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用兵行師，創法立製，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
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鑑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
未有如《通鑑》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
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
“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
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這部歷史名著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座豐碑，司馬光也不愧是一位劃時代的偉大歷史
學家，直到今天，《資治通鑑》仍然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和史學研究價值，繼續閃
耀著它的智慧之光。
四、列“六先生”之目 創建理學有地位
司馬光不僅是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和中國古代傑出的大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
很有名氣的儒學大家。朱熹在《六先生畫像讚》中把他和周敦頤、程顥、程頤、邵
雍、張載同尊為北宋理學“六先生”。由此可見，在理學形成和發展的初期階段，
司馬光是居於重要地位的開創人之一。隻是由於他長期從事政治活動，在學術上也
主要是篤誌於史學研究，對理學的貢獻不及其他“五先生”那樣宏富精深。然而，
他在經史的研究中，在其政治實踐和為人處事中完全是以一個儒家的身份出現於歷
史舞台之上的。況且在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視的。全祖望
在《宋元學案》卷首的《序錄》中說：“小程子（程頤）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
邵、張三人耳。”
按照儒家的標準來看，在北宋的重要人物中，司馬光確實是一位純厚的名儒大
賢。
我們稱司馬光為名儒大賢，可以從很多方麵得到說明。
首先看他的學術思想。無論從《司馬溫公集》所收錄的著作中，還是從《資治
通鑑》中，我們都可以看出這方麵的內容。司馬光一生著作很多，除《資治通鑑》
及其他史學著作之外，儒學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致知在格物論》，《中和論》，
《孝經指解》，《易說》，《注繫辭》，《注太玄經》，《揚子淺釋》，《迂書》，
《潛虛》，《大學中庸義》，《原命》，《說玄》等等。他退居洛陽的15年期間，
同程顥、程頤、邵雍等理學家往來密切，在學術活動中相互交流思想，共同從事義
理之學的研究，上麵舉出的那些著作，就是他在這個時期除《通鑑》之外的主要著
作。綜合起來看，他的理學思想主要表現於以下幾方麵。
（一）“天命論”思想。司馬光也相信“天命”，他說：“天者，萬物之父也。”
“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迂書·士則》）在
他看來，天是有意識的主宰者，因為他能賞善罰惡。所以人類隻能奉天行事，才能
免禍致福。他還說：“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
必得天刑。”（同上）認為人的貧富智愚都是上天安排下來而不可移易的。然而，
在天人關係上，他並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如他說：“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
非天命也。”（《揚子淺釋》）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天人相濟”和“天人相
助”的觀點。他說：“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斂藏；人力所不及者，天
也，故有水旱螟蝗。”（同上）“天之所不能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為
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迂書·天人》）這說明，在
天人關係上，司馬光也繼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並不完全把一切事情都寄託於天命，
特別是對征服自然的生產活動，他十分強調人的作用。
（二）理學思想。
對於理和氣的關係，司馬光主張以理為本。他說：“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
氣以成體，體以成性，性以辯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
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
遇也。”（《潛虛》）就是說，司馬光把“虛”看做是世界之本原，把物質性的
“氣”看做是產生萬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為“虛”生“氣”，“氣”生萬物，
天地萬物和人、事都根源於“虛”，產生於“氣”。“虛”是根源，“氣”是質料，
再經過演化而成萬物之體，體又各有性、名、行、命。作為萬物之本原的“虛”，
是指無形無象的精神本體，這個精神本體實質上就是理學家們所說的“理”。在理
</br>
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資治通鑑序》）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
未有如《通鑑》者。”清代大史學家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
不可不讀之書”（《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
“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
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這部歷史名著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座豐碑，司馬光也不愧是一位劃時代的偉大歷史
學家，直到今天，《資治通鑑》仍然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和史學研究價值，繼續閃
耀著它的智慧之光。
四、列“六先生”之目 創建理學有地位
司馬光不僅是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和中國古代傑出的大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
很有名氣的儒學大家。朱熹在《六先生畫像讚》中把他和周敦頤、程顥、程頤、邵
雍、張載同尊為北宋理學“六先生”。由此可見，在理學形成和發展的初期階段，
司馬光是居於重要地位的開創人之一。隻是由於他長期從事政治活動，在學術上也
主要是篤誌於史學研究，對理學的貢獻不及其他“五先生”那樣宏富精深。然而，
他在經史的研究中，在其政治實踐和為人處事中完全是以一個儒家的身份出現於歷
史舞台之上的。況且在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視的。全祖望
在《宋元學案》卷首的《序錄》中說：“小程子（程頤）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
邵、張三人耳。”
按照儒家的標準來看，在北宋的重要人物中，司馬光確實是一位純厚的名儒大
賢。
我們稱司馬光為名儒大賢，可以從很多方麵得到說明。
首先看他的學術思想。無論從《司馬溫公集》所收錄的著作中，還是從《資治
通鑑》中，我們都可以看出這方麵的內容。司馬光一生著作很多，除《資治通鑑》
及其他史學著作之外，儒學思想的著作主要有：《致知在格物論》，《中和論》，
《孝經指解》，《易說》，《注繫辭》，《注太玄經》，《揚子淺釋》，《迂書》，
《潛虛》，《大學中庸義》，《原命》，《說玄》等等。他退居洛陽的15年期間，
同程顥、程頤、邵雍等理學家往來密切，在學術活動中相互交流思想，共同從事義
理之學的研究，上麵舉出的那些著作，就是他在這個時期除《通鑑》之外的主要著
作。綜合起來看，他的理學思想主要表現於以下幾方麵。
（一）“天命論”思想。司馬光也相信“天命”，他說：“天者，萬物之父也。”
“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迂書·士則》）在
他看來，天是有意識的主宰者，因為他能賞善罰惡。所以人類隻能奉天行事，才能
免禍致福。他還說：“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
必得天刑。”（同上）認為人的貧富智愚都是上天安排下來而不可移易的。然而，
在天人關係上，他並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如他說：“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
非天命也。”（《揚子淺釋》）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天人相濟”和“天人相
助”的觀點。他說：“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斂藏；人力所不及者，天
也，故有水旱螟蝗。”（同上）“天之所不能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為
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迂書·天人》）這說明，在
天人關係上，司馬光也繼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並不完全把一切事情都寄託於天命，
特別是對征服自然的生產活動，他十分強調人的作用。
（二）理學思想。
對於理和氣的關係，司馬光主張以理為本。他說：“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
氣以成體，體以成性，性以辯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
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
遇也。”（《潛虛》）就是說，司馬光把“虛”看做是世界之本原，把物質性的
“氣”看做是產生萬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為“虛”生“氣”，“氣”生萬物，
天地萬物和人、事都根源於“虛”，產生於“氣”。“虛”是根源，“氣”是質料，
再經過演化而成萬物之體，體又各有性、名、行、命。作為萬物之本原的“虛”，
是指無形無象的精神本體，這個精神本體實質上就是理學家們所說的“理”。在理
</br>