裏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
己而明於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道
不傳，後世之士不循之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
聖人千有餘歲，發有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
誌定而言勵，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其學者
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伊洛淵源錄》卷2《門人朋友敘述》）
上麵的記載，概括了“洛學”的興趣及其特點，同時還指出了程穎作為一代儒
學宗師的學問、道德風貌和師表範式。
“洛學”在學風上不像兩漢以來的儒生那樣，隻埋頭於對儒家經典的訓詁考釋，
而是著眼於根本，追尋其精神實質，著重於對儒學經典之精妙奧義的探索與發掘，
抓住關鍵，“直睹堂奧”，從而達到了“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的目的。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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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譜》）
說他是一位高標準的儒者，應讓他出來做官，如此可以鼓勵知識分子，使之以程頤
為典範，便有助於形成良好的士風。程頤沒有接受任命。次年應詔入京，受命為崇
政殿說書，其職務是教皇帝讀書。當時的哲宗年幼，司馬光等人推薦程頤教他讀書，
共目的是讓哲宗不再奉行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頤就職之前，就給皇帝上奏，提出了
君子應重視“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養，還要經常接近品行高尚，敢
於當麵規勸君主之過失的臣僚。此外，他還提出，要讓給皇帝講書的侍講官坐著講，
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論經筵事劄子》）。上述建議，表現了自孔、
孟以來，儒家學者不遺餘力宣揚“聖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師”自任的本色。就職
以後，他經常以向皇帝講書的機會，借題發揮，議論時政。由於他在君主麵前，敢
於“議論褒貶，無所顧避”，這就一方麵使其名聲越來越大，吸引了許多讀書人紛
紛向他拜師問學，另一方麵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對他的不滿，有人指責程頤“經筵陳
說，僭橫誌分。遍謁貴臣，歷造台諫。騰口閑亂，以償恩仇”。要求把他“放還田
裏，以示典刑“（《道命錄》）。在這種形勢逼迫之下，他隻好上書，自動要求辭
職迴鄉。程頤自1088年起，便基本上脫離了政治生活，在洛陽從事講學活動。盡管
如此，到了1096年，在新、舊兩黨的鬥爭中，因新黨再度執政，他仍被定為反對新
黨的“奸黨”成員，貶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綿陽市）。交地方官管製起來。後來，
這種打擊又累及於他的兒子和學生。1102年，恢復新法的宋哲宗還下令追毀了他的
全部著作（實際上，由於其著作對鞏固封建統治有用，在其門人保護之下，仍被保
留下來）。程頤在此境遇下，不久病死於家。死後，洛陽地區凡與他有關係的朋友
和門生都不敢去送葬。“故祭文惟張繹、範域、孟厚、尹(火享)四人。”（《二程
集》中華書局版第347頁）
二、創立洛學宏聖道 傳經授業為人師
二程不僅是北宋時期開創新儒學的“五子”之一，他們所創立的“洛學”，還
使理學具有了完整的形態，因而又是宋明理學的實際創立者。
二程兄弟自幼熟讀聖賢之書。《宋史·道學傳》說：“程顥自十五六時，與弟
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誌。泛濫於諸家，出人於老釋
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學者。”後來，兄弟二人終
於成一代儒學大師，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紛紛拜師於其門下。二人不僅竭盡全力
為之傳道受業，並開創了自己的學派——洛學。程頤年輕時在太學一舉成名，20餘
歲就開始接納門生，教授儒學。程灝自詡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
任。”（《二程集》第638頁）文彥博稱大程子“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
旁經，誌將以斯道覺斯民。”（同上第640頁）程穎於1072年退休迴鄉，便同其弟住
在一起，二人日以讀書勸學為事，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
人得所欲”。由於兄弟二人長期講學於洛陽，其所形成的學派才被稱為“洛學”，
這個學派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具有重大的影響。
關於“洛學”興起的情況，範祖禹作了如下記載：
先生（程顥）以親老求為間官，居洛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
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裏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
己而明於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道
不傳，後世之士不循之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
聖人千有餘歲，發有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
誌定而言勵，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其學者
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伊洛淵源錄》卷2《門人朋友敘述》）
上麵的記載，概括了“洛學”的興趣及其特點，同時還指出了程穎作為一代儒
學宗師的學問、道德風貌和師表範式。
“洛學”在學風上不像兩漢以來的儒生那樣，隻埋頭於對儒家經典的訓詁考釋，
而是著眼於根本，追尋其精神實質，著重於對儒學經典之精妙奧義的探索與發掘，
抓住關鍵，“直睹堂奧”，從而達到了“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的目的。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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